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當道教

強調忠孝倫理、三教融合為主要特徵的”一種道教派別。

武當道教，指以湖北武當山為傳播中心的道教。武當山以敬奉“真武大帝”而得名，是真武大帝修煉得道之地。

早在唐貞觀年間，均州太守姚簡就在山中起建五龍祠，自後，歷代對武當山殿字都進行了修建。明代，崇奉真武，尋訪張三丰，大力營建武當宮觀，武當道教鼎盛。

武當還是歷代仙真高道的隱修勝地，如呂洞賓、陳摶、張守清、張三丰等。在武當傳衍過的宗派有；上清茅山派，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茅山清貞觀道士孫元政來居武當，傳授上清經法，開武當五龍之派脈；清微道，元初道士張道貴等師清微宗師黃舜申，得清微上法，開武當清微派；明初，全真龍門道士邱玄清入武當，得受三豐先生之道，傳內家拳技、重視內丹修煉，世稱武當道。

在武當傳行的正一，全真諸派，雖名有經法相傳，但均奉真武大帝，從而構成具有特色的武當道教。白雲觀所藏《諸真宗派總簿》中列有與武當道教有關係的道派有：真武玄武派(《全真須知》作真武派)、榔梅派(即孫碧雲所傳武當派)和三豐先生所傳三豐諸派。今在武當傳行的有龍門派、武當玄武派、正一清微派。

真武，即元武，“元”通“玄”，故又名玄武。宋真宗趙恆因避所尊聖祖趙玄朗名諱，改玄武為真武，尊為“佑聖帝君”，沿襲至今。據《真武本傳神咒妙經》記，玄武是太上老君八十二化身，於遠古黃帝時，降為淨樂國太子，後經其師紫元君超度，到武當山修煉42年，功成道滿，昇天成神，被玉皇大帝封為“玄天上帝”等，鎮守北方，因此，武當山被道教尊為玄天真武上帝的修煉聖地。

武當山在春秋至漢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活動場所，許多達官貴人到此修煉。諸如：周大夫尹喜，漢武帝的將軍戴孟，著名方士、煉丹家馬明生、陰長生曾隱此山修煉。東漢末期道教誕生後，武當山逐步成為中原道教活動中心。

漢末至南北朝時，由於社會動盪，數以百計的士大夫或辭官不仕、或棄家出走，雲集武當辟穀修道。同時，出現了有關真武的經書。晉朝的謝允、徐子平，南北朝的劉虯等均棄官入山修煉。《誓願文》記，被佛教尊為“天台宗三祖”之一慧思，六朝時入武當山訪道。《神仙鑑》記，蜀漢軍師諸葛亮曾到武當山學道。房中甫撰的《揚帆美洲三千年》記：在美洲秘魯的山洞內發現一尊手提銅牌的五世紀造的裸體女神像，銅牌上鑄着“武當山”三個漢字。可見，在南北朝時，武當山已流傳海外了。

隋唐時期，武當道場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進了武當道教的發展。李唐自稱為老子的後裔，認為老子是李唐的祖宗，便扶持和崇奉道教，使之成為三教（儒、釋、道）之首。而使武當道教受到皇室重視的還是姚簡。唐貞觀年間，天下大旱，飛蝗遍地，皇帝下詔於天下名山大川，俱未感應。武當節度使姚簡奉旨在武當山禱雨而應，敕建五龍祠，這是皇帝在武當山敕建的第一座祠廟。此時，許多著名高道隱居武當山修道，如：姚簡、孫思邈、陶幼安、呂洞賓等。唐末，武當山已被列為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

宋元時，由於封建統治者極力推崇和宣揚武當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斷提高，促使武當道教的形成和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擴大。宋真宗趙恆於天禧二年（1018），加封真武號為“真武靈應真君”，令建祠塑像崇祀，將五龍祠升為觀。宋仁宗趙禎推崇真武為“社稷家神”，並建真武廟塑像崇祀。徽宗、寧宗、理宗等都為真武封號，虔誠祭祀。著名道士鄧若拙、房長鬚、謝天地、孫寂然等入山修道，宣傳道徑，使武當道教得到進一步發展。

