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邦傑

1973年3月至1975年7月在四川樂山嘉樂民中任教；

1975年8月至1978年2月在四川樂山城關鎮街道工業辦公室工作；

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在成都農機學院（現西華大學）就讀，獲工學學士學位；

1982年3月至1982年8月在成都農機學院機械工程系任教；

1982年9月至1988年4月在中國農業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專業就讀，獲工學碩士、博士學位；

1988年4月至1996年2月在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歷任中國科學院系統生態開放研究室副主任、代主任，其間1993年至1994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及普林斯頓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分別於1991年和1995年在西澳大利亞農業部從事合作研究；

1996年2月至2005年5月，在農業部規劃設計院任副院長兼總工程師，農業部資源監測總站站長，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農業工程學報主編；

2004年12月至2008年3月任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農業工程學報主編、中國發展雜誌社社長。

2008年3月當選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16年3月16日，中國致公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由於年齡原因楊邦傑同志不再擔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常務委員、委員職務。 ^[1] 

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美國學者布朗出版了《誰來養活中國》，當時曾經引發了很多人對中國農業的極大關注。有人説，布朗的書在散佈中國威脅論，但在楊邦傑看來，布朗的問題很簡單，當然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養活中國，“米袋子”一定要“掛在自己家裏”。

30多年的農業科研經歷，使一直致力於農業研究的楊邦傑對中國的農業問題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斷。2004年12月，楊邦傑當選為致公黨中央副主席。這為他提供了一片新的廣闊天地，他開始為國家農業現代化、西部草原恢復與生態環境建設、國家農業可持續發展等重大問題建言獻策。

2005年，“中部崛起”成為“兩會”最熱門的詞彙之一。在這個熱鬧的場景中，楊邦傑發出了冷靜而理性的呼聲：“在中部崛起的過程中，工業化和城鎮化固然很重要，但中部的農業絕對不能萎縮。沿海的發展已經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如果中部的土地再被工業發展擠佔的話，中國就沒有生產糧食的地方了。杭嘉湖平原、珠三角以前都是中國主要的水稻產區，現在已經消失，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水稻田被佔之後是難以恢復的。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水稻產量佔全國的36%，因此中部的崛起絕對不能放棄農業，要堅決保住這塊糧食基地。”楊邦傑説：“發展是參政黨蔘政議政的第一要務，是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的根本任務。作為致公黨中央負責參政議政的副主席，我將為之而全力投入、努力工作。”

楊邦傑，1948年出生，四川樂山人。1977年考入四川工業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1988年獲該校工學博士學位。現任國家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研究員，農業部農業資源監測總站站長，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生導師。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和楊邦傑交談，你會察覺到他內心深處的勃勃生機。農業問題似乎是打開他內心世界的一把鑰匙，他對此顯然有着超越時空的敏感。他説，只要有機會工作，就不應去回憶，而是要抓緊今天，計劃明天，展望未來。

楊邦傑出生於四川省樂山縣一個普通人家，全家靠母親在城裏幫人帶孩子、洗衣服維持生活。無論生活多麼艱辛，父母還是咬着牙把他的幾個兄長都送入了大學。“文革”開始了，上了高中的他不能再繼續升學了，到一所民辦中學當了音樂教員。西部小城一隅，悠綿的小提琴聲與對未來的憧憬，成為楊邦傑灰色青年時代的全部元素。面對冰雪封凍的時代，是沉淪還是與命運抗爭？楊邦傑並沒有過多地徘徊於人生巨大問號的陰影下，他時刻準備着一次新的出發。

楊邦傑以優異成績考入四川工業學院農業機械設計專業。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成為那一代人的共同願望，生性沉靜的他開始全身心地擁抱新生活。於是食堂裏多了一個總是站着吃飯的學生，實驗室裏多了一個勤奮的青年，樂團裏多了一個小提琴手……1982年，楊邦傑大學畢業，他留在四川工業學院機械系任教。留校不久，楊邦傑又考取了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即中國農業大學工學院）曾德超院士的碩士研究生。僅僅用了兩年的時間，他便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並被推薦提前攻讀博士學位。

經過系統學習與研究，楊邦傑的思考更為理性，也更為清晰：農業機械化是中國農業現代化最重要的標誌。他説，世界農業發展史也是一部生產工具的發展史。2000年，美國工程技術界評出“20世紀對人類社會生活影響最大的20項工程技術成就”，其中排名第7位的就是農業機械化。發達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實現了農業機械化，根據他的研究，中國農業機械化對農業的貢獻率已達20%。

中國的農業有數千年精耕細作的傳統。在北京讀書期間，楊邦傑一直在思考如何實現耕作工程的優化設計。那時，他存有一個困惑：在農業耕作機械設計中，長期以來，人們把土壤和機械之間的力學效應作為設計的依據，例如人們往往以減少耕作阻力，保證碎土、覆蓋質量等為指標。然而，種子從播種到發芽、出苗期間，土壤水分與温度是關鍵因子，耕作的目的是要為種子發芽、出苗以及作物的生長提供良好的土壤氣候環境。那麼耕作機具與耕作方式的設計是否應該放棄傳統的力學效應的考慮，而首先考慮到怎樣保證土壤有“最佳”的水熱條件呢？

