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樂寺紀遊

高梁橋水2，從西山深澗中來³，道此入玉河⁴。白練千匹，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⁵。堤在水中，兩波相夾。綠楊四行，樹古葉繁，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岸北佛廬道院甚眾，朱門紺殿，亙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於林水之間。極樂寺去橋可三里，路徑亦佳。馬行綠蔭中，若張蓋⁶。殿前剔牙松數株⁷，松身鮮翠嫩黃，斑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遊此⁸。予弟中郎雲⁹：“此地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餘因嘆西湖勝景，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¹⁰，作六橋下客子¹¹，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¹²？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¹³。 ^[3] 

高梁橋下的水，從西山深澗中流來，經過這裏流入玉河。流水如白練千匹，微風吹過水麪，漾起了羅紋紙一般的波紋。堤在水中央，兩面水波相夾。堤上有綠楊四行，樹古葉密，一株楊樹的樹蔭，可覆蓋數席之地，葉垂如線，有一丈多長。堤岸北邊有眾多佛家的廬舍、道家的院宇，硃紅色的門、天青色的殿，綿亙數十里。對面遠處的樹，在高處、低處攢簇成林，中間有水田相隔。西山像螺形的髮髻，聳立在樹林流水之間。

極樂寺離高梁橋三里，到極樂寺的路也很好，騎馬走在綠蔭中，彷彿頭上張着一把傘。極樂寺的殿堂前邊有幾株剔牙松，松身鮮翠嫩黃，樹皮斑駁，像大片的魚鱗，樹幹粗大，有七八圍多。我在空閒的日子，曾與黃思立諸公到這裏遊覽。我的弟弟中郎説：“這地方略似西湖的蘇堤。”思立贊同他的意見。於是我感嘆西湖美境久已進入我的夢中。哪天才能卸掉官職，做六橋的遊客，了卻這段山水情緣呢？這天大家分韻賦詩，各賦詩一首離去。 ^[2] 

袁宗道在思想上受李卓吾影響頗大，主要是在禪學方面，他研習心性之説，不滿於當時的腐朽政治，要求擺脱傳統儒學的束縛，從而獲得心性的解放，因此耽嗜山水，喜遊名剎。當時他正在京中做官，公餘輒遊于山水剎寺間。據他三弟袁中道説：“（宗道）耽嗜山水，燕中山剎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石浦先生傳》）此文即是遊極樂寺後所寫。 ^[3] 

這是一篇優美的遊記散文。這篇遊記，記述了宗道遊極樂寺時的所見所感，以描繪景物見長。全文不過二百十四字，寫景文字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他的寫景是與敍述遊覽過程相結合的，足跡所至。目力所及，輒相伴以景。如文章開頭就是“高梁橋水”，可見作者已站在這座橋上了，由橋及水，在交代其來龍去脈之後，便用“白練千匹”三句着力描繪眼前的微風吹拂下的流水。然後由流水而堤岸，於是出現了堤上諸景，如綠蔭垂條等；再放眼望去，便是岸北的佛廬道院，和對面的遠樹、水田，目力所及，乃至狀如螺髻的西山。作者的眼睛如同一架攝像機，把鏡頭由近而遠，隨時捕捉那些能使他心領神會的景物。因此，筆下的景物次第出現，顯示了一種流動性、變幻性，在流動中變幻，在變幻中流動，使人目不暇接，心曠神怡。

