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常安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與組建西蕭店赤衞隊，任隊長。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根據地時，因傷離隊回家，在興隆店開設糧行。後任國民黨興隆鄉聯保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與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取得聯繫，獲准恢復中共組織關係。1938年，組建一支遊擊武裝，併為取得合法地位而接受國民黨應山縣抗日遊擊司令部編制，為應山縣抗敵自衞團第二大隊，任大隊長。1939年1月，中共應山縣委成立，任縣委軍事部長。同年3月，自行接受國民黨五戰區收編，被任命為營長。後經中共應山縣委幫助，脱離國民黨軍，並在中共應(山)信(陽)地委領導下重新組織武裝，成立應信獨立團，任團長。曾率部在應北一帶對日偽、國民黨軍和土匪作戰，多有戰功。1941年2月27日，在豹子嶺與日偽軍激戰中壯烈犧牲。時年30歲。犧牲後，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將興隆鄉改為常安鄉，並建立常安烈士紀念碑。 ^[1] 

1929年暑假，他回到家鄉，得知柴醒吾在肖店秘密發展黨組織後，立即跑去找他聯繫。同年秋，楊常安通過應山肖店地下黨支部書記柴醒吾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 

楊常安自從接受了黨的教育，思想更加成熟。他深深體會到，只有在黨的領導下，自己才有用武之地，才能大展宏圖。1930年春，奉中共京漢特委的指示，楊常安同應山西北鄉黨組織負責人張冠東、柴醒吾在肖店籌建革命武裝，成立赤衞隊，楊常安任隊長。在縣委統一領導下，他開始籌辦武器。他先去陳家巷，通過柴詩芳的介紹，從反動“白學”中搞到十幾條長槍。不久，他又帶人去李店，收取地下黨組織收撿的國民黨逃兵的槍支。赤衞隊建立後，活躍在肖店一帶，打擊土匪，維持當地社會治安，威力頗大。

不久，楊常安與柴醒吾、張冠東等同志組織肖店武裝暴動，欲推翻關帝廟反動民團的統治。團丁尚太興探知消息後，急將此事密告了國民黨武漢衞戍司令部胡宗鐸部參謀長聶怒夫(即聶、應山聶店人)。1930年3月27日，聶怒夫派兵搶先前往肖店鎮壓。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早就與中共有聯繫的張勤如急忙派汪大金送信到肖店中共地下黨組織。黨組織得知這一情報後，考慮到敵強我弱，不宜硬拼，決定馬上轉移。等敵人趕到時，赤衞隊的大多數同志已安全轉移，未來得及轉移的共產黨員楊道先遇難，呂鶴成等五人被捕。這次鬥爭雖然失敗了，但它鍛鍊了黨組織，教育了人民，擴大了黨在應山的影響，使一批黨員幹部更加成熟。

這次鬥爭，使大多數黨員幹部暴露了身份，不便在家鄉繼續開展鬥爭，除少數未暴露身份的仍留下堅持鬥爭外，其餘的立即潛往他鄉，與上級或外地黨組織取得聯繫，參加新的鬥爭。

楊常安在家鄉無法存身，就賣掉自己的五石田，並改名楊威(取“揚我軍威”之意)，帶領一部分人到平漢路東活動。不久，在大悟芳家畈參加陂孝北縣政府的工作。後來，他加入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面軍，並擔任排長。從此，他隨紅四方面軍轉戰南北，馳騁疆場。

1932年上半年，楊常安隨部在大悟與河南交界處的三里城與國民黨軍作戰。連長不幸中彈犧牲，他就代理連長，繼續指揮部隊奮勇殺敵。不料，他的大腿和睾丸部位也受了重傷。9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開始西征。由於傷未痊癒，楊常安不能隨隊行動，也不便回家鄉。他只能來到家鄉興隆店西鄰的隨縣邊境，通過親戚、國民黨應山縣保衞團團總王金堂的關係，住在隨縣養傷。傷好後，又通過王金堂的關係，回到應山，在興隆店開辦了一個糧行，以此為掩護隱蔽下來。

