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連諾維奇·馬林科夫

格奧爾基·馬林科夫1902年1月8日出生於一個職員家庭。根據正式的簡歷記載，1920年4月他志願上前線保衞蘇維埃政權併入黨，當過東方方面軍和土耳其斯坦方面軍騎兵連、團、旅、甚至政治部的政工人員。1920年5月與俄共(布)中央機關的小辦事員瓦列里亞·戈盧勃佐娃結為伉儷。衞國戰爭中任蘇聯國防委員會委員。1946年馬林科夫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日丹諾夫去世後成為斯大林決策的核心人物。在1953年3月9日莫斯科舉行的斯大林追悼會上，有三個人講話：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當時馬林科夫任部長會議主席和黨中央書記，為第一把手。3月14日，馬林科夫辭去中央書記職務，由赫魯曉夫等五人組成書記處。6月26日，處決貝利亞。9月13日，赫魯曉夫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5年2月，馬林科夫辭去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由布爾加寧繼任；馬林科夫降為電力部長和部長會議副主席 ^[6]  。1957年6月蘇共中央通過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1958年3月，赫魯曉夫兼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成為蘇聯第一號人物。馬林科夫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的兩年內，曾經對外表示“核武會導致世界毀滅”，反對繼續製造核子武器並探索與美國的和解之道；但是這樣的行為都引發黨內強硬派的反對。

格奧爾基·馬克西米利安諾維奇·馬林科夫於1902年1月8日出生在奧倫堡（今契卡洛夫市）一個小官員家庭。1918年他志願參軍奔赴戰場，在連團旅三級部隊中工作，從未衝鋒陷陣、躍馬疆場，只不過是一名勝任案頭工作的小政工幹部而已。1920年4月入黨。1921－25年期間，在莫斯科一所高等技術學校學習。1924－25年期間，雖然有許多黨員、學生傾向於托洛茨基的觀點，但他卻堅持斯大林路線，譴責“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場，並向中央反映應該把這些人清除出去。這一點很受斯大林的讚賞，立即把他調到中央機關工作。1925年初，莫斯科設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審查那些曾經支持過托洛茨基的人，他馬上鑽了進去，成為中央和莫斯科機關的“權勢分子”，是參與清洗大專院校的領導人之一。僅1925年，經過他的手被開除出黨的師生就達九萬人之多。

馬林科夫的妻子瓦·阿·戈盧布佐娃是黨中央機關幹部，並非尋常一般的婦女，他靠了她的美色和善於交際應酬，結識了不少黨的高層人物，因而得以逐步踏上顯赫的仕途。

首先發現馬林科夫政治嗅覺靈敏、善於鑽營、對總書記絕對忠誠並具有特殊才能的是卡岡諾維奇。卡岡諾維奇把他推薦到斯大林辦公室去工作：先在斯大林的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手下當差，後任特別處處長。1930年卡岡諾維奇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時，又提升他為莫斯科市委組織局負責人。他每次見到斯大林後，就到處對人説：“好像見到了自己的父親一樣。”在斯大林和卡岡諾維奇看來，他的才幹充分體現在清洗莫斯科黨組織中所有的反對派分子身上。

1934年十七大後，斯大林提出“幹部決定一切”的著名口號，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來填補被清洗掉的老幹部的權力真空，於是馬林科夫應運而生，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一下子就被斯大林看中而躍升為聯共（布）中央組織部部長，掌管全黨的人事大權。

與此同時，斯大林又把葉若夫提升到黨內領導集團的最高層，擔任了中央委員會書記，並接任了卡岡諾維奇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由於葉若夫炙手可熱、權傾朝野，馬林科夫善於投機取巧、見風使舵，在葉若夫與卡岡諾維奇的爭權奪利中採取同葉若夫結成密友的辦法，互相狼狽為奸。

1936年上半年，葉若夫在全黨進行了一次“檢查黨證”活動，這實際上就是為爾後的黨內大清洗作組織準備。馬林科夫在這次“檢查黨證”活動中最突出和最大的功績就是發明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幹部檔案制度。

對1936－38年期間的大恐怖的幕後策劃者當然是斯大林，但操刀者卻是葉若夫。馬林科夫雖然沒有直接登台表演，但在那些受到斯大林操縱的最重要的秘密機構裏專門從事恐怖活動的人當中，他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成員，他所發揮的作用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葉若夫並不相上下。他無論是悄然隱居於自己的辦公室，或是在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中都曾進行過若干恐怖活動（還參加過好幾次對黨和國家領導人施以酷刑的審問）。當各地黨組織的書記們遭到逮捕或槍決後，急需遴選一批新人接替，這一工作又正是在他的領導下進行的。

