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

1904年，生於南昌市南昌縣朱姑橋梅村（今南昌市八大山人紀念館附近）；1922年，北京清華大學留美預科班學習畢業，後赴美國留學；192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被選為“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會員；1928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在學校是赫赫有名的中國學生；1929年，離開美國，赴歐洲各國及蘇聯旅行和考察，1929年底回到中國，後執教於國立山西大學，法學教授；1930年，應校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邀請，赴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法學教授；1933年，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政府內部參事兼刑事訴願委員會委員；1934年，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中國立法院”立法委員；1937年，應時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副部長）、在中央政治學校兼職的清華校友顧毓的邀請，擔任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教授；1946—1948年，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律代表團團長兼首席法官；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明令公佈梅汝為政務院委員兼司法部長。梅汝公開聲明拒絕到任，並遲至1949年6月離開東京到達香港，旋即與當時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了聯繫，並在有關人員的安排下，1949年12月化裝乘船北上，回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1950年，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提議，梅汝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常務理事和法學會理事。為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1973年，去世。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3日，中、美、英、蘇正式受降，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梅汝因為是中國法學界權威，翌年被任命為中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中國法律代表團團長兼首席法官。

梅汝到東京後，盟軍最高統帥部的聯絡官安排他住在東京帝國飯店，並且舉辦盛大的宴會為他接風洗塵。顧毓當時也正在東京考察，這位清華校友特意買了一把裝飾華貴的寶劍贈予梅汝，説：“寶劍贈壯士”，希望你代表中國同胞和千百萬死難烈士，對日寇元兇禍首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戰犯進行嚴懲。梅汝聽罷拔劍出鞘，激動地説：“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之説，如今是法制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雪我心頭之恨。”

各國法官都到齊後，大家最為關注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序。正如梅汝教授在後來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書稿回憶中所言：“在任何國際場合，爭席次、爭座位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關係到國家榮譽和民族尊嚴的大事。”

當時的中國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國家，但國力最弱，俗話説：“弱國無外交”，因此英國、荷蘭都試圖將座次排在中國前面。對此，梅汝義正詞嚴地説：“我認為法庭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但儘管梅汝的建議合情合理，但仍未被時任庭長的澳大利亞法官韋伯採納。等到開庭前一天預演時，韋伯突然宣佈入場順序為美、英、中、蘇、法，梅汝立即對這一決定表示堅決抗議，他毅然脱去穿在身上的法袍，拒絕“彩排”。他説：“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電影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多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只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於他的據理力爭，法官們最後表決，終於使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合理排定，中國國旗還插在了第一位。梅汝以其正義的行為捍衞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1957年“反右”時，梅汝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但不久，陳毅同志又特邀他和幾位專家共進午餐。席間，陳毅誠懇地説，是周恩來總理特意讓我請大家來敍一敍、聚一聚的，並轉達了周恩來總理對他們的關心。1961年春節期間，梅汝又應邀參加了陳毅設宴招待中國駐外使節的宴會。宴會上，周恩來總理特意端着酒杯走過來與他握手，表示了親切地問候和熱情地關懷。

“文化大革命”中，梅汝受到了更瘋狂的迫害，“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嚴辭質問他道：“你保存着這東西，是不是盼着國民黨回來變天？”梅汝氣憤地回答：“過去國民黨給我那麼大的官我都沒做，我為什麼想變天，我是一個被國民黨通緝的要犯。”有些紅衞兵要燒掉法袍，梅汝一臉正氣地説：“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這是咱們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審判外國人時穿的法袍，是民族尊嚴的見證”。梅汝義正辭嚴地教訓，使對方最終失去了燒掉法袍的勇氣。

1973年，梅汝正在飽受摧殘之後，懷着對祖國的無限深情，對親人、好友的無限眷戀，對“文化大革命”的極端不滿，對未能寫完那本《遠東軍事法庭》鉅著的深深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