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

楊苡，安徽盱眙（盱眙今屬江蘇淮安）人。1919年出生於天津，先後就讀於天津中西女校、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曾任職於南京國立編譯館、南京師範學院外語系 ^[3]  。歷任中學教師，南京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翻譯，1949年後歷任語文教師，原民主德國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東方語文學院講師，南京師院外語系教師。

1936年開始發表作品。譯著長篇小説《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偉大的時刻》、《天真與經驗之歌》，其中《呼嘯山莊》這個譯名是由她首創的，在她之前也就是梁實秋先生的譯本翻譯為《咆哮山莊》；著有兒童文學《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

哥哥楊憲益是著名翻譯家。

楊苡，原名楊靜如，一九一九年出生於天津，先後就讀於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聯大外文系、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曾任職南京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南京師範學院外語系。著有《青青者憶》(散文集)、《雪泥集》(巴金致楊苡書簡，編注)、兒童文學《自己的事自己做》等，譯有《天真與經驗之歌》《兄妹譯詩》等書。

楊苡曾説：“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與事，到了我這個歲數，經歷過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發生的種種。我雖是個平凡的人，卻也有許許多多的人可念，許許多多的事想説。”

楊苡女士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國櫛風沐雨、滄桑鉅變的百年。愛國、進步、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血液般融入楊苡女士的人生選擇。她明亮的人格，讓世人看到被文學生活、文學事業、文學追求所浸潤的人生是如何飽滿與光潔。

楊苡是五四運動同齡人，那些被寫進歷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於她都是身邊人和身邊事。

她的父親楊毓璋是民國時期天津中國銀行的第一任行長。哥哥楊憲益是著名翻譯家，姐姐楊敏如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姐夫羅沛霖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1]  [8]} 

楊苡曾説：“不同時代的年輕人，成長的環境不同，要承擔的責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成長的時候，正是我們這個國家最困難的時期。但就是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氣、熱情和責任感一點都沒有丟。”她的赤子情懷、跌宕起落間的從容優雅，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

少女時期，她受巴金小説《家》的影響，決心離開家，做小説中“覺慧”一樣的進步青年。

楊苡因為愛好文學得以和巴金相識，並有了書信來往。“那時我17歲，還在天津讀高中，受到如金絲籠般的家庭束縛，感覺到特別窒息與苦悶，於是就給巴老寫信，向他訴説這一切，並向他描述我的夢想。沒幾天巴老回信了，讓我感動的是，巴老對我這個從未見過面的小讀者十分耐心，他説，不要動不動就説離開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樂觀，多讀書，相信未來。未來總是美麗的。”

楊苡經歷了上個世紀我們可以想象的所有的磨難——幼年讀書時，日寇入侵，天津淪陷，沒有學上了，輾轉一路跑到中國香港、越南，然後繞道昆明，去西南聯大。

楊苡進入聯大時，正是聯大最艱難的時期。轟炸機天天在上空呼嘯，房屋震動。

當楊苡回憶起這段艱難歲月時，她講起的卻是一個令人鎮靜的細節：“熱水瓶倒在地上，神奇的是碗裏煮好的雞蛋倒沒翻出來，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多年後，在她家中掛着一幅魯迅的詩作：“豈有豪情勝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用這句詩形容那段歲月，再合適不過。

烽火中，在沈從文的建議下，楊苡從中文系轉入西南聯大外文系就讀。朱自清、聞一多、劉文典、陳夢家、吳宓……羣星閃耀的西南聯大在她的記憶裏是一個個年輕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絃歌。

吳宓是西南聯大名教授,楊苡清楚記得的,卻是他登門索書時一臉的怒氣;沈從文是她的恩師,但更清晰的卻是他在眾人面前講話時,破了的棉襖袖子裏掉出棉絮的畫面。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好玩”,“好玩”影響到她的記憶和對記憶的篩選,後面未嘗沒有一種觀人觀世的態度。

1940年8月13日，淞滬戰役紀念日這天，楊苡與趙瑞蕻在報紙上刊登了結婚啓事。

當時，巴金寫信鼓勵楊苡：“人不該單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託在工作上，讓生命的花開在事業上面，也是美麗的。”

20世紀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那幾年楊苡不上班，在家裏譯書，履歷表中填的職業是“自由翻譯工作者”。就在這裏，她完成了經典譯作《呼嘯山莊》。

1953年，丈夫趙瑞蕻到德國任訪問教授，楊苡獨自帶着孩子住在南京一間小小的破房子裏。

她在中學時代就看過《呼嘯山莊》改編的美國原版電影《魂歸離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學外文系借讀時在圖書館讀到了原作。此前，梁實秋曾翻譯過這部作品，定名為《咆哮山莊》。梁實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楊苡總覺得譯名不妥。

“有一夜，窗外風雨交加，一陣陣疾風呼嘯而過，雨點灑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凱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開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來就是一片荒涼的花園，這時我幾乎感到我也是在當年約克郡曠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裏。我嘴裏不知不覺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該怎樣確切譯出它的意義，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讀音。忽然靈感自天而降，我興奮地寫下了‘呼嘯山莊’四個大字!