馬林科夫像一個機器人，有一張隱藏着殺氣騰騰的圓臉，一簇黑髮蓬蓬鬆鬆地橫披在額角上，身材矮胖肥大，談話時面部有時顯示出微笑，這就賦予他一種靈活的神情。他的外表呆板，給人以不良的印象，所以他的同事們背後都稱他是“癩蛤蟆”。

1938年底葉若夫下台了，代之以貝利亞。儘管1936年馬林科夫在他主編《黨的組織》雜誌時曾大肆吹捧葉若夫是“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員”、“社會主義真正的衞士”、“向葉若夫學習、致敬”，等等，但當風向一轉，他馬上同葉若夫劃清界限，反戈一擊；同時不僅與卡岡諾維奇重新修好，而且馬上巴結上貝利亞，同貝利亞沆瀣一氣，其親密程度如同昔日的葉若夫一樣。由於他在穿越陰謀迷宮的官道上輕車熟駕，善於左右逢源，特別是在調配幹部和建立幹部檔案制度上深受斯大林喜愛，所以斯大林對他吹捧葉若夫並不在意，不僅沒有疏遠他，反而予以重用：從1939年3月起，讓他當上了中委、中央書記、中委會組織委員、中央幹部管理部部長和蘇聯人委會副主席。

衞國戰爭爆發後，馬林科夫成為蘇聯國防委員會的成員，曾參加過領導列寧格勒、莫斯科、沃爾霍夫、斯大林格勒和頓河等地抗擊德軍的戰役。由於他在負責蘇聯空軍飛機供應的特殊任務中不斷提高飛機產量，因而曾獲得列寧勳章和“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43－45年期間，他還擔任過蘇聯人民委員會從德國佔領下解放的地區的經濟恢復委員會主席。

二戰結束後，馬林科夫領導過一個專門負責拆遷德國工業設備的委員會。在此期間，他同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發生了一系列的衝突，因而種下了列寧格勒冤案的禍根。1946年3月，他躍升為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正當馬林科夫處於官運亨通、春風得意之際，由於日丹諾夫告了他的黑狀，以及沙胡林事件的發生，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突然發生，禍起蕭牆，使他一度失寵，被調離中委會到塔什干去工作。後經貝利亞從中斡旋，他才又被調回莫斯科。

1949年初，斯大林開展反猶太運動，馬林科夫除了只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外，並未直接參與，而是同貝利亞串通一氣，説服斯大林相信列寧格勒黨組織和來自列寧格勒的幹部中正在策劃一場反對黨中央的陰謀。經過斯大林的首肯，根據誣陷的材料，製造出一起駭人聽聞的列寧格勒冤案。他不僅親自領導該案件的偵破和用酷刑審訊外，還在事後銷燬了一切與該案有關的文件。

1949年12月，在斯大林70歲壽辰前，馬林科夫建議釋放關押在集中營中的503375名中有7歲以下孩子的女犯，理由是可以為國家每年節省16600萬盧布來供養孩子。斯大林的批示是：“從即日起，那些婦女按各自居住的地點參加強制性勞動”；“但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判處徒刑的婦女不在此列”。

——這次釋放一批帶孩子的女囚犯，可以説是斯大林一生中所施的“仁政”。

在十九大上，斯大林因重病在身，只講了6－7分鐘的話，他把宣讀中委會的報告交給了馬林科夫。與此同時，馬林科夫當選為中委和中央主席團委員，並進入了主席團的九人執行局。

斯大林逝世後，對醫生們和莫洛托夫等人的“末日審判”自然結束。馬林科夫當上了部長會議主席——中國各地特別是在東北地區的火車站，都懸掛着他的巨幅標準像，同毛澤東的巨幅像並排在一起。不久，赫魯曉夫當上了黨中央第一書記。

從1953年3月19日起，馬林科夫開始反對個人迷信。他提議4月份召開蘇共中央非例行全會，專門討論個人迷信問題，並起草了反個人迷信的講話和決議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等人的反對而未開成會。1953年7月2日至7日，蘇共中央舉行全會，在馬林科夫代表主席團作了關於貝利亞反黨反國家罪行的報告之後，會議決定把貝利亞開除出蘇共中央委員會，並開除出黨。同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發表公告，解除了貝利亞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內務部長的職務，並把貝利亞的罪行案件提交蘇聯最高法院審理。 ^[6] 

