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泩

楊光泩，浙江吳興縣(今湖州市)人，1900年7月14日出生於上海。祖父輩經營蠶絲髮家致富，絲號楊萬豐。父親楊文濂(字仲候)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06年受新學潮影響，剪辮明志，堅決要求去美留學深造，1912年回國，不願再隨父經商，舉家遷居北京，就任北洋政府審計院審計官，隨父母遷北京，入北京崇德中學求學。

1916年考入清華學堂高等科。他是同年級同學中最活躍、最年輕的一個。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熱心社會活動，曾任校刊總編輯，善演講、辯論，打網球、演話劇無不積極參加。1920年清華畢業後，由庚子賠款保送留美，先入科羅拉多(Colorado)大學，一年後得學士學位，再入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得碩士學位，1924年得國際公法哲學博士學位。隨後，出任中國駐美公使館三等秘書，喬治城大學中文教授兼任華盛頓大學遠東歷史教授。在美讀書時他也熱心社會活動。1923-1924年曾任《中國學生月刊》總編輯及美國東部中國學生聯合會主席以及清華大學留美校友會會長。還曾獲紐約大學生網球賽冠軍，洛杉磯學生校際辯論會冠軍。

1927年應清華大學聘請，回北京母校任政治學、國際公法教授。1928年2月去南京任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1929年與嚴幼韻女士在上海結婚。1930年出任中國駐倫敦總領事及駐歐洲中國特派員。1934年回國任上海《大陸報》(英文版)總編輯、總經理。1937年春曾隨中國代表團赴倫敦參加英皇喬治六世加冕典禮。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他受命於危難之秋，出任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總領事。當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他滿懷民族自豪感，對日寇暴行切齒痛恨。為維護民族自尊置酷暑於不顧，每日四出演講，奔走於當地愛國僑胞和海外同情中國的友好人士之間，宣傳祖國人民抗敵禦侮形勢，募集捐款，連續幾個月，博得廣大華僑的尊敬。僅1941年4月至年底的9個月中，馬尼拉總領事館就募集了1200萬菲幣和大量物資，有力地支援了祖國的抗戰。其中有一部分經同情中國抗日的德籍友好人士王安娜女士的安排，輾轉運到延安和八路軍後方基地。但這些活動也引起了日方的極大注意。

1941年世界戰爭的風雲日趨緊張。野心勃勃的日本軍國主義妄圖在“共榮共存”的幌子下，建立一個包括中國、朝鮮、印度支那、緬甸、泰國、馬來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和太平洋廣大地區在內的日本殖民大帝國。為達此目的，蓄謀已久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軍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偷襲珍珠港事件，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與此同時，按照既定的侵略計劃，大舉進犯東南亞。12月8日日軍猛炸呂松島各主要口岸及美軍在馬尼拉附近的空軍基地。12月10日，日本海軍大小艦艇進襲菲律賓各海岸後，旋即於12月15日開始在菲律賓登陸。馬尼拉陷於大包圍之中，形勢異常緊張。這時，馬尼拉華僑界人士曾勸楊光泩總領事率領館人員撤離此地。

駐菲美軍司令部在撤退時，也特意在專機上保留座位，派人勸説楊光泩等人同機離開。 ^[2] 

楊光泩的女眷和孩子一共７家人住在總領事官邸，那時其女楊雪蘭６歲。楊雪蘭回憶説，其實她父親本來有機會帶家人離開菲律賓，當時的鄰居——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在日軍登陸菲律賓之前曾邀請楊家和他一起撤退到澳大利亞，“但是爸爸説，我要領導整個菲律賓的中國人，我不能走。” ^[6] 

楊光窪謝絕了他們的好意。他集合領事館領事莫介恩、朱少屏，隨習領事姚竹修、蕭東明、楊慶壽，主事盧秉樞和學習員王薺瑋等人宣佈：“身為外交官員，應負保僑重責，未奉命令之前，絕不擅離職守。”他們留在馬尼拉做各種應變的準備：組織了戰時服務隊，設法安排文教人員疏散，指揮燒燬各種愛國捐款存據、救國公債登記表及其他重要文件。當時，中國政府委託美國印製了一船鈔票正滯留在馬尼拉，總領事館的全體人員及家屬便一齊行動，先用刀具砍去鈔票的一角，以防止流通。後因數量太多，一時砍不完，大家便斷然焚燒了整船鈔票，使國家避免了一次可能蒙受的重大經濟損失。 ^[2] 

1942年1月2日，即馬尼拉淪陷的當天，日本駐馬尼拉副領事本原太次郎與楊光泩總領事在瑞士領事館面晤，要求中國駐馬尼拉總領館承認汪精衞偽政權，否則領事館人員將被剝奪豁免權。日本政府不承認重慶政權，所以，他們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人身安全亦不受保障。還要求楊光泩通知華僑領袖集中到一個地方。日方的蠻橫無禮的要求，當即遭到楊光泩總領事的嚴詞拒絕。