元朝時，道教深受元朝統治者的恩寵，武當山成為元朝皇帝“告天祝壽”的重要道場，武當道教得到充分發展。在民間，朝山進香信士很多，香火很旺。“三月三真武聖誕節士女會者數萬，金帛之施，雲委川赴”。著名道士汪真常、葉雲萊、張守清等迅速發展教團組織，武當道教的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武當山成為與天師道本山龍虎山齊名的道教聖地。

明代，武當山一直被歷代皇帝作為“皇室家廟”來扶持，並把武當真武神作為“護國家神”來崇祀，武當山的地位昇華到“天下第一仙山”，位尊五嶽之上，成為全國道教活動中心，呈現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崇奉真武神，為後裔諸帝崇奉真武神奠定了基礎。把武當道教推向全盛的皇帝則是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就藩北京，鎮守北方。朱元璋去世後，其長孫朱允炆繼位。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興“靖難之師”，一舉奪取他侄兒朱允炆的政權。為鞏固政權，朱棣自稱真武保佑他和他父親取得天下，他為報神恩，於永樂十年（1412）遣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

沐昕、禮部尚書金純、工部右侍郎郭璡在元代舊址上建成9宮9觀等33處廟宇。繼成祖後，明英宗朱祁鎮 ^[1]  也非常信奉“真武道教”。明世宗朱厚熜更是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遣臣率湖廣軍民在武當山進行大規模重建和擴建，使武當道教宮觀空前宏大。明朝皇帝為直接統治武當道場，自成祖始，歷代都遣內臣（太監）和藩臣提督武當山的一切事務，直接對皇室負責。成祖從全國欽選400名道行高著的道士到武當山辦道，又從中欽選23名德高望重的道士授為正六品提點，具體管理各大宮觀。同時，把武當山數百里山場賞賜道教，調555名（户）犯人到此耕種，供贍道士。永樂至隆慶年間（1403——1572）曾遣22名內臣、48名藩臣住山提督，欽授予提191名，分管各宮觀。到嘉靖（1522——1566）時，全山各大宮觀有道士少則三四百人，多則五六百人，全山有道官、道眾、軍隊、工匠等一萬餘人。朝武當者人流不絕。明代張開東在《大嶽賦》中描述其盛：“踵磨石穿，聲號山裂。”可見當時的繁榮景象。

清代統治者偏重佛教，不重視道教，因此，武當道教日趨衰落。但在民間，各地信士到武當山的進香活動仍舊十分興盛。民國時，國民黨地方政府曾準備開發武當山，但由於國家動亂，資金不足，武當山更加衰敗。到解放前，到處是破廟殘基，狼藉一片。教團組織日衰，宗教活動幾乎停止。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武當道教發生了很大變化。道眾們恢復了正當的宗教活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武當道教協會組織，制定了《武當山道教協會章程》和各宮觀管理制度，國務院把紫霄宮、太和宮收歸武當山道協管理，並作為重點宗教活動場所對外開放；1997年，湖北省政府將五龍宮、清微宮、瓊台中觀移交武當山道協管理。道教活動井然有序。武當道人在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武當山道協負責人先後被選為丹江口市、十堰市政協副主席，湖北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武當山道協成立以來，投資上千萬元，對太和宮、紫霄大殿、御碑亭、禹跡池、瓊台中觀等古建築進行了大規模的維修，使之煥然一新。加強道教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1992年9月，成功舉辦了“中國武當道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外道教學術研究機構的中外專家出席了會議；與相關學術研究機構聯合出版了《武當道教史略》、《仙山武當》、《名勝精典——武當》、《黃帝內經十二經脈》、《武當山神韻》（VCD）等書籍和光碟，大大促進了武當道教對外影響。同時，武當山道協不斷與意大利、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以及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中國澳門地區等地區的道教組織進行道教文化交流和武當武術交流，擴大武當道教在海內外的影響，使武當道教文化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