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達

1927年12月出生於遼寧旅順。

1949年，畢業於華北大學美術系。任北平華北大學美術系助理員、幹事及北平藝專輔導科幹事、代理科主任。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2年至1956年，任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展覽工作室副主任、黨支部書記。

1956年至1984年，先後擔任故宮博物院陳列部副主任、美術史部副主任、業務部副主任、陳列部主任。

1984年10月至1987年6月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1997年離休。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2021年5月21日12時4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4歲。 ^[8] 

2021年5月25日上午10時，楊伯達先生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蘭廳舉行。 ^[5] 

“我們這一代故宮人可以説都是故宮培養起來的人。”楊伯達先生在接受筆者採訪時，爽朗的笑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楊伯達先生留着長髮，臉色紅潤，看不出已是八旬開外的人。身為文博大家，卻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他用平緩的語氣細説了他的人生經歷。“我1956年4月到故宮，當時我是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展覽工作室副主任、支部書記，屬於平級調動。葉佩蘭是高中畢業分配進來的，當時他們那批人來了十幾個人，起點不一樣的，我當時已經有了一定的工作經驗，而他們是從頭學起。”他説。因為戰爭的原因、區域的轉變和大學的合併，楊伯達在大學期間一直處於遊走的狀態，4年的解放戰爭他一直是學員，並唸了4所大學。第一所大學是山東大學。第二所是華中建設大學的文藝系，當時分4個大科目,包括：文學、戲劇、美術和音樂，楊伯達是在美術系，浙江美術學院副院長黎濱洪先生是他的老師。第三所是北方大學藝術學院的美術系。解放後他念的最後一所大學是華北大學美術系，師從彥涵和魏田霖先生學美術史。 ^[1] 

一個學美術史的人怎麼去研究博物館學？看着我們疑惑的表情，楊伯達笑着説，原來他在進故宮之前就已經開始研究博物館了，不僅在課堂上學到了東歐的美術史是什麼樣的，還曾經赴前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學習，親眼看到一些重要的典型藝術品。以前，前蘇聯和保加利亞的科技是走在中國前面的，他很幸運能有機會到這些國家學習。當時能出國的人很少，而且出國的態度不一樣，有的就是去逛逛、開眼界或是鍍金的，而他則是去學習，抓住這個機會認真的學習。換句話説，他是在無形中進入了一個博物館的大課堂，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在前蘇聯的一個博物館裏，館長正親自接待中國學習團，一個講解員仔細的講解着每件陳列品的歷史及藝術特徵。他講解的質量很高，如果參觀者有疑問的話，可以打斷他的話請翻譯轉述並解答。後來得悉這個講解員是博士，參觀者感到很震驚。一個拿着筆快速的記錄着，這個人便是楊伯達。他在蘇聯莫斯科參觀了20多個博物館，包括後來補上的普希金博物館和彼得格勒博物館，記錄了厚厚一本筆記。他所記錄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看文藝復興時期的古文物和古希臘的古文物；第二個是看他們怎麼去展覽展示的。從此，楊伯達開始與文博結緣。 ^[2] 

回憶起出國考察的那段經歷，楊伯達説，回國時有一段經歷影響了他的前途。考察團到了長春之後，他們沒有直接回北京，團長要大家都下車，大家不知道什麼意思，等都安頓好了，團長宣佈大家寫總結，因為一般情況下，參觀考察活動後當時是有很深感觸的，但是回去後就寫不出東西了。他們在長春大概住了十幾天。楊伯達想自己是搞陳列的，於是把筆記整理、歸納了一下，寫了一篇《蘇聯博物館陳列介紹》的文章並發表。當時他29歲，只有7年的工齡。

人一旦出名，各種各樣的機會便隨之而來。楊伯達擁有較豐富的博物館經驗，有一次和故宮博物院吳院長見面，楊伯達問吳院長要不要他到故宮工作，吳院長很高興地説“歡迎歡迎”。就這樣楊伯達輕而易舉被安排到故宮博物院陳列部當副主任。剛來故宮不久，幸運之神即降臨到楊伯達的頭上，這使得他與玉器結緣。故宮有一批清代玉器需要整理，吳院長決定了3個人：一個是楊伯達，另外兩個是故宮的老研究員和琉璃廠的老古董商。他們3個一起工作，取長補短。因為要給玉器分級別，他們用了一個夏天看了一萬多件清代的玉器，這差不多是故宮的1/3。清代玉器是什麼樣的，故宮裏記錄的年代不準確，但兩位老同志都有自己的藝術經驗，就這樣一天看三四十件，慢慢的楊伯達也就懂了。