作者用了一百字的篇幅描繪了在高梁橋上所見之景，然後才寫到極樂寺。從“極樂寺去橋可三里，路徑亦佳。馬行綠蔭中，若張蓋”幾句看，作者至此才把他的立足點由高梁橋移向極樂寺。如果使用傳統的層次分析法來看這篇短文的話，這應是第二個層次了。於是，作者的攝像機又移動起來，一路綠蔭而至極樂寺。極樂寺是作者這次遊覽的目的地，文章題目就叫《極樂寺紀遊》。但作者真正寫極樂寺的文字只有二十五個，而且全部用在寫“剔牙松”上，説到寺本身的，只露了一個“殿”字，而且是作為點明“剔牙松”的方位處所而出現的，其實是為了寫松而不是寫殿。其他則不着一字。如照寫作的常規來説，作者用筆的輕重好像有些失調；其實，這正是作者力求創新、不落俗套、不襲陳言的一種表現。在這篇極短的文字中，作者所寫諸景。無一相同，即使同樣寫樹，寫樹蔭，有的是“垂線長丈餘”。有的則是“若張蓋”；既然寫了“岸北佛廬道院甚眾，朱門紺殿，亙數十里”，有了寺院形象的描繪，寫到極樂寺就沒有必要再重複這種建築物的景象了，倒是剔牙松是極樂寺的特點，為他處所未見（清吳長元輯《宸垣識略》記載極樂寺也只是提到寺門前的兩棵垂柳和院內的四株老柏，其他亦未着一字），寫出了這個特點，為全文生色，也就夠了。況且，作者是把寺內寺外諸景當作一個互有關聯的有機整體來表現的，即作者的着眼點不僅僅在一寺，而是包括了與寺有關的環境背景。因而，《極樂寺紀遊》所記的，就不僅僅侷限於極樂寺了。袁宗道的弟弟袁中郎説：“此地小似錢塘蘇堤。”顯然，他也是從這個風景區的總體着眼的，不然的話，僅僅就一個寺來説，就不會以“錢塘蘇堤”作比了。

然而，袁中郎所提到的錢塘蘇堤，卻引起了袁宗道對這“西湖勝境”的神往。所以作者在文章的結尾處寫了幾句感情深沉的話：“予因嘆西湖勝境，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作者對封建官場的鄙棄，對山水的痴情，對大自然的企慕，對個人心性解脱的追求，種種感情，都輕輕地概括在這幾句話裏了。所以，這篇文章並不只是“紀遊”，而是有其深沉的思想情愫。瞭解了這一點，就可以體會到作者醉心於高梁橋上的諸般景色 的原因。他用了最好的語言，最純的感情去寫景。寫水，便是“白練千匹，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潔白，輕柔，而又不乏壯麗；寫堤，則是“兩波相夾”，綠楊古樹，“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靜潔，安謐，幽雅，真有超然世外，一塵不染的情韻；寫遠樹則用“高下攢簇”。寫更遠的西山便用“螺髻”形容，都像用淡墨水粉浸染的圖畫，綽約朦朧，是遠觀山林所得的印象；而在這山水遠近之間，嵌上一片佛廬道院的“朱門紺殿”，頓使畫面層次分明，色彩妍麗起來。我們應該知道，這裏的景物，是寫實。高梁橋一帶景物本來就是迷人的。清代勵宗萬《京城古蹟考》説這裏“夾岸垂柳，紺宇亭台，酒旗掩映，小池廣畝，蔭爽交匝”。當然，作為文章，對景物的剪裁，賦予景物的感情，也必然受着作者的審美情趣、審美感受的制約。的確，這是作者所追求的一種“勝境”，雖然不及錢塘蘇堤。能從齷齪的官場討得浮生半日清閒，置身於這種勝境之中，作者是怎樣的一番心境，這應是可想而知的。正是作者的這種心境，賦予了這篇散文清新、温雅的風格特徵，確如明人姚士麟所説：“情情新來，筆筆新赴”，“提人新情，換人新眼”（《白蘇齋類集序》）。 ^[3] 

貴州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周復剛：這是作者遊極樂寺後寫的一篇遊記。但實際只寫了赴寺途中以及寺院周圍的景色，文筆秀美，意境幽遠。篇末更以西湖蘇堤相比擬，揚言要掛冠來遊，襯托出此地風光的誘人之處。（《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分類集成 12 散文卷 6》） ^[4]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號石浦，明朝公安人。明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終右庶子。明朝復古派的詩文，到萬曆中葉以後流弊日甚。袁宗道和他的弟弟袁宏道、袁中道，都以文學見長，當時稱為“三袁”。他們極力排斥復古派的説法，提出比較進步的文體革新意見。在唐朝的文學家中，袁宗道愛好白居易，在宋朝的文學家中，他愛好蘇軾，因此名他的書齋為“白蘇齋”。著有《白蘇齋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