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

李贄於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11月23日）農曆十月廿六日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南門外。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7]  [75]}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 ^[8]  。26歲中舉人。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家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説”。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針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9] 

萬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5]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説》《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9] 

萬曆十六年（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職業作家。書寫到高興處，索性剃髮留須，故意擺出一副“異端”面目，儼然是個搞學術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工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道的學術明星。 ^[8]  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説”，羣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9]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9]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9] 

萬曆三十年（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説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10]  後來聽説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説：“我年七十有六，死以歸為？”三月十五日，李贄留下一偈：“壯士不忘在溝壑，烈士不忘喪其元。”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七十六歲。 ^[11]  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9]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據説“卓吾血流二日以歿，慘聞晉江，士庶甚閔，於晉江西侖作温陵先師廟，頗奉香火，後毀於兵燹。”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李贄又被當作尊法反儒的英雄，加以推崇，他的著作被劃歸“法家”。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12]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13]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 ^[14]  。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15]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 ^[16]  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 ^[17]  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18]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説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19]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20]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衞道士、偽君子。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 ^[21]  ，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本為富貴，而外矯詞以為不願，實欲託此以為榮身之梯，又兼採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 ^[21]  。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迴護太多。“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及乎開口談學，便説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無一釐為人謀者” ^[22]  。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説啥“ ^[22]  。

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羣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23]  。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 ^[24]  。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20]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啓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20]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他借漢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話傳説，指斥當權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 ^[25]  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泄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26] 

李贄將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 ^[27] 

李贄承認個人私慾，“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天盡世道以交”，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業交易合乎天理。 ^[13] 

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説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義”、“明其道”的宣傳，也是以功利為目的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説及理財為濁”的行為。他指出：“不言理財者，決不能平治天下” ^[28]  。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認為“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 ^{[20]  [29]}  。他提倡耕戰，認為“務農講武，不可偏廢” ^[30]  ，説“蓋有所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衞此身者，兵也” ^[31]  。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14]  。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説”，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26]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從理本論到心本論的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 ^[32]  ，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李贄信奉王陽明的心學，所以，他的整個哲學體系的中心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他認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 ^[33]  ，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隻存在於“真心”之中。什麼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產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係。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

李贄的認識論是建立在心學之上的先驗論，主“生知”説。《焚書·答周西巖》一文指出，“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人皆可以為聖” ^[22]  。李贄以“生知”説反對神化孔子，從認識能力、認識來源的角度來否定認識正確與否要以孔子為標準的傳統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進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對“聖人生知”説，其認識論方面的侷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視的。 ^[13] 

反對歷史保守主義主張“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行，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於世推移，其道必爾”的主張。認為春秋替三代，戰國代春秋都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發展現象。 ^[26] 

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自幼“便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豼糠” ^[34]  。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置的各種思想禁區。他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標準，李贄編寫了《藏書》和《續藏書》，用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

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並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並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 ^[35] 

李贄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

李贄反對歧視婦女，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説法。當有人説：“婦女見短，不堪學道”的時候，他駁斥説，人們的見識是由人們所處的環境決定的，並不是先天帶來的。 ^[36] 

李贄自序中説自己“幼年不信道和仙釋，老年信真佛。在陽明先生年譜後語裏，李贄説：“餘自幼倔強難化，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

關於落髮為僧，在《與曾繼泉》一文中，李贄寫道：“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中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為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發，非其心也。”

李贄視唸佛往生西方是真實的，十分推崇淨土，他在覦音問中説：“唸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唸佛眾生。”又説道：”人人能唸佛，人人得往西方。”可見，李贄以往生為歸，並不排斥他力作用。《豫約》中認為：”夫唸佛者，欲見西方彌陀也。見阿彌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無別有西方生也。見性者，見自性阿彌陀佛也，見自性彌陀了，即是成佛了，亦無別有佛可成也”。 ^[37] 