1955年6月，《呼嘯山莊》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極受歡迎。

動亂時期，楊苡要去面對失去愛人的悲傷，晚年也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但是她都寬容以對。她一直保持着一種思考，一直對生活有一份自己的熱愛。

1980年，她的代表譯作《呼嘯山莊》重回人們的視野，受到讀者極其熱烈的追捧。

翻譯的《呼嘯山莊》聲名遠播之後，她從事過兒童文學創作，還寫過不少散文，但她本人都不甚看重，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親情、友誼，她經歷的人與事。

關於家族舊事，她講述的重點,也都落在“無關宏旨”處，祖輩煊赫的聲勢，她不感興趣也不大鬧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沒落的大家庭裏,一個個普通人的遭際。 ^[7] 

“我想我這一生如同浸透了濃郁的果汁，確是不虛此生，果實累累。”楊苡説。

比之於獲得成就，她更關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説起一些文人學者，楊女士常贊他們是“有學問的”、“有才的”，言下自己是排除在外的。

楊苡女士的家很小，客廳十二平方米，同時也是書房。“我們家又小又亂。有人説落腳點都沒有，但也有人説很cozy。”

楊苡喜歡布偶，大猩猩、貓頭鷹、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辮子的黃毛丫頭……“這是我的一種玩法，我最喜歡那個睡覺的娃娃。

2003 年，楊苡骨折住院，她對女兒説:“開刀打進身體的那隻鋼釘價值八千元，相當於一顆鑽戒。”

《從前的優雅》的作者、作家李舒説：“楊苡先生可能更符合我內心對於一個優雅女性的註解。她一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對待，但是她始終保持的是一種冷靜和低調的形式。我見過她一次，感覺她是非常平靜地面對一切命運之中的風雲雷電、疾風驟雨。”

將人類可以經歷的所有磨難都經歷過之後，直到老年，一聽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楊苡仍然會熱淚盈眶。她不悲觀，對國家前途一直抱有信心。 ^[7] 

楊苡的偶像巴金曾説，活着是一種懲罰。她則認為，活着就是勝利。

在2019年，這一年楊女士實打實地跨入了百歲高齡。這麼説蓋因民間有“過九不過十”的説法，前一年楊女士99大壽，周圍的人已然以百歲“相許”，她兀自拒絕，説是“假的”。那年年底還真有一小坎：膽結石發作，她進了醫院。做手術還是不做，家人、醫院，都很糾結。楊女士無所謂，兩可。但也不是全然沒有傾向，她問醫生，還能不能再活一年?得到模糊的答案後，楊女士在穿上手術服手術前半小時自己決定——不做手術。

九十五歲以後，楊女士已經開始頻頻提及身後事了，同時也時不時説她的“預感”，比如，今年過不去了;還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數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點“時刻準備着”的意思。

餘斌曾回憶，當時楊女士説時語氣裏沒有“不祥”的成分，不悲，不傷，有時還笑嘻嘻的，神情一點不沉重。

十多年前，楊女士已經開始了針對記憶衰退的抵抗活動。她在有意識地與遺忘較勁。比如有段時間，每天早上醒來，她便開始回想剛剛做過的夢，打撈夢中的種種細節;默寫她背過的一首詩、唱過的一首歌的歌詞……她的手邊有一塊寫字板，夾着一疊信紙，想到什麼，隨手記下，這是她獨創的地道的腦力體操。

餘斌説：“我不知道她的操練效果如何，只知道以她103歲的高齡，仍然可以清楚地記起中學時唱過的一些歌曲，一字不落地把歌詞寫給我，有時是中文，有時是英文。”

她的同輩人在世的已所剩無幾，因為長壽，她幾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結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把每個人的人生比作一本書，那麼這些書她皆已翻看到最後一頁。榮辱浮沉、悲歡離合、生老病死，在她那裏，都已成為有頭有尾的故事，有如“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楊女士波瀾不驚的敍述的後面，我們或許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運”二字的分量。

2022年10月，楊苡女士103歲時，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特別緻以賀信。信中稱，“楊苡先生是‘五四運動’的同齡人，是自西南聯大邁向廣闊生活的進步學子，是首創‘呼嘯山莊’這一譯名並使該譯本成為經典的重要翻譯家，是兼及詩歌、散文、兒童文學創作的勤勉寫作者。山河淪落時，楊苡先生不甘安守家庭的庇護，懷着青春的熱血投身時代洪流與祖國同命運;家國康寧時，楊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筆完成《天真與經驗之歌》《我赤裸裸地來：羅丹傳》等著作的翻譯，依然滿懷蓬勃意氣。從《紅樓夢》《儒林外史》到《紅與黑》《呼嘯山莊》，楊苡先生與兄長楊憲益、愛人趙瑞蕻共同推動中文與世界對話，使文學經典如種子般在不同文明土壤裏生根開花，成就了中國文學翻譯事業的一個奇蹟”。 ^[7] 