這時，楊常安的思想極度苦悶。他離開了黨組織，就像脱了羣的孤雁一樣。但又想到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曾經是披甲上陣、叱吒風雲的一員勇士，不能就此停止鬥爭，雖是孤單一人，還是要尋找時機，堅持鬥爭。事隔不久，土匪竄擾興隆店。在危難之際，楊常安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出面組織老百姓，打退了土匪的進攻，保住了山寨。隨即，被羣眾推舉為寨保主任。從此，他就公開地擔負了維持社會治安、消滅和收編土匪的重任。這時，他手下有60餘人，還有一部分長槍。由於經濟困難，部隊生活難以維持，他乾脆將自己的田產又賣掉十畝，把所得的錢作為活動的經費。

楊常安的隊伍越來越強，他在人民羣眾中的威望也越來越高，眾土匪聞之喪膽。因而，保持了興隆店周圍一度的平安。1936年，他被委任為國民黨興隆鄉聯保主任。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戰爆發。這時，分散在應山各地的長期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繫的一部分共產黨員，自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開始聯絡組織起來，並先後幾次派人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聯繫。董必武熱情接待了他們，並於1937年11月恢復了錢鵠卿、楊常安、鄒亞農、柴詩芳、柴醒吾、柴集生、劉吉甫、盧華銀八位同志的黨組織關係。同時，成立中共應山工作委員會，柴醒吾任書記，楊常安、柴詩芳、錢鵠卿、鄒亞農為委員。

應山黨組織恢復活動後，楊常安以興隆店聯保主任的名義開展抗日活動，舉辦鄉訓班，培養武裝骨幹力量。他掌握了六七十人、十餘支步槍的武裝，使興隆店成為鄂中特委在應山的武裝據點之一。

1938年10月24日，日軍自信陽南下，鐵蹄踏進了應山。國民黨軍隊紛紛潰退，遺棄了大量槍支彈藥。應山的中共黨員和一些愛國志士奔走呼號，“抗日圖存”已成為各界人民的總動員令。楊常安利用他公開的身份，帶領一部分人在興隆店一帶，趁機收撿國民黨軍隊遺棄的槍支彈藥，擴大隊伍。

10月下旬，武漢失守，形勢日益惡化。應山黨組織派盧華銀到京山，向中共鄂中特委彙報應山情況。特委書記楊學誠即派特委委員鄧先柱隨盧華銀一同迴應山協助工作。

鄧先柱到應山後，與應山的黨組織一起隨楊常安的武裝活動。12月，中共掌握的劉吉甫、李秀明兩支隊伍與楊常安的武裝會合在一起，成立應山遊擊大隊。遊擊大隊成立後，楊常安擔任大隊長。遊擊大隊下轄三個中隊，擁有長槍200餘支，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八挺，短槍數十支。隨着隊伍規模的擴大，隨之而來的給養困難也出現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楊常安找到與他有關係的國民黨應山縣抗敵自衞團團長王金堂，想通過他從國民黨應山縣政府取得軍餉。恰在這時，應山縣長劉漢基下令將全縣武裝力量集中，成立了應山抗日遊擊司令部，楊常安被任命為第二支隊第一大隊長。這個大隊下轄四個中隊，主要在餘家店、興隆店、天子崗一帶活動，清剿土匪，保護人民，安定地方。由於楊常安部隊驍勇善戰，土匪聞之逃竄，當地老百姓都熱情地稱他為“包打土匪的楊常安”。

楊常安的隊伍是中共在應山的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應山的大部分黨員都隨隊活動，經費、給養問題也解決得比較好，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可是，過了不久，日軍迫近，時局危難，國民黨縣政府在兵荒馬亂中四處遷徙；再加上縣政府官員肆意侵吞錢糧，部隊的經費給養十分緊張。縣長劉漢基表面上説：“經費一時困難，要延遲時間。”實際上是想剋扣軍餉。楊常安義憤填膺，立即帶領部隊開到設在西餘店易家溝的國民黨縣政府，令其部下在大門口架設機槍，逼着縣長劉漢基出來答覆。劉漢基出於無奈，只好答應楊常安的要求，發給軍餉。