李贄是明代官員、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李贄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李贄的一生充滿着對傳統和歷史的批判與反思，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集中體現。 ^[71] 

他反對理學，其著作雖經朝廷幾次明令銷燬，卻依然得以保存下來，並流傳至今，成為中國古代寶貴的精神財富。他那種富於自由精神的思想和新興氣鋭的言論，不僅使他成為晚明中國早期啓蒙思潮的思想旗幟和一代思想文化巨人，而且對於晚清思想解放運動、日本明治維新、五四新文化運動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他所倡導的反獨斷、反迷信的懷疑精神、自由精神和社會批判精神，對於我們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探索現代理性的重建之路，也具有重要的啓迪和借鑑意義。 ^[72]  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先驅——香田松陰承認，其生死觀頗得力於李贄思想的啓發，在日本民主革命中發揮一定的作用。在日本、韓國、歐美等國家有不少學者從事李贄思想研究，並給予高度評價。 ^[73] 

與李贄生活在差不多同時代的許筠(1569-1618)，是朝鮮朝中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曾多次接待明朝使臣，又數度以使臣的身份出使明朝，期間購買許多書籍包括李贄的著作帶回朝鮮半島，許筠思想受到李贄的影響，兩人的文學觀念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許筠還被朝鮮學者稱為“朝鮮的李贄”。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先驅者、著名的漢學家和兵學家吉田松陰(1829-1858)，曾熟讀李贄的《焚書》和(藏書》，在思想上曾受到李贄的影響。 ^[74]  在日本民主革命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73]  因此有學者認為李贄對日本的明治維新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促進了日本近代社會的轉型。 ^[74] 

李贄一生著述頗豐，著述先後數次被禁燬，民間盜印、假託者不絕，門人汪本鈳説：“（卓吾）一死而書益傳，名益重……漸至今日，坊間一切戲劇淫謔刻本批點，動曰卓吾先生。”

《童心説》《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寄答京友》等。 ^[6] 

李贄是晚明思想啓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禪，揭露封建社會“無所不假”、“滿場是假”的虛偽現實，反對儒家的泛道德主義，建立了以“童心説”為核心的新思想體系。他的學説使他處於時代矛盾的焦點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爭論，以致於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會風尚和思潮變遷的一大關鍵。 ^[41] 

在《自贊》一文中，李贄毫不掩飾自己的個性：“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前不悦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李廷機《祭李卓吾文》：“心胸廓八肱，識見洞千古。孑然置一身於太虛中，不染一塵，不礙一物，清淨無慾，先生有焉。蓋吾鄉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內如先生者亦少矣”。

池方顯《謁李卓吾墓》：“半生交宇內，緣乃在玄州。閩楚竟難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尋知己，依依今未休。”

汪本鈳《續藏書》序：“先生一生無書不讀。”

袁中道《李温陵傳》：“……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拓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復，不改其鳳咮；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

馮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詩》：“手闢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場。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後名多道益彰。”

吳虞《李卓吾別傳》：“張問達、王雅量能焚燬卓吾之書於一時，誣陷卓吾之身於一日……卓吾書盛行，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几案間非卓吾不適，朝廷雖焚燬之，而士大夫則相與重鋟，且流傳於日本。”

顧憲成《束高景逸書》：“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是塗炭，惟有仰屋竊嘆而已！如何如何！”

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法》：“近世不知何人，不曉此意，卻節出李逵事來，另作一冊，題曰“壽張文集”，可謂咬人屎撅，不是好狗。”而李卓吾評點的容與堂百回本《水滸傳》卷首有“和尚讀《水滸傳》……特為手訂《壽張縣令黑旋風集》”一句，“和尚”顯然是指李贄，因此金聖嘆所説“咬人屎撅的壞狗”完全就是對李贄的攻擊。

