殷煥先

殷煥先（1913～1994）字孟非，別號居養室客，筆名齊中、徐茲。

1936年入中央大學中文系，師從馬宗霍、趙少鹹等先生。1940年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羅常培、唐蘭、王力、袁家驊等先生。後曾任教於西南聯大、北京大學、雲南大學、四川大學、山東大學等。歷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音韻學會理事、學術委員、顧問，山東省語言學會理事長，山東省方言研究會理事長，古文字研究會理事長，《中國語文》編委，《文史哲》創辦者之一及編委，《語言研究》（中國科學院語言所）編委，《學術月刊》特邀編委，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兼職研究員，華中理工大學語言研究所客座教授，山東省方言普查委員會副主任，山東省方言志主編，《經籍纂音》執行主編，山東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山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教研室主任、教授等。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以音韻、文字方面為最突出，在文字改革、方言調查、推廣普通話和語言教學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績。

殷煥先先生生於清亡以後，但其家學淵源深厚，其叔父德仁公為前清舉子業出身，舊學根底甚好，先生幼年即在叔父的嚴厲督責下開始了經史子集的舊學啓蒙，為他的人生道路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他的中小學都是在南京就讀，青少年時期又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薰陶。

1936年，殷煥先以國文、數學都是滿分的優異成績考入原中央大學中文系，受教於馬宗霍、汪東、汪闢疆、胡小石、吳梅、繆風林、趙少鹹等國學大師。中央大學的學術空氣趨於傳統，殷煥先戲稱為“四庫派”，但也正由於此而造就了他深厚的舊學功力。

大學畢業後，殷煥先考取了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又稱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專攻語言學。研究所的正副所長分別是傅斯年、鄭天挺兩位史學大師，而西南聯大語言學有羅常培、王力、唐蘭、袁家驊這四大導師。當時實行正副導師制度，羅常培先生是殷先生的正導師，唐、袁先生是副導師，王力先生算是校外導師（清華大學）。兩位所長鼎鼎有名不必説，這四大導師可以説都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史上頂尖級的、具有開創意義的大師級人物。今天看來，如果能受到其中任何一位的點撥亦可謂“三生有幸”了，而殷先生卻均得了他們的面授親傳。他深厚的語言學術素養和日後的成就是與此分不開的。

殷煥先在研究生期間及畢業後，曾先後在西南聯大和四川大學任教。但其學術生命從總體上還應説是貢獻給了山東大學，因為他在山大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人生，直至去世，也就是説山大百年曆史，殷先生伴隨了近50年。

1946年因抗戰而流亡的山東大學在青島覆校，33歲的殷先生從四川應聘至山大任副教授（1952年升任教授），成為抗戰勝利後重建山大的首批元老人物，直至81歲去世。50年代號稱山大文史見長的黃金時代，山大文史兩系各有七八位三級以上蜚聲海內外的名教授，殷先生便是這眾多亮星之一，他們一起共同創造了華崗校長領導下50年代的學術輝煌。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哲》雜誌的創始人之一，任編委常委兼秘書，同時兼任《中國語文》、《語言研究》、《學術月刊》等多家著名學術刊物的特約編委。鑑於他在語言學界的學術成就和名望，全國最高語言學術研究結構——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特聘他為兼職研究員。先生和當時語言所的研究員羅常培、呂叔湘、丁聲樹、陸志韋、李榮等學術大師一道，為新中國的語言學術建設，做出了篳路藍縷的開創性貢獻，比如後來成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漢語文應用標準的《漢語拼音方案》和《漢字簡化方案》等，都滲透着老一代語言學家們的心血和汗水。1957年那場政治風暴不幸把他從學術峯巔卷落下來，接下來便是20多年的不公正待遇。1978年沐浴着全國撥亂反正的春風，這位已年向古稀的老人，才又煥發出夕陽燦爛的學術青春。

1994年11月19日，因癌症病逝。

作為一位語言學家，一生髮表學術論文上百篇，自著及主編專著十餘部。綜觀其論著內容，我們發現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融古貫今，既博且精，幾乎涵蓋了漢語言文字學的方方面面！我曾根據其發表論著內容實際所涉及的範圍，將先生的學術成就大致概括為7個方面：1．音韻學，2.文字學，3.訓詁學，4.現代漢語方言學，5.現代漢語語法學，6.現代漢語語音學，7.語文規範化和現代化研究。研究視野如此廣闊，這是後來的語言學家鮮能企及的。

