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評傳

《歐陽修評傳》以時為經，以事為緯，較全面展示傳主飽經憂患、守正不阿的一生，併力圖將傳主的政治、文學、經學和史學思想及其在其他各個領域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缺憾，置於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予以審視，並站在時代的高度就傳主的言行作出公正通達的評價，從而凸現傳主在北宋中期政治大變革和詩文革新過程中的光輝業績、地位和影響。 ^[3]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歐陽修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該書論述較為完備，資料翔實。作者從繁多分散的材料中提挈出歐陽修各方面成就的精要，加以系統闡述。例如歐陽修的政治思想，他本人曾在各種情況下不斷表述，但從未作過整體論説，而由於被文名所掩，他的政治思想又常常受到忽視，少見論述。在《歐陽修的政治思想與實踐》這一章中，作者從歐陽修愛民這一角度入手，整理出其政治思想體系。歐陽修出身寒族，瞭解民生疾苦，入仕後以愛民為懷。愛民，在以農為本的農業社會，歸結為愛農。故針對農村凋敝、國家財用匱乏的現象，歐陽修提出為政之本以務農為先，務農之方須節用以愛農。其仁民愛物之心，實出自儒家民本思想。故其為官力行寬簡，不忘便民。他認為救民疾苦，擇吏為先，故針對冗官現象提出建立按察之法，退不肖而進賢，廣開進賢之路。進賢又須以養賢。培育人才為先，故提倡興教辦學，因材施教。救民疾苦，須革除弊政，匡世救時，故歐陽修始終抨擊朝廷上下因循之習，常提出具體措施。但他又考慮到便民，主張穩當慎重，故與王安石變法主張取徑不同。根據作者的闡述，讀者瞭解到愛民是歐陽修政治思想的基礎與中心，從而認識其積極意義。

該書感情洋溢，評斷公允。歐陽修作為文化偉人，其人品人格享譽一世，感動後人。為這樣一位具有高尚人格、鮮明個性的人物作傳，如果嚴守客觀性寫作的要求，恐怕反而不易為文，難以感染讀者。司馬遷《史記》之所以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他在不少人物傳記中寄寓了濃烈的個人感情，表現出同情心，這應是一個重要原因。現代人撰寫傳記作品，顯然仍應重視《史記》的典範作用。在該書《後記》中，作者説自己多年前就“深為歐陽修公忠謀國，忘身履危，守正不阿，獎掖後進的高風亮節所感動”，於是萌發了為歐陽修撰寫傳記的念頭。因此，書中對歐陽修的欽敬之情常溢於言表，就是很自然不過的事了。歐陽修個性剛正，不顧仇怨，屢遭毀謗，“盜甥案”“長媳案”是典型的事例。敵對者挾私報復，污衊歐陽修與親屬有暖昧關係，使歐陽修蒙冤受屈。但此二事很快即得朝廷辨明，已有定論，當時及稍後的宋人公私文獻記載大都證實歐陽修確受誣陷，然而後人不免仍有事出不會無因的想法。事關人格大端，作者引據文獻，為歐陽修辨誣，言辭周密嚴正，憤怒指斥政敵“蓄意往歐陽修臉上抹黑”，高呼“是可忍孰不可忍”，義形於色。宋代政治鬥爭激烈，其間固然有政治見解的不同，但有時也不排除有品格邪正的區分。因此，作者對歐陽修敵對者的一些卑劣言行加以斥責，義憤填膺，其情感其辭氣是合乎實際的。當然，作者在寄予同情心的同時，並沒有背離客觀性的原則，而是使同情心和客觀性得到統一，達到了公允這一似易實難的傳記作品寫作標準。從根本來説，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批判繼承的原則，這正符合“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撰著的主要指導思想。 ^[4] 

黃進德（1932年—2023年1月），上海人，歷任蘇北師範專科學校助教、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參與國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華大典》，先後任《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副主編、《文學典》副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分典》主編，1997年退休。 ^{[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