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國治

雍正元年（1723），梁國治在上虞中塘梁巷村出生。

乾隆十三年（1748），梁國治中狀元，即授官編修，後充日講起居官，又升國子監司業。

乾隆三十四年（1769），湖北省吏治久弛，乾隆派梁國治出任湖北巡撫整頓吏治。當時的湖北災害不斷，他開倉放糧，幫助百姓渡過災荒，同時徵得朝廷同意後，發放司庫白銀20萬兩借給百姓，發展生產。數年下來，48萬多石糧谷就補滿了。

乾隆三十六年（1771），梁國治調任湖南巡撫，時朝廷正對金川用兵，梁國治隨師從徵，治軍械，造彈藥，軍費不給，梁國治向朝廷建議，動用地方司庫白銀十萬餘兩暫借軍用，然後按年從上交中央財政數中分三年扣還，較好地解決了軍費不足的困難，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賞識。

乾隆三十八年（1773），梁國治被召回京師，入直軍機處，擢户部尚書，累遷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

乾隆四十二年（1777），梁國治任順天鄉試主考官。梁國治不喜歡學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乃發策博問條貫，雜以史事，以睹其抱負。

梁國治十分勤勉好學，即使在兇喪疾病顛沛之中，也不廢學業。所以，許多名人高士都慕名與他結交。公退之餘，梁國治講論文藝，抒寫性靈，一派山林高逸之氣，毫無官場的矯作與齷俗。

梁國治雖然官居高位，幾次任封疆大臣，但“安詳鎮靜，不求赫赫之功”，也是因為處處謹慎，事事勤勉，梁國治才深得乾隆的賞識。在任户部侍郎時，乾隆就曾賜他宅第於皇城內，還賜他在紫禁城騎馬行走，又送他青狐端罩及一品頂帶。

梁國治告老還鄉後，仍保持樸素節約作風，所得金銀，除出資修造上虞梁巷的梁氏宗祠外，富餘資金為百姓做了許多事。

梁國治去世時，乾隆深為惋惜，立即下詔加太子太保的頭銜，諡號“文定”，並派皇十七子帶領散秩大臣一名、侍衞十名前往祭奠，又賞銀1000兩以作料理喪事之用，並賜於祭葬。其子遵照父親遺言，向朝廷婉辭，請求把這些財物救濟災民。乾隆皇帝聞之感慨萬分，傳諭曰：“梁臣臨終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稱讚梁國治“品學端醇，小心謹慎，揚歷中外”。 ^[2] 

梁國治工詩文，善書法，其書法得力於唐人，即所謂“堆墨書”，自謂在謝太傅、張曲江之間。時人將他與錢塘梁同書、毫州梁巘並稱“書壇三梁”。 ^[2] 

由於梁國治的道德學問，朝廷委任他擔任編纂《四庫全書》這部巨型類書的副總裁。此外還參與一些史籍的編撰。以他為主編修的有《欽定熱河志》《欽定西清硯譜》《皇清開國方略》《御製文淵文源文津文溯閣詩記》《欽定音韻述微》《欽定國子監志》《欽定天祿琳琅書目》等。 ^[2] 

《謁曹孝娥》

靈旗縹緲大江東，

俎豆千秋拜漢宮，

載跡碑傳黃絹語，

思親淚灑夜潮風，

上書北闕緹縈異，

銜石西山精衞同，

欲識神光何所倚，

亭前雙檜夕陽紅。

《惆悵溪》

洞口春深護紫霞，劉郎別後悔還家。

青山不改仙娥老，惆悵溪頭野草花。 ^[4] 

梁國治書法作品(2張)

家鄉上虞，留有許多梁國治的墨跡，如胡愈之故居敕五堂的匾額、曹娥廟對聯。

潮州龍湖寨寨門匾額石刻“龍湖”二字由梁國治所書，並留有“風靜茶煙嫋，山陰青一樓。夕陽花外磬，春水柳邊舟。教奕逢元保，論詩曰隱侯。晚來清課歇，閒坐數江歐”詩作。

故宮博物院藏明清抄本《御製文淵文源文津文溯閣詩記》為梁國治寫本。 ^{[2]  [5]} 

史載梁國治“清儉不名一錢”，是有名的好官。《鍾叔河散文·湖南官話》中有一則“梁撫台餓飯”的故事，頗能見其官風之一斑：乾隆三十六年（1771）梁國治任湖南巡撫，少不得要到州縣視察，下去以後，吃飯的事照例由隨員安排當地供應。有一次到了某縣，隨員見“縣官太‘不懂味'，十分惱火，自己又不便發作，便故意壓着不傳開飯，想教撫台大人發餓肚子脾氣。誰知梁撫台過午不食也不做聲，一直坐在桌前看稟帖、批文牘。捱到申時光景，所有隨從都餓得受不住了，見撫台還是不聞不問，沒法子只好開餐。兩頓飯做一頓吃，梁撫台卻一如平時；飯後傳見知縣，處理公事，他也一如平時。” ^[3]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學誠應順天鄉試，梁國治任主考官。梁國治不喜歡學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乃發策博問條貫，雜以史事，以睹其抱負。榜發，章學誠中式，謁梁國治，梁謂章：“餘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啓彌封，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皆雲不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可見梁國治對章學誠的賞識。四十四年（1779）秋四十五年（1780）冬章學誠館於梁國治家，課其子仲將讀書。四十六年（1781）章學誠遊古大梁，歸途遇盜，困於直隸肥鄉，曾致書梁國治請求救濟，梁國治似乎沒有迴音。迨及梁國治去世後的第二年，章學誠為梁氏諸孤附商梁國治年譜。 ^[7] 

《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列傳一百七》

梁國治，字階平，浙江會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國子監司業。充廣東鄉試正考官。覆命，奏對稱旨，命以道員發廣東待缺。旋除惠嘉潮道，移署糧驛道。卓異引見，擢署左副都御史。遷吏部侍郎。廣東總督楊廷璋等追論國治署糧驛道時失察家人舞弊，讞實，奪職。起授山西冀寧道。三遷湖北巡撫。三十四年，命署湖廣總督，兼荊州將軍。時湖北頻歲水旱，治賑，缺倉穀四十八萬餘石。國治議發司庫白金二十萬，俟秋穫易穀，來歲春夏間出糶，石溢銀一錢。行之數年，倉穀得無缺。三十六年，移湖南巡撫。師徵金川，治軍械，造藥彈，費不給。國治請以司庫儲備軍興白金十餘萬，照一年應扣各糧通行借給，仍分三年扣還歸款。國治又以出征將弁，例軍中升用，本營缺出，仍系照常拔補。循資按格者，轉得坐致升遷；冒敵衝鋒者，專待軍營缺出，無以鼓勵戎行。請嗣後本營缺出，與出征將弁一體論升。皆從其請。三十八年，召還京師，命在軍機處行走，並直南書房。三十九年，授户部右侍郎。四十二年，遷尚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命協辦大學士。五十年，晉授東閣大學士，兼户部尚書。五十一年，卒，加太子太保，諡文定。

國治父文標，官刑部司獄，恤囚有惠政。國治篤孝友，與兄孿生，兄蚤卒，終生不稱壽，事嫂如母。治事敬慎縝密。生平無疾言遽色，然不可以私幹。門下士有求入按察使幕主刑名者，戒之曰：“心術不可不慎！”其人請改治錢穀，則曰：“刑名不慎，不過殺一人，所殺必有數，且為人所共知。錢穀厲人，十倍刑名，當時不覺。近數十年，遠或數百年，流毒至於無窮，且未有已！”卒不許。著有敬思堂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