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康華

楊康華，1915年出生於廣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由於虞家人口多，生活來源全靠父親的工資維持，常常是入不敷出，欠債累累。母親任淑若，一輩子操持家務，拉扯大八個子女。家境的貧寒，加上書香世家的薰陶，身為長子長孫的少年楊康華從小便刻苦讀書，一直是學校裏的高才生，從小學到中學，連連跳級，不到17歲便升入中山大學。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東三省，中華民族處在危亡關頭。全國一些大中城市相繼舉行反日鬥爭。10月10日晚上，廣州愛國學生和工人羣眾舉行反日活動，遊行到永漢路時遭國民黨廣州當局鎮壓。翌晨他又參加了示威遊行。他們高舉受難者的血衣走在隊伍的前頭，迎着刺刀和機關槍前進。此後，他斷然放棄了理科成績，決定升大轉讀政治系，以尋求救國道理和便於參加反日救國活動。1932年7月，當時還只是具有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煥章憑着熾烈的愛國熱情和中大高中部的黃雲耀、李燕勝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的愛國小團體“新中國”。

1932年暑期後，楊康華考上中大政治系，與進步同學韓泰宙、李羣傑等來往，開始閲讀馬列著作，接受馬列主義理論並翻譯“列寧小叢書”一些章節送報刊發表。

1935年北平“一二·九”運動前後，楊康華與李羣傑等在中大組織秘密讀書會和秘密的左翼團體“馬列主義行動團”，吸收進步師生參加，積極投身“一二·九”救亡運動，楊康華是廣東最早響應“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積極發起者和策劃者之一。 ^[1] 

1937年秋參加廣東文化界救亡工作協進會，當選為常委。1938年4月至10月，任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同年10月廣州淪陷後，撤退到香港，任中共東南特委宣傳部長。1940年10月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兼管澳門地下黨組織工作。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到東江抗日遊擊區，投身抗日武裝鬥爭。參加搶救被困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秘密大營救”行動。1942年2月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總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東江軍政委員會委員，改名為楊康華。1943年12月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政治部主任。1943年秋，參與組織指揮粉碎日軍對大嶺山抗日根據地的萬人“掃蕩”。 ^{[3]  [4]} 

1945年7月，在中共廣東省臨委幹部擴大會議（羅浮山會議）上被選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1945年8月與王作堯、林鏘雲（珠江縱隊司令員）組成粵北指揮部，任中共廣東區委粵北黨政軍委員會書記，率領東江縱隊和珠江縱隊部分主力挺進粵北，開拓五嶺根據地。1946年6月底，與曾生等率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1946年7月5日，廣東北撤部隊抵達山東煙台。隨後進行了兩個月的休整。10月，軍隊幹部編入華東軍政大學學習。楊康華同時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大學第五大隊政治委員，軍大黨務委員會委員。1947年2月調任中央城市工作部第二室主任。1948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政治部主任，轉戰冀魯豫地區。1949年參加解放廣東戰役。 ^{[3]  [4]} 

全國解放後，楊康華任廣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珠江軍分區副政治委員，中共珠江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52年調廣東省工作，先後任廣東省教育廳副廳長、中共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省委文教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廣東省副省長、省委統戰部部長、省政協第一副主席。1964年任暨南大學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楊康華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廣東分會會長，中國對外文化協會廣州分會會長。

“文革”期間，楊康華受到衝擊。1971年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政工組副組長。1973年任廣東省科教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1978年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兼廣東省體委主任、常委書記，後兼任廣東省科委主任、黨組書記，暨南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主持暨南大學復辦工作。1979年復任廣東省副省長，並任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副主任。1982年任中共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楊康華最後10年是在忙碌的黨史研究工作中度過的。為了搞好黨史的研究和編寫工作，他傾盡了全部心血。他認為這是一項“留得正氣在人間”的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在一次黨史座談會上，他講了長期以來所感受的體會：搞黨史，是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教育我們自己、教育後代。他還動情地念了自己寫的兩句詩：“拼將正氣垂千古，莫教邪風伴骨眠。” 在楊康華以及其他老同志的關懷和支持下，廣東省黨史、武裝鬥爭史、青運史的研究和編纂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取得了顯著成績，曾受到中央和省委的表揚，他本人也受到中央表揚。

正當他集中精力從事黨史研究工作之時，與他同甘共苦、並肩戰鬥數十年的戰友和妻子張逸不幸病逝。楊康華強忍悲痛，又埋頭於他的研究事業。後來，他與廣州市青運史辦公室主任劉智瑩在共同的工作中建立了深厚感情，於1985年結為夫妻。此後，在智瑩的幫助和照顧下，康華更專注地投入黨史工作中。

1991年10月31日，楊康華在廣州病逝。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