《四庫全書目錄提要》：“贄非聖無法，敢為異論。雖以妖言逮治，懼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榮眾聽，遂使鄉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為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毀，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説。”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存目》：“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抨擊孔子，另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誅者。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如置之不論恐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曝其罪。”另外，姚瓚在《近事叢殘》中説：（李贄）“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務反宋儒道學之説。……懦釋從之者幾千萬人。其學以解脱直截為宗，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後學如狂，不但儒教潰防，即釋宗繩檢，亦多所清棄。”

沈鐵《李卓吾傳》説：“載贄再往白門（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尋訪舊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壇説法，傾動大江南北。北通州馬經綸以御史謫籍，延載贄抵舍，焚香執弟子禮、而燕冀人士望風禮拜尤盛。”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錄》裏寫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東方朔、像李贄、像金聖嘆、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爾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蕭伯納、像巴頓將軍（Gen.George Patton），我喜歡他們的鋒利和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的最後一章專論李贄説：“李贄的悲劇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13] 

六世祖林駑是泉州鉅商，從事遠洋貿易，乘船往來於泉州與忽魯模斯（今伊朗的阿巴斯港）之間，並娶當地女子為妻。

三世祖因反對封建禮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謀反”罪名，為避禍改姓李。

李贄幼年喪母，父親李鍾秀以教書為業。

李贄的妻子是黃氏，生有4子3女，除大女兒外，其他都不幸夭殤。

李贄的家世問題，建國後逐漸引起學界關注。起初，學者多認為李贄出身於海商世家，並強調先世長期航海通商對李贄本人思想的影響。 ^[42-43]  但林海權等人則對李贄的先世提出了不同的説法，並認為李贄的直系長輩主要是農民、塾師、城市小商等，從而李贄也就並非出身於海商家庭。 ^[44]  儘管如此，至遲到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海商説”仍比較盛行。 ^[45] 

李贄的民族屬性，有漢族、回族兩種説法。這一問題因為與李贄思想的形成密切相關，故受到學界重視。 ^[45] 

回族説在20世紀50、60年代已由白壽彝主張， ^[46]  後逐漸完善。其證據有：林駑信仰伊斯蘭教並迎取色目女子，且依據《鳳池林李宗譜》、《榮山李氏族譜》、惠安《郭氏族譜》等材料，可認為此種信仰甚至通婚延續數輩； ^[47-48]  因此，儘管李贄的遠祖是漢族人，但從二世祖起經過六世的演變，該家族已經“回族化”。 ^[2]  至於李贄本人，儘管無確鑿證據證明其信仰伊斯蘭教， ^[2]  或可看出已不信仰伊斯蘭教 ^[45]  ，但其生活習性和臨終所囑葬式 ^{[4]  [49]}  ，也反映出他本人仍是回族人等等。 ^[45] 

20世紀70年代末，陳泗東等人闡述漢族説，對“回族説”提出了質疑， ^[50-51]  推動了學界的討論。 ^[52]  該説認為：儘管林駑信仰伊斯蘭教、娶過色目女子，但該色目女子能否被認定為回族、 ^[1]  是否有生育都並不確定，且《鳳池林李宗譜》的相關表述説的是林駑生前的狀況，沒有確切證據證明林駑的子孫後代在他死後世代與色目人通婚， ^[53]  這種情況下僅憑一次通婚不足以改變該家族的民族屬性； ^[1]  《郭氏族譜》關於李贄“父祖皆回”的記載，即使可靠，也帶有模糊性，即“回”可能是指信仰伊斯蘭教而非在民族屬性上屬於回族； ^[54]  從李贄父祖的血統和李贄本人的文化特徵看，李贄仍應屬於漢族。 ^{[53]  [45]} 

進入21世紀，漢族説 ^[53]  與回族説 ^[55-57]  仍然並存。相關出版物，也有不對族屬做專門表述 ^[58]  或明確表述為回族 ^[59]  等的不同做法。較之20世紀80年代，學界對李贄的族屬的討論熱度降低， ^[60]  且涉及族屬的文章也更多地迴歸李贄的思想本身。 ^[53] 