楊伯達是個善學習的人，在這幾年的工作當中他慢慢提高，注重文獻資料的考證，漸漸的他成為玉器鑑定界的專家，並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2] 

每天晚上楊伯達都會把圖書館的書借出來讀，圖書館每天晚上10點關門，他就每天看到10點。因為看書看得很入迷，都忘記時間了，管理員看燈還亮着，就問誰在裏面，楊伯達就説他還在，馬上就走。漸漸的他們越來越熟悉，管理員也就不問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裏楊伯達把所有能看的、需要看的書都看了，包括文獻、考古、評論、美術史的書。

為了編寫《中國美術全集》，楊伯達組織了一個編委會，他是主任委員，為了這個工作，他看了很多書，看完之後就發現玉器不是一件器物的問題，而是一種文化。書編寫完之後，玉器的研究還是要堅持下來的，乾脆就專門組織一個機構來研究玉文化，於是他們就成立了一個玉器研究委員會。經過幾次討論，大家一致認為玉是有文化底藴的，中國文化的第一塊奠基石就是玉文化，並總結出“玉靈魂、金文化”是中國文明的祖先。

玉器研究會有關玉文化的研究開了五次會議，並出版了四套書。剛開始認同的人很少，甚至好多人都報以懷疑的態度。最後一套《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上、下冊》榮獲2007年度全國文博考古最佳文集獎。

楊伯達先生早年師從黎冰鴻、王式廓、羅工柳、彥涵習畫，後從事中西美術史和博物館學研究。

從業四十餘年來專攻藝術文物及美術史。研究領域較寬，側重玉器、金銀器、玻璃器、琺琅器、清代院畫等專項研究。在雕刻、清代院畫、玉器、玻璃器、金銀器、琺琅器及鼻煙壺等諸多方面都有著述。曾主持、參與金玉珠寶大佛、不空羂索觀音、翡翠《蓬萊仙境》以及珍貴寶玉石的鑑定評估。

1980年之後，曾赴前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古巴、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台灣訪問考察或出席國際會議及國際學術討論會。後根據需要將研究重點轉至古代玉器、玉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了文集《古玉考》，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玉器》及《中國玉器全集》。

晚年仍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包括《清代工藝美術史》、《中國玉文化史》（與美國屈志仁先生合作），並主編《中國金銀器、玻璃器、琺琅器全集》（共6冊）、《中國玉器全集補遺》（共6冊）等。

楊伯達先生學識淵博，將工藝美術史與藝術史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理論相結合，撰寫專著50多部、論文480餘篇。楊伯達先生曾多次牽頭組織海內外知名學者召開專題學術研討會。他主編的《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中國玉器全集》《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等學術著作成為相關學科領域內集大成之作。他首先提出“玉學”“玉文化”“玉文化板塊論”“玉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奠基石”“玉石之路（和田玉的傳播路線網絡）”等新論點，為古玉研究開創了嶄新途徑，受到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 ^{[4]  [8]} 

“楊伯達先生學識淵博，將工藝美術史與藝術史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理論相結合，撰寫專著50多部、論文480餘篇。楊伯達先生的辭世，是故宮博物院乃至文博領域的重大損失，楊伯達先生千古！”——國家文物局 ^[8] 

曾任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北京大學考古系玉器碩士研究生導師、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玉器研究會會長、中國寶玉石協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榮譽顧問、香港徐氏藝術館顧問、新加坡收藏家學會海外高級顧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前中華文物館客卿顧問、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會員、玻璃委員會會員、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4] 

捲入謝根榮玉衣偽造事件

謝根榮玉衣系偽造而成，偽造文物後，謝根榮出錢請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等5位專家估價24億元。謝根榮憑藉兩件“玉衣”取得銀行信任，不但為之前6.6億的借貸做擔保，又獲得5000萬元貸款及4.5億元銀行承兑匯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