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內斯特·戴爾

戴爾認為，要掌握成功的企業和“偉大的組織者”的經驗，就要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組織，發現並描述各種不同組織結構的“基本類似點”。把這些“基本類似點”蒐集起來並予以分析，就可以得出某些一般結論，應用於其他類似或可比較的情況，作為一種對發展趨勢作預測的手段。比較方法的價值在於它試圖確定一般結論可以適用的領域。比較方法不象哥白尼或愛因斯坦那樣用少數定理來説明所有的組織的全部問題，而至多隻是在某些範圍有限的問題上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結論，例如分權化對管理費用的影響，“專權管理”或個人控制對管理潛力發展的影響，“平等主義”或委員會組織對高層管理效率的影響等。通過比較得出一般結論的方法可以採用演繹法（從假設出發，到實際情況中去檢驗），也可以採用歸納法（從具體情況的觀察人手中去檢驗，得出一般性結論），或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

從以上各種方法得出的範圍有限的一般性結論還要經過實際的檢驗。用這種方式就可能得出某些指導方針。如果再考慮到各種組織之間的差異並針對具體情況作些修正，這種指導方針有可能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內作出預測。

為了使組織的比較研究有效，必須在研究中滿足某些必要條件。這些重要的卻很容易為人們所忽略的必要條件包括： ^[1] 

研究者必須選擇在不同情況下進行觀察的各種變數。這些變數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可以通過各種職能來對組織進行研究。組織為了取得成績，必須行使一些什麼職能和職權，履行一些什麼職責？也可以採取其他的分類方法。

例如按切斯 特·巴納德提出的經理人員工作的過程來劃分：（1）做工作的地點；（2）做工作的時間；（3）做工作的人；（4）工作的對象；（5）工作的方法或程序。

如蘇遜（Sune Carlson）教授在1951年出版的《經理人員行為》一書中就對不同公司中的十二位主要經理人員作了這樣的分析比較，用定量方法衡量了他們的工作效率和有關的成果，也可以象埃裏契·弗洛姆（Erich Fromm）1947年在《為自己的人》一書中所做的那樣用歸類的方法對不同類型的主要經理人員進行比較。他把經理人員分成以下五類：容忍型、榨取型、銷售型、貯藏型和生產型。按這種分類法對經理人員進行研究，有可能瞭解他們領導的組織結構的類型。例如，可以通過對不同情況進行比較的方法來檢驗控制幅度隨着管理等級的上升而愈來愈小的假設。 ^[1] 

在對不同組織的類似點進行描述和比較時，也必須考慮到它們之間的差異。因為，其間的差異可能很大，以致比較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只有在兩個進行比較的事物之間存在着基本類似點的情況下，比較才有價值。這可以舉以下這個例子來説明。有一家公司在進行一項勞資之間的集體合同談判時，工會代表以其他公司為例，要求對懷孕的女工給予工資補貼，而資方代表不同意，談判幾乎破裂。但以後有人對本公司的職工隊伍進行了分析，才發現本公司一共只有五個女工，而且全部超過了60歲。所以根本不存在上述問題，是無法進行比較的。 ^[1] 

只有明確地表述了所研究的組織的目標和目的以後，才能對它們進行比較並評價其效果。這種目標可能是利潤最大化、權力、士氣、職工幸福、或以上各項的結合。一般講來，目標明確的人比目標不明確的人易於成功。有的人成功地實現了他確定的目標，卻被一些並不明確表述自己的目標的人所攻擊。例如，有的管理人員取得較好的組織效率，卻受到某些組織“工程師”的攻擊。原來這些組織“工程師”所追求的並不是組織的效率，而是組織圖上的整齊美觀，成為對稱形、金字塔形或“扁平形”。如果偏離了這種“對稱性”，就被看成是異端。但他們卻不把自己的這種目標明確地表述出來。又如有些人際關係學者對正式組織理論進行攻擊，認為它們使組織成員感到壓抑、不愉快、煩惱。但他們也不把自己的目標明確地表述出來。其實，任何組織都需要對“投人”和“產生”進行平衡，這就必須有一定的正式組織。不加區別地對正式組織進行攻擊是沒有道理的。 ^[1] 

對組織進行的比較和得出的結論必須符合於原來提出的假設和條件。如果得出的結論帶有限制性或不能令人信服，那也不足為怪。因為，可能隨着資料的增加和分析的深入，會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結論和擴大適用的範圍。戴爾認為，如果具備了以上一些必要條件，比較方法可能總結出一些成功企業的經驗，並應用於其他企業。他並指出，比較方法可應用於對各種機構、職能、思想意識進行研究和分析。