李贄在《明史》無傳，僅在《明史·卷二百二十一·列傳第一百零九·耿定向》中簡短地帶了一下。

李贄故居(2張)

李贄住在龍湖芝佛寺著述、講學，雖説他是有大學問的人，卻也開荒、種糧、種菜、勤快得很。李贄講學跟別的先生不一樣。別的先生只收男孩，他偏偏要男女收在一起教；別人都要求孩子走路要輕，説話莫大聲。而李贄偏要他們蹦蹦跳跳翻跟斗，大聲讀書震天吼；別人教書要白天，李贄白天要求孩子幫大人種田、種地，夜晚聽他講學；別人教書專講“四書”、“五經”，李贄專教些實用的東西，還經常出謎語逗孩子玩。有一次，李贄出了一個謎語：“皇帝老子去偷牛，滿朝文武做小偷；公公拉着媳婦手，孩子打破老子頭。”孩子們猜來猜去，都猜不出來。李贄笑着説：“你們不是猜不着，是還沒有長這個膽量。要幹大事，就得敢破舊規矩，敢想，敢説，還要敢幹。”接着，他解釋説：“第一句‘皇帝老子去偷牛’是君不君；第二句‘滿朝文武做小偷’是臣不臣；第三句‘公公拉着媳婦手’是父不父；第四句‘孩子打破老子頭’是子不子。”學生們聽了以後，感到有趣，到處傳播。 ^[11] 

李贄55歲時，攜妻從雲南直奔湖北黃安的天台書院，白天講學論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業是門客，兼職是家庭教師。 ^[8] 

他招收女弟子、個性要解放、個人要自由的“異端邪説”，與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統觀點激烈衝突，雙方水火不容。耿家門人也分成了兩派，彼此用拳腳來解決真理問題。耿定理一去世，李贄就從耿家搬出來，遷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開始了孤寂的學術流浪。 ^[8] 

李贄在獄中，要侍者為他剃頭，等侍者離開的間隙，李贄用剃刀割開了咽喉，但並沒有嚥氣，留下了一段對話。侍者問：“和尚痛否？”答：“不痛。”問：“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而據袁中郎記載，李贄在自刎後兩天，才始得死去。 ^[61] 

涉及李贄的其他典故，還有互相推諉、舉火求賢等等。

李贄墓在北京市通州區西海子公園。

李贄去世後，馬經綸遵其遺囑，將其安葬於通州城北的馬廠村。1610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1612年，馬經綸之子馬健順協助詹軫光立有《李卓吾先生墓碑》。均先後被毀。年，得以遷至西海子公園內，方得安寧。

李贄生前遺言：“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未入坑時，且閣我魄於板上，用餘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即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橫閣其上……使可望而知其為卓吾子之魄也。周圍栽以樹木，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墓前立其好友焦閎書“李卓吾先生墓”碑，碑陰有詹軫光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書《李卓吾碑記》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其西有通州區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記》碑。兩碑前有周揚題“一代宗師”碑。

李贄故居位於泉州鯉城區南門萬壽路，是明代傑出思想家李贄青少年時代居住的地方，後人將其居室改為宗祠。加以修葺，室內懸掛李贄畫像，以供瞻仰。 ^[62]  在泉州故居內有一座李贄銅像。 ^[63] 

此外，李贄的講學地也成為其紀念場所，在河南省商城縣的黃柏山國家森林公園內有李贄曾經講學過的花潭書院——李贄書院。 ^[64] 

在湖北麻城東北的龍潭湖上有一寺院，叫芝佛院，倚山臨水，青樹紅閣。明萬曆年間，許多學者慕名前往膜拜，他們拜的不是寺中大佛，而是寺裏”坐聖門第二席”的“異端之尤”——李贄。 ^[37] 

李贄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共同探討著名泉州籍明代思想家李贄在東亞文化中的貢獻、地位和影響。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