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綸樞

道光初年，梁經國的天寶行“商務日壞，貿易多折閲”。至道光七年（1827），梁經國已年至66歲，且復年多病。於是，他向粵海關交納3萬元，即獲批准由梁綸樞換名承禧接辦天寶行行務，史稱：

經官已成功地獲得海關監督的准許，由他的第三兒子（誤，應是第二兒子——作者）接替，作為行號的正式代表，這個恩惠是用很温和的條件取得的，付出的款項不超過30000元。

梁綸樞接辦天寶行行務後，外國商人稱之為經官二世（Kingqua Ⅱ），以區別於梁經國經營天寶行時稱的經官（Kingqua）。從此，梁綸樞為了振興天寶行的商務，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首先是於道光八年（1828），向清政府“捐輸河南工費銀九萬五千兩”，並獲清廷授“縣訓導議敍道員職銜”。此後幾年，天寶行商務有所發展。據史料記載，天寶行對外貿易貨值排位不斷上升，由道光元年（1821）的倒數第四位，到道光十年至十二年（1830—1832）升至順數的第五位，居其時十個行商中間，即排在浩官、茂官、潘啓官、鰲官之後；承保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商船，亦由原來的每年2~3艘增至道光十三年（1833）的5艘（商船名為滑鐵盧號、凱利炮台號、滑鐵盧號、凱利炮台號和莫伊拉號）。遺憾的是，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就日薄西山了。是年二月，天寶行已經拖欠清政府的餉銀208661.9兩，佔十三行行商欠餉銀總數的50%。結果又被清政府革去“訓導議敍道員職銜”，發交南海縣監追，幷且限令其於一年之內完成欠餉。但一年之後，天寶仍欠餉銀73447.6兩。

從咸豐元年（1851）開始，梁綸樞“以老成諳練巋然負魯，靈光之望”，使到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每逢省中有大事省，均向他諮詢。綸樞對於本省的“時局利弊、民生病苦，知無不言，言無不中，故為大府（總督、巡撫）倚舁”。同時，梁綸樞也身體力行為總督、巡撫效勞。

咸豐四年（1854），在廣州及全省各地大規模爆發了天地會的起義。梁綸樞目睹這種情況而着急，他從維護清廷統治的立場出發，視起義者為“賊”、“匪”，於是與何贊善向督、撫報告，在城西開局籌餉募勇。接着沙灣、茭塘兩司的鄉紳紛紛響應籌餉。咸豐五年（1855）正月，遂率領所募團勇隨同清廷官軍一起進剿，並派遣兵勇直入大箍圍的市頭，握其中樞之地。各鄉人民也紛紛起來響應。作戰連續數日夜，新造陳頭和蜢湧等地之起義軍遂被鎮壓。之後，梁綸樞與各鄉紳商議定移局南村，搜捕其他起義軍。並改局為賁南書院，以統領沙灣、茭塘兩司之事。最後經核算，這次戰役共籌得款項40多萬元，皆是向殷實之家借得。本來議定事後稟請督、撫籌款清還，但未獲允准；又議按田地畝數捐徵，亦未落實。致使所措貸款無法清還。本來督、撫擬獎勵梁綸樞和何贊善，但因他們因籌借之款償還不落實而拒絕了。

英國於咸豐六年（1856），藉口“亞羅”號事件，正式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並於咸豐七年（1857）十二月三十一日，佔領廣州城，俘虜兩廣總督葉名琛。廣東巡撫柏貴、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向英法聯軍投降。

英法聯軍為了便於統治廣州，成立了以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和將軍斯托賓齊以及法國軍官馬殿那組成的三人委員會掌握大權，讓投降英法的廣東巡撫柏貴名義上擔任原職。在此期間，柏貴曾利用梁綸樞與英人熟悉的情況，寫信指示行商梁綸樞、伍崇曜幾次進入廣州城觀音山去會見英法聯軍將領，勸説英法軍隊退出廣州城。梁綸樞亦從命入城會見英法聯軍，據記載，梁綸樞入城眼見英法聯軍一片白色恐怖情形：

時城空無人，洋兵伺守者，手持腰刀，猙而立，鏜而視，或以無職守而蹈危地，非笑之弗恤也。洋人分據衙署，屯兵貢院者屢年。

經梁綸樞、伍崇曜多次向英、法軍隊頭目爭辯勸解，最後英法軍隊方遷退出城，從而消解了廣州城被洗劫的災難，貢院得以重建。梁綸樞這種“奮身赴義”的舉動，深得總督讚揚。同治元年（1862），新任兩廣總督勞崇光，因梁綸樞歷年辦理公事得力，入告奉旨由鹽運使賞加二品銜（按清朝制度，商人獲授二品銜為最高官銜的極限）。同治三年（1864），總督李鴻賓、巡撫郭崇燾又以咸豐五年（1855）梁綸樞克復新造及歷年辦理沙灣、茭塘兩司勞績保奏，奉旨再賞花翎。

梁綸樞在家孝順父母，當母親淩氏病重時，他待以湯藥，百端慰撫，衣不解帶者累月。及母親西遊，乃丁艱喪葬，盡禮並仿古人廬墓規模，築墓室於旋螺山莊，忌日則具珍饈而往參拜，眼淚涔涔。以後每逢清明掃祭，定必躬親。直至年八十多，仍扶掖登山，縷述先德，指點墓地界址，訓以子弟。

光緒三年（1877）六月，梁綸樞生小病而卒，享年88歲。縣裏鄉紳聯名以其五世同堂，親見七代，呈請題旨賞給“七葉衍祥”匾額及銀緞諸物，以示尊奉。 ^[1] 

梁綸樞的品格是為人寬厚，淡泊功名，只是由於時代條件和階級出身的侷限，政治立場是保守的，對反清起義持反對態度。他愛好讀書，除經史之外旁及相墓雜術。 ^[1] 

著有《式谷堂家譜》1卷，《記事珠便讀》3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