1953年12月，蘇聯最高法院特別法庭秘密審理了貝利亞7人叛國案，決定將貝利亞判處極刑——執行槍決。 ^[6] 

在斯大林之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內，唯獨馬林科夫與貝利亞是近交，並在一系列問題上有較深的工作關係。特別令馬林科夫難堪的是，就在貝利亞被捕的當天，貝利亞向馬林科夫寫了一張便條，説：“葉戈爾，你還了解我嗎？我們難道不是朋友嗎？你為什麼去相信赫魯曉夫呢？是他教唆你乾的這種事，對嗎？”另外，蘇共中央主席團隨後重議了“列寧格勒案件”。馬林科夫在這起錯案中也受到了牽連。如此等等的一系列事情的披露與處理，使馬林科夫的聲威每況愈下。時至1954年秋天，馬林科夫的地位已經搖搖欲墜。到1955年2月，他被解除部長會議主席之職，已降為電力部長和部長會議副主席了。 ^[6] 

1957年6月，中央全會上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取消了馬林科夫的中央委員和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資格，保留黨籍，調任哈薩克共和國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水電站站長（後又調到埃基巴斯圖茲熱電站任站長）。

1961年7月二十二大時，由於馬林科夫參與了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反對赫魯曉夫的活動，加以他的大量罪行被揭露，所以會後就撤銷了他的職務並開除出黨。

馬林科夫於1988年1月14日逝世。

馬林科夫1902年1月8日生於奧倫堡（今俄羅斯聯邦奧倫堡州首府）一個職員家庭。奧倫堡是南烏拉爾地區的一個重要工業中心和交通樞紐，1917年3月建立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十月革命後，該城成為革命武裝和反革命武裝勢力的必爭之地。1917年11月14日，哥薩克軍隊首領杜托夫在城內發動反革命叛亂。兩月後，1918年1月18日，在哥薩克貧民支持下，由工人、士兵和波羅的海的水兵組成的武裝部隊解放了奧倫堡，7月3日被杜托夫再次佔領，1919年1月22日最後解放。馬林科夫在1919年志願參加紅軍，次年在前線入黨，先後在東方戰線和土耳其斯坦戰線騎兵連、團、旅和政治部做政治工作。

內戰結束後，馬林科夫進入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學習。在學習期間，他擔任該校黨委書記。1925年畢業後，馬林科夫被選拔到聯共（布）中央機關工作，先在中央書記助理波斯克列貝舍夫主管的“特別處”任副處長兼政治局的文書，後在斯大林秘書處任秘書。1930年，卡岡諾維奇被派往莫斯科，領導和整頓“反對派”勢力一直很強的莫斯科州委員會。馬林科夫隨之前往，負責組織部門的工作。1934年，斯大林在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提出，要保證事業成功，必須正確配備能夠實現領導機關決議的人員，並組織對這次決議執行情況的檢查。作為組織措施之一，會議決定在中央設立黨的機關工作部，主管幹部調配、機構設置、組織管理等事務。馬林科夫被任命主持該部工作。1934年底基洛夫被害後，蘇共加緊了審查和更換黨證的工作。馬林科夫直接參與了這項工作的領導。這項工作於1936年基本完成。在1937年2—3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提出，隨着社會主義陣地的不斷鞏固，隨着蘇維埃國家的繼續向前發展，國內階級鬥爭將愈來愈尖鋭。馬林科夫是肅反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直接領導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和列寧格勒等地的肅反運動。

馬林科夫於1937年12月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39年3月，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之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書記、中央組織局委員，同時兼任中央幹部管理局局長。

