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繼洵

譚繼洵，道光三年（1823）生，二十九年中舉人，咸豐十年（1860）成進士。同治十三年（1874）官户部員外郎。次年轉户部郎中。旋監督坐糧廳，駐通州，主辦驗收漕糧、催督轉運等事務。光緒三年（1877）由譚鍾麟薦於左宗棠，得由京官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加二品銜。後擢甘肅按察使、布政使。十五年升任湖北巡撫。在政期間，人稱辦事唯謹。湖廣總督張之洞辦事專斷時，他也不敢違抗。

中日甲午戰爭後，維新變法思潮激盪，譚繼洵思想偏於保守。湖廣總督張之洞每約其聯銜陳奏新政，皆謝不敏，與張之洞論事每多相左。其子嗣同，鋭意維新，父子間意見亦不合。譚嗣同和唐才常倡導變法，計劃在瀏陽設立算學格致館，推廣新學，唐才常與劉善涵曾婉請其出名首倡，藉資號召，而譚繼洵表示：“守老氏之寶，不欲為天下先。”張之洞條陳新政時，也不予會銜。“百日維新”期間，為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所參劾，在所奏不稱職官僚折中，指出：“即湖北巡撫譚繼洵守舊迂拘，雖人尚無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等即不逢裁缺，亦當分別罷斥，或優之聽其告休。”及至譚嗣同以主張變法得入軍機，譚繼洵又疏薦宋育仁為人才，但奏入時已發生政變。戊戌政變發生後，譚嗣同遇害，譚繼洵被連坐革職，勒令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1901年10月23日）憂懼而卒。

譚繼洵出生於瀏陽東鄉天井坡，6歲時父親譚學琴病卒，拋下夫人毛氏和兒女七人，家道驟然中落，景況極為悽慘。其母悲之痛，又念膝下煢煢無依，常一慟昏絕，舉室環哭，聞者墮淚。13歲的長兄譚繼升擔當起了家庭的重任。繼洵小時體弱多病，長兄譚繼升予以照看，體恤周至。稍長，得咯血癥，長兄求醫調藥，日夜驚擾，甚於己疾。到入學年齡，又為之聘請老師，教授功課，嚴加督責。在長兄的教育下，繼洵聰明勤奮，學業進步很快，20歲時補為縣學附生。七年後，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於長沙鄉試考中舉人，時年27歲，成為瀏陽譚氏宗族有史以來第一個青年舉子。 ^[1] 

譚繼洵考中舉人之後不久，就面臨太平天國戰亂，他沒有像當時許多湘籍士大夫那樣，去投筆從戎，建功立業，仍是循規蹈矩，一心走科舉之路。在此後十年之中，他在瀏陽等地以教私館為生，同時積極準備參加會試。咸豐九年（1859年）三月，譚繼洵赴京參加會試，得中貢士；次年四月補殿試，考中三甲八十六名，賜同進士出身。學習期滿後，補授户部廣西司主事，由此開始了長達四十年的官宦生涯。譚繼洵成為京官後，即移居京師闌眠衚衕，攜長子嗣貽隨侍。徐夫人也於同治二年（1863年）攜二女一子赴京，譚家開始在北京定居下來。

譚繼洵在京師户部八旗現審處、井田科、捐銅局、收銅局、捐輸局、軍需局、則例館等處任職17年。此時正值清朝的所謂“同治中興”時期。經過長期戰亂，民生凋敝，財政枯竭。譚繼洵深知時事人生的艱難，處世謹慎，辦事勤勉。“方其初任農曹也，慨然曰：‘農曹者，度支所總，國用民生所繫也。善其職，誠有裨於世，顧非習掌故、達機宜者不能。’於是儲書數萬卷，以資博覽；又採輿論，揆時勢，以變通之。”很快達到了“博綜掌故，精熟食貨”的程度，因而深受上司信任，得以逐級提拔，同治十一年（1872年）升補山西司員外郎，十三年（1874年）升補山東司郎中。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譚繼洵奉旨簡放坐糧廳監督，駐北京通州。直隸通州為南北漕運的終點，每年數十萬石漕糧在此交卸進倉，以供京師王公百官俸廩祿米及八旗兵丁口糧之需。坐糧廳的職責為監督挑挖北河淤淺，催攢北河重、空漕船，督令經紀車户轉運糧米交倉，兼督通濟庫收支輕齎由閘等項銀兩等。坐糧廳監督為清代有名的肥缺，其中營私舞弊、貪污中飽層出不窮，尤以通州交卸漕糧弊病最為突出。繼洵到任後，力加整頓，督促部下按時完成交卸，“涓滴歸公，舉向日積習為之一新。”譚繼洵不避繁難，勤於任事，連續三年受到嘉獎，奉旨以道員用，賞加二品銜。

