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瑞笙

關於林瑞笙的出生時間，現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1908年。楊放萍所寫《林瑞笙》《血灑大安區英明垂千秋———林瑞笙傳略》兩文均記載林瑞笙是1908年2月22日出生。此外不少論著及網絡資料也如此記載。

另一種觀點認為是1906年，比如《中國紅軍人物誌》關於林瑞笙的介紹，此外中華英烈網、大江網、江西黨史學習教育網、紅色萍鄉、百度百科等大量網站關於林瑞笙的介紹也採用1906年出生這一説法。

根據林瑞笙在蘇期間自填學生履歷表、黨員登記表、個人小傳等檔案中，年齡信息均顯示是1908年。另外，林瑞笙在1929年填寫的兩份登記表均自填21歲，按此計算，亦為1908年出生。因此，林瑞笙為1908年出生應可確定。

林瑞笙學生履歷表中明確填寫是“1908年1月21日”，依據曆法換算1908年2月22日正是農曆1908年1月21日，兩個時間是一致的。據此，可以判斷，林瑞笙的出生時間就是1908年2月22日。 ^[5] 

楊放萍認為，林瑞笙出生於萍鄉蘆溪縣林家坊“一位富裕中農家庭”。此説不確。“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或主要靠自己勞動，一般不剝削別人，甚至要租入一部分土地受他人剝削。但根據林瑞笙留蘇學生履歷表信息，林瑞笙自填辛亥革命前父母有田約80畝，房屋1棟10餘間，耕牛3頭，僱工3人。由此看來，林家80畝土地，但卻僱工3人，是屬於典型的自己不勞動或只是“附帶的勞動”，卻靠剝削為生的地主階層。林瑞笙自己在檔案中也把辛亥革命前父母職業界定為“小地主”。

綜上可以判斷，林瑞笙出生成長於地主富農家庭，而非富裕中農家庭。 ^[5] 

林瑞笙的入團入黨時間，楊放萍的《林瑞笙》《血灑大安區英明垂千秋———林瑞笙傳略》兩文均認為林瑞笙是於1923年在安源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5月16日在安源擔任夜校教員期間“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説法廣為流傳，基本上為所有資料所採用。其錯誤有三處：

其一，林瑞笙入團時間是1925年6月16日，而非1923年。

留蘇檔案中的多份登記表及履歷表中，林瑞笙均明確填寫入團時間是1925年6月16日。林瑞笙還在《黨員調查表》中寫了入團之曲折，自述本來在1925年初即被介紹入團，因為被懷疑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以到1925年6月16日才正式入團。

其二，林瑞笙在1925年5月16日於安源加入中共這一説法也不準確。在留蘇檔案中，林瑞笙多處明確提到1925年冬到廣東後“跨團轉入黨籍”或“1925(年)12月在廣東區轉入C．P”，或者明確説1925年11月在廣東番禺入黨。1927年12月赴蘇後最早填寫的《學生黨的工作經驗調查表》則寫的更具體，明確時間是1925年12月20日入黨。

綜合判斷，可以確定林瑞笙正式加入中共的時間是在1925年12月20日，地點不是在安源而是在廣東，入黨介紹人為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長的穆青。 ^[5] 

孔原在回憶大革命時期萍鄉走出的代表性人物時，提到的第一個人即為林瑞笙。 ^[6]  1937年5月張聞天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中曾評介過去十年間犧牲的“我們的最忠實的同志”“中華民族的最優秀的兒女”，列舉了李大釗、趙世炎、彭湃、蔡和森、惲代英、鄧中夏、瞿秋白、何叔衡、方誌敏等60多人，其中亦提到了林瑞笙。 ^[7] 

林瑞笙(1906-1936) 又名林煥然、林瑞生。江西萍鄉人 ^[2]  。林瑞笙早年在萍鄉縣立中學讀書，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3年參加安源工人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被派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做黨的組織工作。1931年7月被中共蘇區中央局派到湘贛革命根據地。任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併兼湘贛紅軍獨立第一師政治部主任。10月在湘贛省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湘贛省委委員、常務委員，擔任湘贛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前敵委員會書記。11月領導並指揮獨立第一師及地方武裝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在戰鬥中負傷。為鞏固發展湘鄂贛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1月下旬被調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工作，任湘鄂贛政治委員。 ^[3]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特別是全國勞動大會和全國工人運動的開展，推動罷工高潮在全國的普遍展開。在劉少奇等的正確領導下，安源路礦工人取得罷工的勝利，迫使路礦當局答應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13項要求。林瑞笙從安源路礦罷工運動中看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也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所在。在工人運動的影響下，林瑞笙積極參加工人夜校的學習，接受共產主義教育。1923年，他加入社會青年團，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在革命思想的影響下，林瑞笙毅然放棄萍鄉中學的學業，來到安源煤礦修理廠當一名普通的工人。後來，隨着工人教育事業的發展，夜校學員不斷增多。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考慮到林瑞笙接受的教育程度較高，就調他到工人夜校擔任教員。他教學生動活潑，切合實際，深受工人喜愛。1925年5月16日，林瑞笙加入中國共產黨。 ^[1] 