1941年2月，鑑於侵犯蘇聯的戰爭威脅日益增長，“亟須把工業提高到鞏固國防所迫切要求的水平，並改進對工業的領導”，馬林科夫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組織在工業和運輸方面的任務》的報告。他要求各級黨組織最大限度地關心工業和運輸業的需要，對企業提出恪守政治紀律和生產製度、厲行節約、不斷改進和掌握新技術，提高產品質量等具體的經濟政治任務。為了加強黨的領導，會議決定在市、州、邊疆區黨委和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建立由幾個書記分管工業和運輸業的制度。這次會議大大推動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工作。到1941年年中，蘇聯工業總產值達到了第三個五年計劃預定的1942年指標的86%。在這次會議後舉行的中央全會上，馬林科夫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1941—1945年衞國戰爭期間，蘇聯成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集中行使國家的全部權力”的國防委員會。馬林科夫是該委員會的五名成員之一，為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進行了大量組織工作。1941年8月，他在列寧格勒戰線。1941年秋冬兩季，他極積參加組織在莫斯科郊區擊潰德國法西斯的戰役。1942年3月，他前往沃爾霍夫戰線。1942年7月至9月，在斯大林格勒和頓訶戰線。1943年3月前往中央戰線。在此期間，他還領導了研製新式武器裝備、飛機和發動機的工作。1943年9月，蘇聯政府為表彰他在戰時艱難條件下對增產飛機和發動機做出的特殊貢獻，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1943年起，紅軍開始把敵軍大批逐出蘇聯國境。恢復收復區的經濟提上日程。同年8月，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通過一項“關於恢復從德寇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地區的經濟的緊急措施”的決定，馬林科夫被任命為恢復收復區的經濟委員會主席，在修復住宅、學校和醫院，恢復工業企業和農莊農場生產方面做出了成績。1945年11月，由於勝利完成黨和政府交給他的任務而獲列寧勳章。

1946年3月，馬林科夫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此後經常參與國內外重要活動，發表涉及內外政策的講話。1947年9月底，他出席在波蘭舉行的蘇東國家的代表會議，作了介紹聯共（布）在國民經濟領導工作、黨的建設和對外政策等方面活動情況的報告。1948年,馬林科夫與日丹諾夫一起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1949年11月，他在莫斯科慶祝大會上作了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三十二週年的報告。1952年1月，馬林科夫五十壽辰又獲列寧勳章。

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次日，蘇共中央、部長會議、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通過決議，任命馬林科夫為部長會議主席，貝利亞名列蘇聯部長會議四位副主席之首，併兼任內務部（由原內務部和國安部合併而成）部長，其餘三位部長會議副主席依次為莫洛托夫、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和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長，布爾加寧任國防部長，赫魯曉夫任蘇共中央書記。1953年3月14日，蘇共中央舉行全會，赫魯曉夫提出“恢復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馬林科夫辭去擔任近十四年的中央書記職務。部長會議的例會於1953年6月26日中午開始舉行，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在會上講話，然後宣佈逮捕貝利亞。同年9月3日，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1953年7月，馬林科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代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作了關於貝利亞“企圖把蘇聯內務部放在蘇聯政府和共產黨之上”，進行反黨和反國家活動的報告。會議決定把貝利亞作為“共產黨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處理，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把此案交最高法院審理。1953年8月,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施政報告，表示在繼續貫徹蘇共十九大的政策方針的基礎上，着手對經濟發展作初步調整。鑑於蘇聯的輕工業落後，日用品匱乏，他要求在堅持原來優先發展重工業傳統方針的同時，加速發展輕工業。他説，“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機會以發展重工業那樣的速度來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現在，在重工業發展已取得勝利的基礎上，我們已有一切條件來迅速提高日用品的生產量”，“我們的任務是在消費品的生產方面作急劇的轉變，確保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得以更迅速地發展”。同時，馬林科夫説，必須使“農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改進”，以便在“今後兩、三年內”生產“充足的糧食”和輕工業原料。他認為，必須採取“若干廣泛的措施”，“首先是在發展農業落後部門中增加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物質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認真地糾正和改變我們對集體農民私人副業的不正確的態度”。“政府和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必須大大降低集體農民私人副業義務交售的標準，並決定，修改集體農民農業税徵收制度，每一個集體農民家庭的現金税平均減少約二分之一，並把過去幾年中沒有付清的農業税尾數完全勾銷”。

此時，赫魯曉夫連續幾次在中央全會上批評馬林科夫分管的農業工作的問題和缺點，並提出大規模墾荒是“增加穀物生產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辦法”，“對此不必有任何懷疑”。1954年—1955年，決定在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馬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開荒1,300萬公頃。為開墾荒地，1954年農業投資額增加了4億盧布。“墾荒計劃”打亂了馬林科夫原來制定的經濟計劃部署。接着，赫魯曉夫又在1955年1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利用所謂輕、重工業比問題指責馬林科夫。他説，近來一些人“在中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速度問題上糊塗起來了”。

馬林科夫在1954年3月對選民的講話中曾説，“新的世界戰爭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毀滅”。不久，蘇共中央主辦的《共產黨人》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對此進行批評。