2023年1月27日晚，楊苡女士逝世，享年103歲。 ^[1-2]  楊苡的骨灰於2023年3月27日，由親屬好友撒在其出生地天津海河渤海入海口，遺物捐獻給西南聯大博物館。 ^[3] 

楊苡與巴金的通信之始要追溯到“一二·九”學生運動。那年，楊苡十六歲。當看着身邊的一批批大中學生投身到救亡運動中去，出身封建家庭的她被牢牢地拴住了，成為這場運動的旁觀者。心中苦悶的她，就給當時最受中學生敬愛的巴金寫信。那時，她剛滿十七歲。巴金很快就給她回了信，不時地鼓勵這個苦悶的小女孩，告訴她未來總是美麗的。1938年7月，楊苡離開天津去昆明讀書。不久，日寇進佔天津租界，母親就把楊苡的存信給“處理”了。這其中包括從1936年到1938年期間，巴金寫給她的十多封信。八年的抗戰讓楊苡的生活顛沛流離，不停變化的生活讓她又丟失了幾封巴金的來信，這讓楊苡痛心不已。

1946年下半年，楊苡定居南京，原想着不該再有什麼損失了吧。十年的“文革”浩劫又無情地“卷”去了一批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其中有兩三封巴金所寫的涉及對待文藝上的批判的看法的信箋。這還不算完，1969年一個炎熱夏天的下午，由於楊苡始終未主動交出僅存的巴金寫給她的二十三封信（當時生怕被抄走，便託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一位紅衞兵在提審她的時候，狠狠地打了她一記耳光，這是她一生中所承受的惟一的耳光。當時，那記重磅級的耳光幾乎要把她打倒，但她還是在踉蹌中站定。突然間，她痛切地感到本不該那麼膽怯地聽任自己的家人，燒燬那麼多珍貴的信件，到末了還是躲不了這場羞辱。1970年，隨着紅衞兵對楊苡的審查再度升級，這二十三封信被迫交給了審查她的專案組。1972年4月，楊苡被“解放”了。這二十三封信又回到了她的身邊。

楊苡説，她與巴金的關係，就是作家與讀者的關係。因為愛好文學得以和巴金相識，並有了書信的來往。幾十年裏，楊苡收藏了幾十封巴老的來信，但遺憾的是最早的一封她已經找不到了。

“那時我17歲，還在天津讀高中，受到如金絲籠般的家庭束縛，感覺到特別窒息與苦悶，於是就給巴老寫信，向他訴説這一切，並向他描述我的夢想。沒幾天巴老回信了，讓我感動的是，巴老對我這個從未見過面的小讀者十分耐心，他説，不要動不動就説離開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樂觀，多讀書，相信未來。未來總是美麗的。” 如今這位當年的小姑娘也已經是滿頭白髮，想起久遠的年少時期能夠得到先生的教導十分感慨。楊苡説，先生一生寫了七千多封信，一大半都給了讀者。

巴金自己愛翻譯，也鼓勵別人拿起譯筆來，而對別的翻譯家，他的態度總是格外尊重。作為翻譯家，楊苡清楚地記得巴老在看過她的一些譯稿後，曾很坦率地對她指出：“譯得有點草率”，“本來可以譯得更好一點”。

到現在楊苡還清楚地記得巴金對她説的話：“好好翻譯一本書，海明威的也好，別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譯幾百、幾千字都行，再長的書也有譯完的時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細心去了解，去傳達原意。”“只有自己熱愛並從事翻譯的人才會對其他翻譯家如此體貼，如此愛護。”

現在，楊苡的家中還保存着一隻巴金送給她的瓷盤，上面印着巴金的手跡：“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時間，比用來維持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們必須為別人花費它們，這樣我們的生命才會開花，道德、無私就是人生的花。巴金1994．6”，這是巴老寫給小朋友的話。

楊苡記得，巴老對她説的最後一句話是在1997年11月22日，“那天我去華東醫院看望他，臨別的時候，巴金握着我的手十分吃力地説了兩個字‘多寫’，他的手很温暖。”後來這幾年，她一直用這句話來勉勵自己，“反正我已經聽他的話聽了六十多年了，什麼都聽他的，這句話當然更是要聽了。”

“現在巴老去世了，他解脱了。如果説要紀念他，我認為要記住他説的話——講真話。”

2023年12月，楊苡 口述 餘斌 撰寫《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獲得川觀文學獎(2022年度)非虛構獎。 ^[10] 

丈夫：趙瑞蕻

父親：楊毓璋

母親：徐燕若 ^[6] 

哥哥：楊憲益

姐姐：楊敏如

姐夫：羅沛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