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後，全國革命形勢高漲，安源的工人運動也更加活躍。林瑞笙除了做好工人教育工作以外，還利用回家的機會宣傳革命道理，啓發農民組織起來。為培養鬥爭骨幹，廣泛地發起羣眾，擴大革命影響，林瑞笙仿效路礦工人俱樂部的辦法，在家鄉辦起了農民夜校，親自擔任教員。在林瑞笙的努力下，家鄉的農民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1925年9月，安源煤礦的資本家勾結軍閥製造了九月慘案。工人夜校被搗毀，黨、團組織被破壞，大批工人被開除和逮捕，工人領袖犧牲。安源工人運動轉入低潮。為保存革命實力，把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黨組織迅速採取有效措施，把林瑞笙及其他部分同志一起轉移到廣州。

當時的廣州是革命的中心，革命運動相對於安源來説又是另一番熱火朝天的景象。林瑞笙一到廣州就被這種蓬勃的革命運動的吸引，很快從因安源九月慘案而產生的苦悶情緒中解脱出來，精神抖擻地加入到革命大浪潮中去。1925年12月，他考入廣州國民政治講習班，接受更高層次、更系統的革命教育。在政治講習班裏，林瑞笙聽取毛澤東、鄧中夏、蕭楚女等一批共產黨人的講課，使他的政治覺悟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這次在政治講習班的學習，為他以後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政治講習班畢業以後，北伐戰爭已經開始，林瑞笙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四師政治部工作，擔負組織羣眾，宣傳羣眾，發動羣眾的職責。當北伐軍進入湖南茶陵以後，他組織召開羣眾大會，並登台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説，號召羣眾起來革命。在湖南省黨部特派員楊孔萬的請求下，林瑞笙被留在茶陵幫助當地的黨組織工作，並被委任為駐茶陵的省工運特派員，負責領導茶陵地區的工人運動。在林瑞笙和楊孔萬的共同努力下，茶陵成立了中共特別支部，林瑞笙擔任宣傳委員。蔣介石、汪精衞叛變革命以後，林瑞笙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後來又到鄂北組織農民暴動。暴動失敗以後，又被黨組織派到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後，林瑞笙被中央委任為中央局巡視員，到中央蘇區工作。

1931年初，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研究決定，將湘東南、湘南兩個特委及贛西南的三個行委合併組成湘贛省，派林瑞笙、王首道、袁德生等組成湘贛臨時省委，任命林瑞笙擔任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併兼任湘贛紅軍獨立等一師政治部主任。湘贛省成立保衞局後，林瑞笙擔任保衞局局長，主持省裏的“肅反”工作。

1931年10月8日，湘贛省在蓮花組織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會上，林瑞笙就鞏固黨組織問題提出6項組織任務和18項具體工作，得到大會的承認，並作為《組織決議案》被會議通過。在這次大會上，林瑞笙當選為省委委員、常委，組織部長。黨報成立後，他又擔任黨報委員會的委員。

11月，紅軍獨立第一師護送湘贛省代表團參加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被留在贛南參加當地的軍事鬥爭。敵人認為湘贛邊紅軍力量薄弱，趁機發動對湘贛省的第三次“圍剿”。大敵當前，省委臨危不懼，立即組成了以林瑞笙為書記的臨時前敵委員會，指揮蘇區軍民反“圍剿”。林瑞笙集思廣益，認真分析敵情，決定採取游擊戰，襲擊疲憊之敵，尋找有利機會，各個擊破敵人。根據這個部署，各縣武裝隨即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沉重地打擊敵人。林瑞笙、李天柱等人親自率領紅軍獨立第三師進駐蓮花附近的九都，消滅來犯的國民黨軍羅林第七師的一個營；12月又在澧田消滅敵人周至柔部第十四團。獨立第一師回湘贛省後迅速和獨立三師在文竹會合，紅軍力量大增。根據敵我形勢的變化，林瑞笙又採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先消滅敵第七師，再消滅敵第十四師。當時的原計劃是打伏擊戰，將敵人引入紅軍的包圍圈，但由於埋伏在固塘的游擊隊過早暴露目標，敵軍發覺紅軍企圖，迅速搶佔有利地形，向林瑞笙的獨立一師、三師反擊。戰鬥異常激烈，雙方傷亡都很大，林瑞笙也在這次戰鬥中負傷。