1955年2月8日，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提出辭職“申請”，説他“對農業中所存在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負有責任”，“由於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經驗，以及我沒有在部裏或任何經濟機關中直接管理過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這就對我執行部長會議主席這個複雜和責任重大的職務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會議接受了馬林科夫的“申請”，並於次日任命他為電力部長和部長會議副主席 ^[6]  。

1956年蘇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相繼解除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在政府中的重要職務。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於1957年6月18日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議撤換赫魯曉夫。經過四天討論，結果以七比四的多數通過解除赫魯曉夫黨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的決議。但赫魯曉夫不服從主席團決議，決定召開蘇共中央全會改變局勢，因為此時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組成的絕大部分中已經沒有堅決捍衞斯大林主義的“老近衞軍”了，支持赫魯曉夫的蘇聯國防部長格奧爾基·康斯坦丁洛維奇·朱可夫調用軍用飛機搶運大批中央委員到莫斯科召開會議。赫魯曉夫撇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中央全會”。經過七天的爭論，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支持赫魯曉夫的決議，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定為“反黨集團”，指責馬林科夫等人在“反黨的基礎上勾結起來，打算改變黨的政策，使黨恢復蘇共二十大所譴責的錯誤領導方法”。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職務。隨後,馬林科夫又被解除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和電站部部長職務，調任哈薩克共和國任烏斯卡麥諾戈爾斯克水電站站長。馬林科夫在1968年退休，遷回莫斯科居住。

斯大林生前曾經發動過一系列草菅人命的政治運動，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先後有2000萬-2500萬人遭受各種迫害。斯大林逝世後，全國各地要求平反昭雪的人民來信雪片似的飛向蘇聯各級檢察機關。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曾經是上述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但他還是擔當起了撥亂反正的領導責任。1953年4月4日，即斯大林逝世後一個月，塔斯社報道蘇聯內務部對“醫生謀生案”重新進行了審查，認為前國家保安部對有關被告的逮捕是不正確的，是沒有任何合理根據的。蘇聯內務部宣佈釋放該案所涉及的一切人員，完全恢復他們的名譽。緊接着“明格列爾案”也得到了平反,戰後因為“克里米亞案”被逮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也被釋放回家並恢復了名譽。7-12月，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等人聯手逮捕貝利亞並將其處決以後，平反昭雪的閘門進一步被打開。1954年春天，列寧格勒案件也得以重新審查，5月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決議為這一案件受害者沃茲涅辛斯基等人恢復了名譽。所有這一切，馬林科夫都起了毋庸置疑的作用。 ^[1] 

過去內務部不受黨政機關監督，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它負責從偵查、逮捕、審訊到判刑的全過程，這是大量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1953年4月6日，《真理報》上發表題為《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論，強調任何人不得破壞蘇維埃法律，保衞蘇聯憲法所保證的蘇聯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法律，是蘇維埃國家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的最高原則。這反映出蘇聯國家新領導人對公民權利及蘇維埃法律的重視。9月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撤銷內務部“特別會議”，並責成法院調查“特別會議”過去判決的案件，以便對人犯減輕刑罰或者予以無罪釋放。次年3月, 改組內務部機關：一方面限制其權力；另一方面加強黨和國家機關對內務部的領導和監督。與此同時，擴大了法院的權限, 恢復了檢察機關的職權。蘇聯法制正在逐步恢復和健全。 ^[1] 

斯大林模式最主要的經濟特徵就是：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高度集權、重工業優先發展。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模式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制約日益顯現。馬林科夫認識到這一點，強調要以發展重工業的態度和速度，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新政府做出這項政策調整的背景是：斯大林時期經濟發展存在嚴重比例失調現象，那時工業只生產武器和生產資料，而全然不顧人民生活的現實要求。馬林科夫明白:如果不堅決地把投入重工業的資金轉入輕工業和食品工業，那麼農業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的。 ^[2]  因此，1953年8月8日在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他坦言，蘇聯在發展輕工業、食品工業和農業方面落後了。1929-1952年國家用於重工業運輸工業的投資為8310億盧布，而同期用於輕工業的資金僅為720億盧布。

有鑑於此，馬林科夫號召：為了保證更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必須用一切方法來加速輕工業的發展。大大增加國家對輕工業、食品工業的投資。 ^[3] 