楊常安所率部隊軍紀嚴明，愛護百姓。因而，廣大人民羣眾熱情稱頌他，擁護他；敵人恨他，怕他；國民黨正規軍拉攏他，想收編他。國民黨五戰區八十四軍一八九師於1938年底專門派了一個營長住在國民黨應山縣政府，談判收編抗敵自衞團，楊常安的部隊也在收編之列。縣政府為了減輕經費壓力，準備接受收編，並擬任王金堂為國民黨一八九師補充團團長。

1939年1月，應山黨組織根據鄂中特委的指示，在鄂中特委常委雍文濤、特委委員鄧先柱兩同志的幫助下，在楊常安部隊的活動區域西餘店易家溝正式成立了中共應山縣委員會。錢鵠卿任書記，楊常安擔任縣委軍事部長，負責武裝工作。

在這個成立會上，討論了楊常安的部隊是否隨抗敵自衞團一起編到國民黨正規軍中去的問題。縣委經過反覆討論，認為既要考慮上級的意見(實際上是王明“右傾”路線的影響)照顧統戰關係，又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就先將現有的武裝留下一部分兵力，並把長槍70支、手槍十幾支、輕機槍四挺，由楊常安、柴醒吾兩同志負責埋藏在肖店魏家衝。剩下的武器、部隊，就按上級的決定辦理。縣委又認為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上級黨委。

2月中旬，鄂中區黨委在隨縣大洪山長崗店召開會議，錢鵠卿和鄧先柱兩同志去彙報工作。區黨委根據錢、鄧兩人反映的情況，進行了商議。錢瑛、陶鑄即派鄂中區黨委候補委員楊煥民隨錢、鄧兩人來應山，解決楊常安部武裝問題。1939年2月24日(正月初六)，日偽軍200餘人來餘家店地區“掃蕩”。楊常安首先率部與來犯之敵發生激戰，雙方均有傷亡。隨即，楊常安率部隨應山抗敵自衞團一起撤到隨縣萬店、厲山一帶。當時國民黨八四軍一八九師也駐紮在這一帶，他們迫使應山抗敵自衞團及楊部改編為一八九師補充團。楊常安被委為補充團第一營營長。

楊常安的部隊被迫為國民黨軍改編，這對鄂中地區的武裝鬥爭來説，不能不是一個嚴重的教訓。4月，鄂中區黨委書記錢瑛在寫給中央《湖北各區工作報告》中，嚴肅而認真地總結了經驗教訓。6月，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也電示鄂中區黨委，要從中吸取教訓，要採取得力措施，“免蹈楊威部隊之覆轍”。

楊常安的部隊雖編到國民黨一八九師，但他抗日的信念，始終堅定不移。他對日本侵略者切齒仇恨，一旦戰鬥打響，他總是置個人生死於不顧，一馬當先，衝殺在前。他曾對其部下和親友説：“我最喜歡打仗，只要有仗打，我可以飯不吃，覺不睡。”

1939年3月4日，楊常安率部隨補充團與日軍第三師團在西界河新街梨樹河一帶作戰，歷24晝夜，將敵一部擊退，奪獲敵步槍21支，輕機槍一挺，炮兵瞄準鏡一座。4月2日，又攻克蔡家河，斃敵17名，獲重機槍1挺，步槍14支，馬12匹。10日楊常安又與連長李修華等帶領部隊襲擊關廟日軍據點的岡田部隊，將其全部消滅，斃敵95名，獲重機槍九挺，輕機槍13挺，步槍74支，彈藥24箱，戰馬八匹及其他許多軍用品。這場戰鬥，大獲全勝，極大地振奮了應山人民抵抗外侮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應山人民抗日必勝的信心。

1940年秋，中共信應地委及應山縣委派柴醒吾、柴集生兩同志去與楊常安聯繫，以便使之早日歸隊。但楊常安不甘心隻身回到應山，於是，就設法做本營中原國民黨軍官兵的工作，想將一營全部帶回應山。不料，走漏了風聲，楊常安就毅然決然地率領兩個中隊的人槍，於1940年秋天脱離國民黨軍隊，回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懷抱。