在音韻學方面著有《釋“通塞”》（山東大學，1978年）、《上古去聲質疑》（山東大學，1980年）、《破讀的語言性質及其審音》（《山東大學學報》語文版1963年第1期）、《音韻學講義》（山東大學，1956年）、《古韻學講義》（山東大學，1948年）、《〈切韻序〉〈音辭篇〉註釋》（山東大學，1978年）、《方言與音韻》（《東嶽論叢》1980年第1期）、《字調和語調》（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等。認為探求“支、脂、之”三韻有別的原因，可從“語言避忌”的角度來考慮；重視《切韻》本身組織考證的內證。

對學術界所構擬的上古音（周秦音）“聲調系統”大膽地提出質疑。認為“（上）古無去聲説”與古文獻所反映的事實是格格不入的。因為，上古的“去聲”作為一個音類是存在的，這一點連主張古無去聲的人也不得不承認。

他的《反切釋要》（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書，是他為了將作為“絕學”的音韻學變成“通學”，使之通俗化所做的一大貢獻。 該書是在《反切釋例》（《中國語文》1962年第8、9期）、《反切續釋》（《山東大學學報》語文版1963年第4期）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他為了讓人們能夠掌握反切方法，在書中首先舉一些能直接切出正確讀音的例子説明反切的根本原則，然後再把不能直接反切出正確讀音的情況分類進行解釋，共分為20類。該書運用語音演變的規律，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對反切進行解釋，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學術界的重視。《聯綿字簡論》（1980年）及《聯綿字的性質、分類及上下兩字的分合（聯綿字簡論之一）》（《山東大學文科論文集刊》1979年第2期）、《聯綿字簡論之二》（《山東大學學報》語文版1980年第1期）是他多年研究古文獻中的聯綿字的成果。認為聯綿字對研究古音、古義的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很可寶貴的材料。

在方言調查、文字改革等方面，除常年開設方言學、文字改革等課程外，他還著有《推廣普通話運動中的方言調查工作》（《文史哲》1956年第1期）一文，對方言調查在普通話推廣與教學中的意義做了説明，並提出了一些簡易可行的調查方法。他的《漢字的組形和漢字的簡化》（《山東大學學報》語文版1963年第2期）、《談詞語書面形式的規範》（《中國語文》1962年第6期）、《漢字改革和漢字規範化》（《文史哲》1956年第7期）、《漢字簡化中的“系統”和“類推”問題》（《文史哲》1955年第11期）、《漢字平議》（山東大學，1980年）等論著，是他在文字改革、漢字的整理與教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建設性意見，提出了漢字的“構形觀”、漢字的“發展觀”和識字教學的“千字觀”。另外，他還為推行“暫擬系統”而撰寫了《談連動式》（《文史哲》1954年第1期）、《句子形式做謂語》（《語文學習》1954年第1期）、《複雜的謂語》（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法和語法教學》論文集，1956年）等文章。

聯綿字研究，今屬詞彙學，古屬訓詁學。殷先生在40年代讀研究生時就將聯綿字列為自己的研究課題，花大氣力，窮搜博覽，寫下了《駢詞通釋》長篇論文。從那時起，他就力圖建立一個科學嚴謹的聯綿字研究體系，只是由於研究領域的廣闊，早年尚未來得及以之為專攻，後來便因政治的原因而中斷了。

1979年，先生恢復工作後不久便發表了《聯綿字的性質、分類及上下兩字的分合》（載《山東大學文科論文集刊》1979年第2期）一文。直至此時先生才逐步將自己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公諸學界，這是他自己研究體系的組成部分。 1987年《語文導報》第4期發表李國正《聯綿字研究述評》一文，説：“殷先生用大量材料證明了聯綿字並非不容分割……承認這些事實，就意味着現行有關聯綿字的一整套理論和研究框架的解體和重建。因此，相當一部分學者寧肯視而不見，置若罔聞。”這足以見文章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建樹。

他關於聯綿字的文章還有《逍遙釋義》《聯綿字的書寫》《聯綿字和古音》等，進一步探討聯綿詞相關方面的問題，尤其著名的是《聯綿字簡論》。1994 年，在癌細胞正將他的生命吞噬殆盡的最後關頭，他仍然牽掛着自己一字一字書寫修改和謄清定稿的《聯綿字簡論》。1999年山東省語言學會《語海新探》出版第四輯，為了紀念先生，便把《聯綿字簡論》收入該輯，即書前第1—67頁——這也總算變成鉛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