在這個困惑的基礎上，楊邦傑不停地向自己發問：用什麼樣的耕作工程措施才能保證土壤有良好的水熱條件供種子發芽呢？解決這一疑問，田間對比試驗是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單憑實驗難以揭示這一複雜過程的本質。中國是一個具有長期精耕細作傳統的國家，幅員遼闊，各地的土壤、環境與耕作傳統很不一樣，一時一地的實驗結論也難以推廣，給耕作方法的研究以及耕作機具的設計與推廣帶來了諸多困難。

楊邦傑與陝西延安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合作開展了“西北黃土高原耕種增產措施機械化”研究項目，承擔了“不同耕作措施對苗牀土壤水分温度分佈影響”的理論分析與模擬研究。在合作過程中，楊邦傑和他的合作者們發現，老百姓在實際生產中創造的“溝種”方法，在半乾旱地區獲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們決心從理論上進行闡釋，並用理論去指導實踐，不斷改進。歷經幾年的艱苦努力，楊邦傑用計算機對成千上萬個實驗數據進行了一維與二維土壤蒸發過程的數值分析，定量地計算出非均質地表面温度與蒸發率，從而完成了定量分析不同的耕作方式對土壤水分與温度分佈影響的博士論文。這個成果為他在國際上贏得了高度評價，被認為是首先提出了非均質土壤地表蒸發過程的理論與數值分析方法。他出版了專著《土壤水熱運動模型及其應用》，創造了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現代耕作工程的分析設計方法。

與此同時，這個項目當年在延安地區111.02萬畝黃土地上的實驗獲得了成功，他們的成果也獲得了農業部科技進步獎。楊邦傑深深地感到，經驗與科學之間有時只差之分毫，而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的過程中，人們往往輕視這種差異，把原本可以極大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科學輕易地放棄了。

1988年，博士畢業的楊邦傑來到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工作，參與生態學國際合作研究。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就這樣來到了楊邦傑眼前，開始了與他長久的對話。楊邦傑先後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頓大學和歐洲幾個國家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作訪問學者。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莫過於與澳大利亞農業部合作研究斥水土壤所帶來的農業與環境問題。

1991年，澳大利亞的科學家聽了楊邦傑在英國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的研究成果報告後，專門邀請他來西澳大利亞進行合作研究。當楊邦傑置身於西澳大利亞一望無際的沙土地上，感受着挾帶沙塵的大風和高達攝氏48度的氣温時，他深切地感佩這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所創造出的農業文明。然而他當時面臨的卻是一個相當棘手的研究難題：西澳大利亞的土壤極其特殊，把水灑在土壤表面時，水珠滯留在地表，長時間不能入滲。下雨之後，往往也只能潤濕地表1～5毫米深的土壤，在積水處，由於積水壓力的作用才形成入滲。由於土壤斥水性的影響，在西澳大利亞，秋天雨季來臨時播種的作物只有在濕潤的地方才能出苗，同時，由於土壤斥水性大大減小了入滲率，一旦下大雨，就形成水蝕，引起土地退化等生態問題。

當時，土壤斥水性可説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早在120年前，美國就注意到土壤斥水性及其帶來的問題。在荷蘭，大約有75%的耕地顯示出不同程度的斥水性。新西蘭也正在進行土壤斥水性的普查與改良研究。澳大利亞從1959年開始注意到土壤斥水性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雖然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但並未得到很好的解決。

在巨大的挑戰面前，楊邦傑提出用中國農民發明的“溝種”法，採用深溝播種促進種子區的水分入滲並減小蒸發。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試驗室和田間，一點一點地進行數據測試。通過模擬計算與田間試驗，他提出開溝深度、鎮壓強度等工藝與工程要求，優化殘茬覆蓋與濕潤劑的使用方法。開溝、播種後，種子發芽了，齊刷刷的小苗長到半尺來高，他成功了。當地電視台讚譽道：中國科學家用中國的方法解決了世界性的難題。

1996年，楊邦傑停止了在世界各地奔波的腳步，回國工作。早在做研究生的時候，他便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開始研究地表温度的遙測與反演。對工程與數據的熱愛使他在德國、美國從事合作研究時便開始用衞星遙感監測來研究區域農業與環境問題。回國進入農業部工作後，根據國家的急需，他便着手研究國家級農情遙感監測。