楊常安率部迴應山後，在中共信應地委的領導下，振奮鬥志，重組部隊。信應地委將信應總隊的一個大隊與楊常安帶回的武裝合編為新四軍應山支隊(又名應北獨立團、信應獨立團)，楊常安任團長，張裕生任政委。楊常安帶領部隊與劉吉甫的中隊活動在鄂北、豫南一帶。從此，不論在抗擊日偽的“掃蕩”中，還是在反擊頑軍和土匪的騷擾中，該支隊都立下了赫赫戰功，為保衞應北抗日根據地做出了卓越貢獻。

1940年10月，楊常安率部在應北將偽軍一箇中隊包圍，迫其全部繳械。同年冬，在趙棚洪廟衝，經信應地委批准，應山縣委書記王良找楊常安談話，再次恢復了他的黨組織關係。不久，楊常安又率領信應獨立團在應坪公路沿線活動，他率隊襲擊日軍騎龍崗據點，將日軍準備去隨縣的西線指揮官擊斃，日偽軍聞之喪膽。

1941年2月27日(農曆二月初二)拂曉，日軍100餘人竄到興隆豹子嶺一帶騷擾，當時楊常安的部隊正駐防在這一帶。頭天夜裏，他睡在家裏，哨兵發現敵情後，即鳴槍報警。楊常安聞訊後，迅疾起牀，披上便衣長衫就往外跑。他一邊穿衣服，一邊喊了幾個近身士兵衝上山崗。楊常安先同一連指導員李方向哨兵詢問了情況。接着，楊常安舉起望遠鏡察看敵情。他當機立斷，立即集合部隊，予以反擊。頃刻間，豹子嶺上硝煙滾滾，槍彈聲、喊殺聲、馬叫聲響成一片。楊常安指揮所部將士越戰越勇，打得日軍人仰馬翻，潰不成軍。楊常安率部乘勝追擊。日軍趟過河，逃到棗樹灣，躲進竹林裏和老百姓家中向外放槍。楊常安迅即指揮部隊逼近棗樹灣，將敵緊緊包圍。楊常安站在院牆邊，舉起望遠鏡觀察敵情。由於他服裝特殊，目標明顯，引起了敵人的注意，認定他是一位指揮官。日軍的特等射手一槍打過來，正擊中楊常安的頭部。子彈從楊的後腦進，前額出，楊常安立即倒地，昏迷不醒。 ^[2] 

楊常安身負重傷後，戰鬥形勢突變。被困在棗樹灣的敵人認為楊常安已死，趁機衝出我包圍圈，企圖搶屍，高聲嘶叫：“拿下楊常安頭者，有賞!”為了保護楊常安，其部下迅速撤出了戰鬥，將其抬往老劉家灣。走到劉家崗時，楊常安的姐姐楊慶山聞訊趕來，一見此情此景，悲痛萬分，禁不住淚水奪眶而出。這時，楊常安甦醒了過來，慢慢地睜開眼睛，微微地對她説：“不要哭，我死為抗日，值——得!”抬到老劉家灣時，楊常安終因傷勢過重，停止了呼吸。時年僅30歲。 ^[2] 

楊常安犧牲後，戰士們無不悲痛萬分。他們望着烈士的遺體，久久不肯離散。他們的熱淚滾滾，行行灑在烈士的遺體上，與烈士的鮮血一同澆灌着祖國大地。 ^[2] 

楊常安犧牲後，應北人民一直懷念着他。鄂豫邊區黨委書記陳少敏曾在總結鄂豫邊區抗戰工作時説：“楊威同志，就是在偉大的抗日戰場上英勇犧牲的”1980年8月雍文濤回憶説：“1938年12月，我是以鄂中特委常委的身分被派到應山工作的，楊威是應山部隊的大隊長，我到他的部隊去講過話。楊威是不錯的，是個好黨員，打起仗來很英勇。” ^[2] 

為了緬懷楊常安烈士的功績，繼承他的未竟之志，應山縣抗日民主政府根據他家鄉人民的意願，將興隆鄉改名為“常安鄉”。新中國建立後，人民為了永遠紀念他，通過多種形式宣傳他的英雄事蹟，並在他的家鄉樹碑以示紀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