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逢時

這個老頑固一生對清王朝可謂死心塌地，匍匐盡忠。歷任江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廣西巡撫、兵部侍郎、“督辦八省膏捐”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湖北鐵路協會名譽總理等職。辛亥革命前，授浙江巡撫，未赴任。居於武昌，對清廷和湖北軍政府持觀望態度，看到辛亥革命發展迅速，便積極動員紳商，組織武昌保安社，自任社長。生平喜著書、刻書，尤嗜藏書。官餘蒐羅古籍善本極多。曾在江西購得裘文達部分藏書，又在北京收購了李嘉績舊藏5萬餘卷，由陝西運往武昌，所藏《四庫全書》未進呈抄本及元、明小集800餘種，書數萬冊。建有藏書樓“柯家山館”、“息園”，其中有黃丕烈、周星貽等人的批校本。卒後，日本人以20萬元賄其家屬，將書購走，大半流於日本。另有部分約3 000餘冊，在建國後，由其後裔捐獻給中南圖書館（今湖北省圖書館）。尚有數十種古籍如清杜浚編《冠悔堂叢書》88種31冊，抄本，此本為海內孤本，現存於北京圖書館；《太平天國天條書》民國間梁啓超抄本，現存湖北省圖書館。熱心於校刻醫書。曾在武昌設醫館，招收學員，傳播醫學知識。其中有數人曾參與其醫籍校勘工作，經刻印書籍有《武昌醫學館叢書》8種：《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大觀本草札記》、《本草衍義》、《傷寒論》、《傷寒總病論》、《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傷寒補亡論》、《活幼心書》。所刊刻之書大多為經世實用之書。先後參與纂修有《湖北通志》、《武昌縣誌》、《應山縣誌》等。晚年曾刊刻沈濤撰寫的《常山貞石志》、《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主修有《武昌縣誌》28卷。 ^[1] 

據史料記載，柯逢時為官還是有好口碑的，不管出於維護誰的利益，他為百姓確實辦了不少的實事，百姓對他還是有讚譽的。柯逢時能力的真正展示，卻是他在幫助清廷打理鴉片税收的“督辦八省膏捐大臣”任上。客觀地講，在每一個王朝更迭的年代裏，作為末世能臣，只有身懷理財之能者最為朝廷重視，最能被當權者看重。張之洞就是看中了他的理財能力，刻意對他加以栽培。武昌首義之後，清廷已經奄奄一息，但這個老頑固仍然報有幻想。與湯化龍、連甲（布政使）、馬吉彰（按察使）在他家裏開會，策劃電請清廷派大軍南下，另委湖廣總督，以應時局變化。然而，大廈將傾，無人能扶。關鍵時候，還是湯化龍派人向他“借”來電報密碼，又請俄國駐武漢領事館領事代發，通電全國各省諮議局響應武昌革命。可以説，柯逢時為推翻主子的政權，也十分不情願地幫了革命黨的忙。但在1911年武昌起義後，柯逢時即與被迫出任軍政府鄂軍大都督的黎元洪暗中勾結，假借譚延闓之手謀殺了鄂軍統領宋錫全，維護清廷利益。

清廷覆滅後，柯逢時見大勢已去，只能賦閒武昌，研究醫學，武昌城最大的醫館就是他開的，此外他還廣招學員，傳播醫學，校刻醫書。他給後世留下的醫術有《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大觀本草札記》二卷、《本草衍義》二十卷、《傷寒論》一卷、《傷寒總病論》六卷、《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傷寒補亡論》二十卷、《活幼心書》三卷。所校之書大多實用，文字精煉，內容嚴謹，深受後人好評，可以説柯逢時也是民國初年一位有名的醫生。

柯逢時的一生，譭譽交加。有人説他曾經中飽私囊，在督辦土藥統税大臣這一肥缺中，以權謀私。因為柯當時駐漢口，多數省份的土税徵收官員均由其委派，“歲得公費羨餘甚巨，竟以致富”。也有人感念他懸壺濟世，捐資助學的善行。1891年他在做陝西學政時，曾經奏建刊書處，創建書院，書院先後由史夢軒、柏子俊、劉古愚主持，歷經30年，於1903年改為涇陽縣立小學堂。柯逢時的一生，或褒或貶，筆者不做任何評價，讀者自己品味，

1912年，晚清一時理財能臣——柯逢時，在作了自己人生最後一次掙扎與努力之後，伴隨着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的覆沒，告別了自己艱難而悲劇式的67載人生。柯逢時的一生，可以説，於小德無可挑剔，他忠君盡職，任勞任怨。他才識過人，官運亨通，在時人眼裏，也算恩榮輝煌。然而，他的一生，卻與大德相去甚遠，為世人空留幾許惋惜與悲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