例如，可在公司內部或行業內部進行比較研究，可對同一公司的不同階段和類似的公司進行歷史的比較或橫向的比較。也可以在不同行業的不同公司之間進行比較，但較困難一些。更困難的是對不同領域（工商業、軍事、政府、教會等）的活動進行比較。另一種類型的比較是對同一行業或不同行業的組織的各種不同職能（預測、計劃、人事、協調、控制、信息聯繫等）進行比較。最後，還可以對不同國家和不同思想家的思想體系進行比較。 ^[1] 

德魯克的第一部專著是《經濟人的末日》,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社會的秩序崩潰是極權主義興起的根源。為了避免重蹈極權主義覆轍,需要重建社會組織,恢復人們在社區中的地位,發揮人們在社會中的功能。而現代組織(以企業為代表,後來以非營利組織為代表)的興起,恰恰為社會的重建提供了平台,有望最終形成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三足鼎立的穩定格局。所以,為了維護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發展,必然要求上述三個部門有績效,否則就會造成社會不穩,可能重蹈極權主義的覆轍。提高組織的績效,唯一的辦法就是研究管理,而這正是德魯克管理學的起點和目標。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夠理解德魯克後來提出的一系列管理學概念,包括成果管理、績效管理、目標管理、非營利組織管理、知識社會等等。歸納起來,德魯克的管理研究,以社會為平台。

不同於德魯克,我們可以從《偉大的組織者》一書中發現,戴爾對管理學的研究,始於偉大的組織者的管理經驗,通過運用比較法,戴爾對不同組織者的管理經驗進行總結,找出其中的共同之處,並將其概括成為供經理人蔘考的管理“準則”。縱然戴爾也強調成功的企業對於社會的重要作用,但是,戴爾的出發點並不是社會,而是管理者的經驗。在這一點上,戴爾更接近於斯隆,而不是接近於德魯克。斯隆基於自己多年在通用汽車公司的管理經驗撰寫的自傳,同戴爾是一條道路。戴爾的管理研究,以公司組織為平台。

德魯克作為一名“社會生態學家”,對管理學的研究採取的是他特有的“社會生態分析法”,具體而言,他總是從社會、經濟、政治的情況出發,研究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現狀及其變化,尤其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從而找出具有啓示性的“明日地標(Landmarks of Tomorrow)”,據此分析組織面臨的管理問題,提出管理建議。早期德魯克的著作,多數是對於社會的分析,正因為有這些專著作為基礎,德魯克才能夠撰寫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管理實踐》,從而確立了他一代管理宗師的地位。同樣,德魯克晚年的作品,依然堅持這種思路,在《管理前沿》(Frontiers of Management)、《管理未來》(Managing for the Future)、《管理新現實》(The New Realities)、《功能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等著作中,對社會、經濟、政治的分析,均放在全書的前半部分,之後才是關於組織和管理的內容。可以説,德魯克運用“社會生態分析法”研究管理學,並貫穿其研究生涯的始終。

與之相對應,“經驗主義學派認為管理是‘經驗的研究’,他們採用案例分析或歐內斯特·戴爾的比較方法作為傳授和描述管理學總體的方法”。在《偉大的組織者》中,對四家著名企業的成功經驗的分析,構成了該書的主體。再如,一般被認為是管理過程學派的英國管理學家林德爾·厄威克上校,1956年出版了《管理備要》,總結了70位管理先驅的思想及其對管理學作出的貢獻。這同戴爾的《偉大的組織者》可謂“姊妹篇”,一個是總結管理先驅的經驗,一個是總結現實經理人的經驗,二者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人也將厄威克劃歸經驗主義學派的陣營。

德魯克自通用汽車公司始,研究企業組織的管理問題,但他也自始至終都關注政府管理。在其晚年,德魯克將關注的目光放到了非營利組織的管理方面。縱觀德魯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他試圖將其管理學研究的範圍涵蓋到所有現代組織(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提出一系列不同於以往的理論假設,從而創建管理學新範式。正因為如此,德魯克管理學始於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洞察,更多的是對社會的分析,而不是僅僅限於管理的範疇。如德魯克自己所言:“作為一個作者,我最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國尤其是這樣。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關注並非管理,我對管理的興趣始自我對社區和社會的研究。事實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關於管理,而是有關社區、社會和政體。而且,在我撰寫的15本管理書籍中,只有兩本與‘工商管理’有關: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這本書所探討的問題在數年後被稱為‘戰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在德魯克不平凡的一生中,共有39本書出版發行,包括15本管理書籍、2本小説、1本關於日本藝術的書,其餘21本全部是關於社會、社區和政體的。由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德魯克自己的説法,他是公認的管理大師,但首先是一名優秀的“社會生態學家”。正因為德魯克的管理學始於社會生態分析,這猶如醫生看病之前先給病人把脈,所以,他提出的管理觀點和建議才能夠切中要害,而不至於隨着時間的流逝迅速過時。