國內外多年的農業科技研究與實踐使楊邦傑認識到，我國是農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大國，農業面對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同時承擔着農業結構調整、農民增收以及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迫切需要可靠、及時、全面地獲取主要作物的生產信息。1996～2005年，楊邦傑任農業部農業規劃設計院副院長、總工程師的同時，還兼任農業部農業資源監測總站站長，中國農業大學工學院、信息與電器工程學院的博士生導師，主持了“農情遙感監測系統”、“基於3S技術的農業部資源環境信息服務系統”、“中巴衞星應用示範—新疆棉花遙感監測系統”、“農業信息資源開發與共享技術研究”等諸多國家級項目以及農業部的全國主要農作物遙感監測與耕地的遙感監測項目，出版了專著《農情遙感監測》。實現這些項目攻關，楊邦傑的目標只有一個：建設國家級的農情遙感監測運行系統，監測國家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他的研究成果“國家級農情遙感監測系統”以RS、GIS、GPS技術和網絡通訊技術為基礎，結合地面監測系統，開發了覆蓋全國的農情監測運行系統並投入應用，正在為國家糧食安全與農業發展提供及時、可靠、全面的農情信息。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中，楊邦傑對農業現代化的思考從未停止。他認為，美國、加拿大與澳大利亞能用2%左右的農業人口養活98%左右的國民，而且有大量的農產品出口，以色列、荷蘭這樣資源極其匱乏的國家居於農業發達國家的前列，究其原因，都是源於高度發達的農業工程技術。中國的農業有數千年的歷史，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時勢”催人思變。這種“時勢”便是我國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由長期供不應求轉變為階段性供大於求，這為農村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和機遇。於是，過去為解決温飽而主要追求產量增長的農業生產，可以在保持總量平衡的基礎上突出質量和效益，向多樣化、高品質的方向發展，促進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過去由於資源短缺而以提供初級產品為主的農業，可以將更多的農產品用於發展畜牧業和各類加工業，更大規模地實現轉化增值；過去迫於生存壓力而過度開墾的土地，可以有計劃、分步驟地退耕還林、還草、還湖，逐步恢復生態的良性循環，創造更加適合人民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環境。面對“時勢”的變化，楊邦傑的思考又有了新結論：實現提高品質、加工增值、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及農業現代化的目標，需要農業工程科學與技術的迅速發展。

楊邦傑説，在可預見的10年、20年間，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需要依靠工程技術。農業工程將在六個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一是農業機械化將藉助信息化高新技術，全面提升我國農機技術與裝備水平，加快實現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自動化；二是農業水土工程需要多學科有機地結合，用一系列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的節水農業技術；三是農業生物環境工程將加強對動植物環境生理和農藝的基礎研究；四是農產品與食品加工工程以高新技術為先導，根據不同生產規模的需要，研製先進的加工工藝和裝備，並大力促進設備的國產化、系列化和成套化；五是信息技術向農業領域的運用和推廣，將促使農業生產、管理、決策和市場全面實現信息化，推動農業新技術示範、推廣和應用，成為農村教育的主要手段和農業科研的基本方法；六是農業生物質能源與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將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與中國的可再生能源帶來新的動力。楊邦傑堅定地認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需要先進實用的工程技術，先進實用的工程技術可以使農業成為有活力的現代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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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楊邦傑以自己的專業為軸心，參加了許多重要的調查與視察活動，為國家農業現代化、西部草原恢復與生態環境建設、國家農業可持續發展等重大問題建言獻策。2004年12月，楊邦傑當選為致公黨中央副主席。

中國的農業現代化與國家發展是他思考的永恆主題。歷年的“兩會”，楊邦傑總會提交關於農業發展的發言與提案，從“開展全球農情遙感監測，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發展以畜牧業為核心的農業循環經濟”、“農村能源建設是國家生態恢復與實現農村小康的當務之急”、“國家糧食安全需要信息完備的預警系統”直到“中部的經濟強省也必須是農業強省”，這些緊扣“農業”的建言與呼籲漸漸成為楊邦傑肩頭的一種責任。

眾所周知，中國的區域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可逆轉的大格局：東部沿海經濟帶，中部糧食基地，西部生態建設。作為中國糧食主產區的中部，在崛起的願望與農業大省往往是經濟弱省的現實之間如何自處？在農業與工業夾縫間發展的中部將何去何從？

楊邦傑用他的長期思考堅定有力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從全國的產業佈局來説，農業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但農業又是弱勢產業，僅靠農業自身富不起來，所以還必須發展多種經營，使原有的工業、旅遊業、文化產業都得到發展。從長遠來看，在國家加大投入以及農業自身的產業化趨勢等綜合作用下，農業是可以形成經濟支柱的。我們呼籲中央要有一定的政策，協調一部分資金支持作為糧食生產基地的中部的發展，比如以轉移支付來協調糧食產區和銷區的差異。除了以前的糧食直補、減少税收之外，還包括產糧大縣的獎勵，以及建立農田基本建設的長效機制。”

在2005年“兩會”全國政協首場提案協商辦理會上，楊邦傑代表致公黨中央作了《關於統籌區域發展、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建議》的發言，這些建議成為國家相關部委和中部諸省在制定政策時的重要參考和借鑑。

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楊邦傑依然保持着一份真性情。他酷愛音樂，仍然堅持閒暇時練習一個小時長笛。他的人生之曲也由獨奏經過一系列變奏成為協奏曲，最後融入時代的交響。工程技術訓練給了他嚴密的邏輯思維，而音樂則賦予了他足夠的激情，這兩種東西匯合在他身上，產生了奇妙的效果。他的內心充滿澎湃的活力，但現實中的他卻在不動聲色中付諸勤勉的行動，成就擲地有聲的業績，如此自信，如此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