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中鵠

清道光二十九年生。祖居瀏陽普跡青龍頭 ^[1]  ，後遷到瀏陽縣城營盤巷。

歐陽中鵠於同治十二年（1873）中舉，第二年考授內閣中書，受户部主事譚繼洵之聘，教其子嗣襄、嗣同。光緒九年(1883)，歐陽中鵠進京參加會試未中，返回故里後，譚嗣同、唐才常又拜其門下就讀。歐陽中鵠知識淵博，充任過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擔任過眾多青年才俊的塾師。譚嗣同稱其學問“實能出風入雅，振前賢未墜之緒”。

歐陽中鵠推崇變革，曾發表“變法之論”。在接到譚嗣同“興算學”的信函後，歐陽中鵠即着手籌辦算學館。此舉遭到了瀏陽頑固守舊分子的強烈反對。歐陽中鵠遂與唐才常、劉善涵等商議，會聚同仁集資，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瀏陽文廟後山奎文閣開辦算學社。

隨着維新運動在全國各地的展開，此時湖南的變法改革已進入高潮。可歐陽中鵠卻對譚嗣同“盡變西法”的主張產生了異議，一改其初衷，變得消極起來。

光緒二十四年，歐陽中鵠進京纂修《會典》。二十九年授廣西思恩知府。旋調省署，總辦文案。三十一年，授平樂知府。平樂多瑤族，地瘠民窮。首領下令，生兩孩者棄其一，生三孩者棄其二。人心惶恐。歐陽中鵠到任後，先曉以大義，繼設平糶，通貿易，置學校，教之以文字。“未期年，成效大著”。時有詩曰：“瑤人拜舞桂人歌，捷報流傳美政多”。光緒三十四年，歐陽中鵠調任桂林知府。宣統二年（1910）補授廣西提法使。次年病故，終年62歲。其遺作有《瓣姜文稿》傳世。

其子歐陽自耘，字笠耕，精通音律，娶劉人熙之女劉倚霞，劉氏能詩能畫並通曉中醫，婚後生有一子，即歐陽予倩，歐陽予倩之子歐陽山尊後任北京人藝副院長。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被清皇朝寄予厚望的湘軍北上出關應戰，到第二年初，卻被殺得人仰馬翻、丟盔棄甲。數月之後，消息傳到瀏陽，瀏陽人深感憂慮和悲憤。就在此時，歐陽中鵠收到了一封兩萬餘字的長信。

這封信來自歐陽中鵠的學生譚嗣同。

在這封長信中，譚嗣同陳述了中國所面臨的深重的民族危機。他認為造成這種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士、民各階層的沉迷不醒：官則貪贓枉法，虐待百姓；士則空談氣節，虛驕無實；民則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變西法，開風氣，育人才。他認為，中國之積弱，首先在人才不濟，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桎梏，尤其是唐以來的科舉取士制度極大地限制了民智的開化，束縛了人才的成長。因此，他主張“變法必先從士始，從士始必先變科舉，使人人自佔一門，爭自奮於實學”。他認為，當前保守勢力佔據上風，變法先可“小試於一縣”，並提議從算學、格致開始。因為“算學為中國所本有”，格致“亦雜見於古子書中”，實施過程中阻力要小一些；且經費來源有限，規模開始不可太大，可先立算學館，“而置格致為後圖，以待經費之充足”。

中鵠讀到這封信之後，身心為之一振。立即加以批改，請人印成單行本廣為傳發，這就是著名的《興算學議》。

不久，譚嗣同和唐才常回到了瀏陽，歐陽中鵠的家成為了他們聚會的場所。

他們徹夜不眠商議，四處奔波謀劃，制定了算學館《開創章程》、《經常章程》和《原定章程》、《增訂章程》，選定了瀏陽文廟後山奎文閣為社址，邀約了包括歐陽予倩父親在內的十六人，每人出資五十緡（一千文為一緡），一所完全新型的學校、中國第一個數學館——“算學社”終於開辦了。

算學社裏，譚嗣同親自授課，講述算學的用途，並從中灌輸變法思想，瀏陽的教育開始步入近代化的進程而充滿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