由於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統治的中央認為，湘鄂贛省委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的精神不力，決定派以林瑞笙為首的代表團到湘鄂贛蘇區主持工作。1932年3月中旬，林瑞笙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帶着徹底改造原省委，堅決轉變路線的任務到達湘鄂贛省委駐地修水上杉。3月17日到26日，省委召開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會議聽取林瑞笙做的政治報告。擴大會議根據四中全會“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指示，撤銷以李宗白為首的原省委。1932年春，在臨時省委的領導下，湘鄂贛省成立省軍區，林瑞笙兼任省軍區政委。

1932年9月1日到15日，湘鄂贛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在萬載小源韓家祠堂召開。這次大會的目的是進一步全面地、深入地貫徹“左”傾路線，同時使臨時省委的組織領導合法化。林瑞笙在大會上作報告，進一步批判原省委的“右傾機會主義”。大會選舉林瑞笙、陳佑生等為省委委員組成新的省委領導班子。根據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指示電，林瑞笙仍為湘鄂贛省委書記。以林瑞笙為首的省委在政治上積極推行“左”傾錯誤路線，給湘鄂贛省各方面工作造成一定損失。

1933年7月，蘇區中央局就湘鄂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的工作進行討論，作出改造省委的決定，任命陳壽昌接任林瑞笙的省委書記之職。林瑞笙被免除省委書記以後，仍然留在湘鄂贛根據地工作。1933年10月蔣介石對湘鄂贛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省軍區政治主任投敵叛變後，林瑞笙擔任省軍區政治部主任，不久被黨組織分配到萍鄉桐木小洞指導工作。1934年夏天，湘鄂贛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省委被迫轉移到黃金洞，開始進入艱苦的游擊戰爭時期。這時林瑞笙接到調他回中央彙報湘鄂贛蘇區同黨中央中斷聯繫後的情況的指示。當林瑞笙到達湘贛省時，中央紅軍已經開始長征，他只好留在湘贛省工作。1935年2月，湘贛省軍區司令員彭輝明犧牲，林瑞笙代理司令員之職，指揮湘贛紅軍部隊和地方武裝繼續戰鬥。不久，省委派他到萍鄉大安山地區幫助萍鄉縣委開展鬥爭。 ^[1] 

紅軍北上後，湘贛根據地的條件異常艱苦，林瑞笙的部隊經常過着“頑石當枕頭，明月做天燈”的生活，縣委的同志們克服種種困難，堅持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林瑞笙和縣委的同志不幸被敵人包圍在萬龍山南嶺的一間房子裏。他機智地與敵人周旋，掩護其他同志撤退，負傷後毀壞武器，高喊“共產主義萬歲”，從容跳下懸崖，壯烈犧牲，時年27歲。 ^[1] 

早年在萍鄉縣立中學讀書，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3年參加安源工人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被派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做黨的組織工作。1931年7月被中共蘇區中央局派到湘贛革命根據地。任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併兼湘贛紅軍獨立第一師政治部主任。10月在湘贛省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湘贛省委委員、常務委員，擔任湘贛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前敵委員會書記。11月領導並指揮獨立第一師及地方武裝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在戰鬥中負傷。為鞏固發展湘鄂贛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做了大量工作。1932年1月下旬被調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工作，任湘鄂贛政治委員。3月下旬改組省委，任中共湘鄂贛臨時省委書記。4月兼湘贛省政治保衞局委員。9月主持召開湘鄂贛省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參與領導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和各項建設，是湘贛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主要領導人之一。但犯有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的錯誤，1934年1月被中共中央撤銷省委書記職務，仍在湘鄂贛邊參加革命鬥爭。1935年1月被省委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彙報同黨中央中斷聯繫後的情況，途經湘贛軍區用電台向江西分局書記項英報告紅十六師狀況。2月湘贛軍區司令員彭輝盟犧牲，他任代理司令員，指揮湘贛邊紅軍部隊和地方游擊隊繼續堅持鬥爭。同年3月，在江西萍鄉青龍山戰鬥中英勇犧牲。 ^[4] 

其子林增銓教授，武漢大學圖書館系畢業，畢業後長期以來擔任安徽大學圖書館的領導工作，為安徽大學圖書館事業發展作出了貢獻，也為安徽省屬高校設立圖書館管理專業和培養相關人才作出了貢獻。現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