光緒三年（1877年）八月，譚繼洵補授甘肅鞏秦階道，於次年秋，抵達秦州任上。西北地區自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進軍陝甘到光緒三年收復新疆，持續了整整十年的戰爭，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左宗棠為首，以劉錦棠“老湘軍”為骨幹的西北湘系集團。譚繼洵到甘肅就任後，由於鄉誼和部屬的關係，也很快成為這一集團的中上層成員，受到左宗棠、譚鍾麟的信任和重用。

其時，譚繼洵在秦州的主要任務是迅速安定地方，妥善解決戰後遺留問題，恢復遭到破壞的地方經濟生活。秦州原來就屬於貧瘠地區，長期戰爭之後，更是城鄉殘破，經濟凋敝，民生困苦不堪，形勢十分嚴峻。他上任之後，立即採取幾項措施：一是整頓吏治，減免釐税；二是禁種罌粟，嚴禁鴉片；三是提倡種桑養蠶和種牛痘。四是興修水利。譚繼洵的不憚煩難、孜孜求治，對西北社會經濟的逐漸恢復和民生的安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此，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曾有頗高的評價，他在光緒四年《陝甘兩省鎮司道府年終考語清單》上寫道：“二品銜甘肅鞏秦階道譚繼洵，實心任事，勤慎有為。”後任陝甘總督的譚鍾麟也稱譽説：“該員器識深沈，才具穩練，地方民事吏治均能切實講求，不避勞怨，至綜核精詳，尤各司道所不及。”

光緒九年（1883年）三月一日，譚繼洵升任甘肅按察使，掌管全省司法和吏治。他在任職期間，力避嚴刑峻法，而代之以寬公，以防枉濫。“隴中風氣剛勁，益以羌戎雜沓，命、盜案疊出，公治獄以恕，戒深文周納。嘗謂：‘凡民皆吾赤子，吾無以教養之，一旦罹吾法網，忍坐視乎？’陳臬三年，參處律意，獄多平反，人自以為無枉濫。”次年，譚繼洵升任甘肅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司錢穀之出納”。時譚鍾麟任陝甘總督，同駐蘭州。是年新疆設立行省，戰略地位更顯重要。譚繼洵努力籌集軍費，改善運輸，加強管理，以保證軍糧供應。

光緒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一日，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成為管轄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達到了一生仕途的頂點。譚繼洵任湖北巡撫九年，其行政仍以注重教養、提倡農桑為主，“量時度宜，勤求教養之方，用人行政之要”。他曾發佈告誡十六條，凡胥役之尤蠹民者，盡法治之，並經常派人密偵州縣，何者當興，何者當革，一符之下，牧令肅然。至於課蠶桑，教樹藝，一如教隴民者教鄂民，一時成績丕著。湖北濱臨大江，常苦水潦，譚繼洵乃飭治堤防，必慎必戒。委派官吏之通敏有操者董其役，故功就而民不知勞。湖北關市徵例繁苛，胥吏倚藪為奸。他出示嚴禁：‘錢立程限，貨不及五十緡者悉蠲之。’商賈無擾，而國課益以裕饒。”湖北建有外國教堂，西洋教士深入各府縣傳教，遭到當地紳民抵制，民教關係十分緊張。譚繼洵對此不敢掉以輕心，謹慎處理，使之不釀成大案。“鄂有教堂，向兼育嬰，事久弊生，遠近譁噪，幾釀交涉巨案。公識燭幾先，慨然自任，故奸宄無所於容，而訛言遂以永息。”

其時張之洞任湖廣總督，督、撫同駐武昌，雙方矛盾很深。張之洞“事多專決”，“繼洵不敢與抗，謹飭自保而已”，“每之洞約聯銜條陳新政，皆謝不敏”，“不敢附從”。

譚繼洵墓位於瀏陽市集裏鄉筱水村。墓坐東北朝西南，佔地約60平方米，花崗石墓圍，三合土墓冢，高0.9米，底徑3.8米。冢首立祁陽石墓碑五通，中間主碑高1.9米，寬0.7米，陰刻楷書碑文“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兼署湖廣總督湖北巡撫譚敬甫君誥封一品夫人譚母徐太夫人之墓”“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歲仲冬月”，兩側附碑陰刻龍紋。1991年，譚繼洵墓被列為瀏陽縣文物保護單位。

謠風遍萬國九洲，無非是罵；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石古苔生遍；

亭香草不凡。

——題甘肅省蘭州中山西園天香亭

鳩婦雨添三月翠；

鼠姑風裹一亭香。

夕陽山色橫危檻；

夜雨河聲上小樓。

——題甘肅省蘭州中山西園夕佳樓

幾樹棠甘，蔭少難勝分陝任；

一溪煙撲，花飛時起望湘心。

邊塞起風雲，喜紫氣東來，會有輶軒隨雁度；

蒼生盼霖雨，問黃河遠上，此中多少化龍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