馬林科夫修正自己在蘇共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對農業的樂觀評估。1952年10月，馬林科夫曾經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宣稱：以前認為是最尖鋭、最嚴重的問題穀物問題，就這樣順利地解決了，徹底而永遠地解決了。然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這使得馬林科夫不得不承認，農業生產落後、農民收入低、農副產品供不應求仍為三大難題。他認為，造成農業生產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物質刺激不夠。改善農業畜牧業生產狀況的有效辦法是:

（1）提高集體農莊莊員、個人、職員向國家義務交售農副產品的價格。

（2）糾正限制農民發展自留地和個人副業的政策。

（3）修改對農民的税收政策與徵收制度，大幅降低集體農莊莊員們的税務負擔。

（4）國家增加投入發展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等。

為此，蘇聯部長會議和蘇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關於發展農業的決議。此前農民從種植蘋果樹到飼養母牛、家禽等都得向國家納税，各種苛捐雜税曾經把農民幾乎弄到完全破產的地步，他們不得已而私下宰殺牲蓄、家禽，砍掉果樹之事時有發生。馬林科夫政府不僅取消了農民私有財產的税務、允許農民把自留地擴展4倍，而且打算把部分不贏利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自願的基礎上交給農民管理，實行私有化，建立私人農場。對此，農民階層普遍表示歡迎。 ^[3] 

馬林科夫改革、觸及斯大林集權模式，對經濟管理體制陸續採取了局部性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1）將一部分中央權力下放到加盟共和國和企業。1953年4月-1955年5月，蘇聯部長會議兩次把原來屬於部長會議和國家計委的一些權力下放給各主管部；擴大了加盟共和國在計劃編制、撥款等方面的權力；把部分中央企業交由所在地方領導管理；增加企業經理各方面的權力等。

（2）精簡行政機構，減少行政支出。為了克服官僚主義、文牘主義，提高管理效率，1954年10月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撤銷了中央46個部委下屬的200個管理總局和處、147個托拉斯、93個地方管理局、898個供應機構、4500多個各種辦事處和4000多個結構部門。結果全國性的和主管部門內部的統計報表減少了2/3，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的數量減少46%。行政管理人員減少45萬，預計每年節省行政開支50多億盧布。

（3）加強對企業的經濟核算並且改進銀行信貸方式。過去企業不計成本、吃大鍋飯現象十分嚴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使得企業降低成本增加贏利，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下文，不僅要求企業獨立核算，而且要求國家銀行對虧損企業予以制裁和監督。 ^[3] 

斯大林生前一直堅持的一個理念是：“只要有帝國主義存在，世界戰爭不可避免，所以，消滅資本主義是消除戰爭不可避免性的惟一道路。”這一觀點，也是斯大林時期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論基礎。 ^[4]  馬林科夫執政後，面對國際國內形勢，對外交政策也進行了若干調整。其一，馬林科夫提出了核戰爭“會消滅地球文明”的理論。

眾所周知，對世界和平和人類安全構成最嚴重威脅的是核武器。繼1945年美國研製成功原子彈後，1949年9月蘇聯也成功地進行了原子彈爆炸試驗。1952年和1953年，美國蘇聯又先後成功進行了破壞力更大的氫武器爆炸試驗。

有鑑於此，1953年3月12日，馬林科夫在莫斯科列寧格勒選區選民大會上談到，在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現代的世界大戰“將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毀滅”。未來世界大戰沒有勝負，核軍備競賽毫無意義。為此，1953年8月，馬林科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例行會議上第一次使用了“緩和”一詞，呼籲東西方降低軍事對抗水平。8月20日，蘇聯政府發表公告説：“根據蘇聯為鞏固和平與各國人民安全的一貫政策，蘇聯政府仍然堅持必須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裁減常規軍備和武裝力量的立場。”9月21日，蘇聯政府正式提請第8屆聯合國大會審議“關於消除新的世界大戰威脅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的決議草案。該草案提出：“宣佈無條件禁止原子武器、氫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建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一年內把自己的武裝力量裁減三分之一和召開裁減各國軍備的國際會議；採取措施取消在外國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和制止戰爭宣傳。”

1954年3月12日，馬林科夫又發表聲明説:“蘇聯政府主張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堅決反對冷戰政策，因為這是裝備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使用現代化武器裝備進行世界戰爭意味着世界文明毀滅。”

馬林科夫重申這一論點説明，蘇聯政府已經開始認識到，使用核戰爭的手段不可能取得符合願望的政治成果。這與馬林科夫1949年11月6日另一次講話中説“如果發生新的世界戰爭，帝國主義將被消滅的觀點大相徑庭。”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