1月4日，日本憲兵悍然逮捕了中國總領事館楊光泩等8名外交官員，將他們關押在菲律賓大學的美術學院。脅迫他們接受3個條件：一、宣佈擁護南京汪偽政府；二、在3個月內在華僑中為佔領當局募捐2400萬菲幣(相當於1937-1941年給重慶政府捐款1200萬菲幣的兩倍)；三、組織新華僑協會，與佔領當局合作。接受這些條件，即可獲釋。限兩日內做出答覆。楊光泩對敵人的要求，予以嚴辭拒絕。敵人對他施以酷刑，迫其屈服。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

不久，日方探知中國總領事館人員在馬尼拉淪陷前焚燒了一船法幣，還參與領導過馬尼拉華僑為中國抗戰捐款的活動，因而對他們更加恨之入骨。日寇威逼利誘失敗以後，繼而露出法西斯猙獰面目，準備對中國外交官下毒手。3月19日將楊光泩等8名外交官移押到聖地亞哥炮台監獄。楊光泩等雖身遭百般凌辱，嚴刑折磨，反覆審訊。但是，對祖國忠貞不屈的中華兒女始終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誓不屈服。敵人惱羞成怒，羅列罪名，對我外交使節加以殘害。日本憲兵司令大田悍然不顧國際公法，於1942年4月17日宣佈了8位外交使節的“罪狀”：

1．抗日活動；

2．軍事協助重慶政府；

3．擾亂治安；

4．抵制日貨。

之後，便宣判將楊光泩等8人處以死刑。下午1時半日本憲兵將8人秘密押赴華僑義山公墓執行槍決。集體槍殺了8位使節。這是一起歷史上罕見的集體槍殺外交人員慘案，一時震驚了東南亞及世界。

這一壯烈悲劇，當時的目擊者——看守華僑義山的吳玉賜老人敍述説：“那是1942年4月17日的下午1時半，日本憲兵押解楊光泩等8烈士到義山，途中和現場戒備森嚴，我在崇福堂的後樓上偷看，看到楊烈士昂首而行，義無反顧，其他館員也都泰然隨行其後，走到東南草叢的空地，在預先掘好的土坑前站了一排。一聲令下，排槍齊發，楊光泩等8烈士就紛紛跌入坑中，一羣日本兵接着又用刺刀向八位烈士的遺體亂刺，以後才用土草草掩蓋了事。我曾特別默志烈士們死難的地方，以備將來抗日勝利後再重新改葬。” ^[2] 

外交官家眷們堅守到1945年，那一年，他們才得知楊光泩和同事們在1942年已經遇害。1944年，是楊雪蘭見過的戰鬥最激烈的時候。“當時每天都有炸彈、警報，我們去過市中心一家醫院，每輛救護車都堆滿了傷者，很多人死去，打仗其實是很恐怖很痛苦的。” ^[7] 

瘋狂屠殺4百萬和平人民和8位烈士的日本法西斯終於戰敗，不得不投降。蹂躪菲律賓、殺害8烈士的日寇元兇大田，被押往馬尼拉，經過公開審判，於1946年6月在烈士們流過鮮血的上地上伏法。菲律賓華僑在烈士殉難處建立了一高大紀念碑和紀念祠堂，歲時祭奠，以垂久遠。

1947年7月7日，楊光泩等8烈士的忠骸和駐北婆羅洲山打根卓還來領事的忠骸由專機運回南京，旅菲華僑萬餘人在機場灑淚相送。同年9月3日，9烈士忠骸安葬於南京中華門外菊花台烈士陵園， ^[2]  故稱九烈士墓。九座墓呈扇狀排列，莊嚴肅穆。 ^[3] 

1982年，人民政府撥專款重新修建了菊花台陵墓，砌起了半圓形護壁，9座烈士墓呈扇形排列，蒼松翠柏，莊嚴肅穆，地面上鋪了鵝卵石，每座墓前都有獻花台。青山有幸埋忠骨，在異國為國捐軀的9烈士，終於長眠、安息在祖國的大地上。

1987年11月17日南京市各界隆重舉行9烈士歸葬40週年公祭典禮。會場擺滿了各界敬獻的花籃、花圈。清華校友總會贈送了“碧血寧灑異域地 浩氣長存神州天”的題詞。 ^[2] 

1989年9月28日，清華大學隆重舉行了清華英烈紀念碑揭碑典禮。紀念碑的背面刻有在抗戰和解放戰爭中獻身的烈士們姓名、出生年月、入學時間、犧牲時間和地點。清華英烈共23位，以入學時間先後為序排列。第一位便是安葬於我區菊花台的“外交抗日九烈士”中職務最高的楊光泩先生，他生前任我國駐馬尼拉總領事館總領事。 ^[4] 

2015年9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大會上，楊光泩被尊為烈士。他的女兒楊雪蘭被授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 ^[5] 

楊光泩祖居位於菱湖鎮北橋浜路14號，清晚期建築，磚木結構。現存建築分列兩條軸線，東軸線建築保存較好，主要由3進樓廳組成，樓廳間以天井相隔，廂房相連。西軸線佈局與東軸線基本相同。楊光生祖居又為菱湖最大絲行——楊萬豐絲行舊址。保護該建築，對於研究菱湖蠶桑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價值。2003年1月，被湖州市人民政府公佈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