以戴爾、斯隆、福特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學派,他們的視野遠沒有德魯克開闊,而限於“工商管理”的範疇。戴爾曾在劍橋大學和耶魯大學學習經濟學,並獲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在以後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終沒有超出工商管理的範圍。研究領域的“專”,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精”。同德魯克相比,戴爾更加 “精深”,而德魯克則更加富有“遠見”。

通過對德魯克同經驗主義學者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德魯克同戴爾代表的經驗主義管理學派雖然存在理論上的共同點,但雙方的差別更加不容忽視。如果我們不加分析地將德魯克劃歸經驗學派,甚至以德魯克作為經驗學派的代表,那麼不僅會對德魯克理論有所曲解,而且會對經驗學派的理論有所誤解。

在中國,一談到管理學中經驗學派的代表人物,往往首推德魯克和戴爾。細究起來,這兩位的情況有所不同,德魯克自己沒有説過他屬於經驗學派,而戴爾的經驗學派代表身份則毫無疑問。

國內將德魯克劃歸經驗主義學派,最早見於1981年馬洪為《國外經濟管理名著叢書》撰寫的前言:“經驗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國的德魯克、戴爾等人。”至於這樣劃分的原因,馬洪沒有詳細解釋,僅説:“他們認為,古典管理理論和行為科學都不能完全適應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有關企業管理的科學應該從企業管理的實際出發,以大企業的管理經驗為主要研究對象,加以概括和理論化,向企業管理人員提供實際的建議。”

顯然,以80年代初期中國對管理學的認識來看,這樣的劃分有一定合理性,因為德魯克同戴爾、斯隆、福特等人的管理思想存在許多共同之處。然而,德魯克本人卻始終自認為是一名“社會生態學家”,事實上,德魯克同其他經驗主義者之間確實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所以,從今天我們所能瞭解到的德魯克來看,不加辨析地將德魯克劃歸經驗學派陣營,是不恰當的。

具體而言,德魯克的管理研究同以戴爾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具有相同之處,有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在研究起點上,雙方對管理學的研究都始於企業的實際管理經驗。如前所述,戴爾對管理經驗的強調,構成了經驗學派的主要特色和理論傾向。同樣,德魯克的管理理論也是來自於企業的管理實踐。事實上,德魯克對管理學進行研究的開端,始自1943年秋他對通用汽車公司展開的長達一年半的實際調研。然而,雙方只是研究起點相同,在這種貌似相同的背後,卻隱藏着深刻的分歧。

其次,在研究的側重點上,德魯克同經驗學派都重視管理者(尤其是高層管理者)的實踐。在德魯克看來,管理是一種實踐,更是一種人文藝術,而不是一條條空洞的理論原則。正如雷恩所言,“他的貢獻主要在於管理實踐領域”。因此,德魯克將1954年出版的書定名為《管理的實踐》,而拋棄了當時最流行的“管理原則”。戴爾對管理實踐和經驗的強調,我們可以從《偉大的組織者》中窺見一斑。至於斯隆、福特等人,他們本人就是大企業的所有者兼管理者,通過《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斯隆自傳)、《我的生活和事業》(福特自傳)等著作,他們都比較詳盡地記錄了自己多年管理實踐中形成的成功經驗,都對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管理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

再次,對管理研究的目標定位上,他們具有一致性,都是為了維護自由企業制度。所謂自由企業制度,指的是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獨立作出自身所有決策的制度。在這種體制下,政府和企業井水不犯河水,政府作為仲裁者,不能干預企業內部決策。在德魯克、戴爾、斯隆看來,自由企業制度是美國甚至西方文明強盛的關鍵,一旦企業績效不佳,就會為政府管制和介入提供藉口。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長遠來看,必將摧毀自由企業制度。所以, 為了拒絕政府管制,更為了維護自由企業制度和業已取得的自由成果,必須提高企業的管理績效,所以才有了研究管理學的必要。

雖然德魯克同經驗主義者存在着上述相同點,然而,嚴格來説,第一個相同點僅僅是表面相似。因為德魯克的管理研究雖然始於在通用汽車公司的調研,但是真正的研究基礎和理論方法卻另有源頭。德魯克在涉足企業管理之前,就出版過《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文譯本由台灣寶鼎出版社有限公司於2005年翻譯出版)和《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兩本專著。這兩本專著,更能反映出德魯克思考的焦點。所以,與其説德魯克的管理研究始於通用汽車公司的管理經驗,不如説源於對社會變遷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分析。

《公司組織結構的計劃和發展》、

《偉大的組織者》、

《組織中的參謀工作》、

《企業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等。

歐內斯特·戴爾是經驗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經驗主義學派又被稱為經理主義，以向大企業的經理提供管理企業的成功經驗和科學方法為目標。經驗主義學派認為，古典管理理論和行為科學理論都不能充分適應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有關企業管理的科學應該從企業管理的實際出發，以大企業的管理經驗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便在一定的情況下，把這些經驗傳授給企業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