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歐羅波斯之圍

公元前303年，成功執掌東方世界的希臘化君主塞琉古一世，下令建立起最初的杜拉堡壘。此舉主要為保護東西方貿易線路安全，以便在西面的安條克和東面的塞琉西亞之間構築中轉站。只不過在當時，除定期光顧的內陸商團外，大部分常駐居民都是被分配安排到此地駐屯的希臘僱傭兵。自然稱不上區域內的重要城市，也很少出現於歷史記錄當中。

直到公元前2世紀，塞琉古帝國因內憂外患而加速衰微，杜拉堡壘的地位才開始得到加強。由於北方的帕提亞人蠻族不斷南下，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陷落也是指日可待。僑居東方的馬其頓-希臘移民便紛紛開始收縮策略，意圖將這個位於幼發拉底河西岸的據點升格為新興貿易重鎮。於是，原來的小型要塞被擴建為中等規模的定居城市，並有了城牆拱衞中的街道與集市廣場。當然，也包括向雅典娜和密特拉等神祗祭祀的廟宇，以便迎合各方來客的習俗需求。

然而，杜拉新城的完工，並不能遏制蠻族騎兵的擴張步伐。最遲到公元112年，這裏還是成為帕提亞帝國的西部邊陲。由於經濟戰略價值和阿薩西斯王朝的統戰需要，原有的菁英公民階層得以被新宗主允許維持現狀。

杜拉歐羅波斯的新稱呼，也在該階段內不脛而走。意味着在來自西方的旅行者眼中，當地始終是一座典型的歐洲商業城市。哪怕最富有的商賈是猶太人，民兵部隊的成員以新晉的阿拉伯人為主，他們仍然需服從馬其頓-希臘血統的軍政長官。況且從地理層面來看，幼發拉底河道也是帕提亞帝國的勢力邊界。因此，在這裏保持最為寬鬆開放的社會氛圍，有助於招商引資與面向希臘羅馬世界的政治宣傳。

不過，當歲月進入異常關鍵的公元2世紀，時局的變遷已容不下模稜兩可的緩衝地帶。公元114年，圖拉真皇帝為克服羅馬帝國所遇到的發展瓶頸，向處於內戰中的帕提亞帝國大舉用兵。在迅速控制亞美尼亞與敍利亞北部後，抵達了扼守幼發拉底河東岸的杜拉歐羅波斯。以第3昔蘭尼加軍團為首的進攻部隊，首先逼退了企圖在曠野中阻礙其行進的帕提亞騎兵。隨後又用各類機械武器擊破城牆，並在激烈的巷戰中打敗了本地城市衞隊。包括塞留西亞與泰西封在內的美索不達米亞主要市鎮，也因這次失敗所造成的震撼，選擇主動向羅馬人打開城門。

儘管戰爭在3年後因皇帝的病死而宣告結束，但重新“收復”各據點的帕提亞人卻無法再重拾往日榮光。只要任何新繼位的羅馬君主覺得有必要，就可以組織對他們的大規模軍事打擊。處於前沿位置的杜拉歐羅波斯，也就在公元165年再遭維魯斯皇帝的軍團佔領。

作為一種補償機制，這裏又成為羅馬保護下的自治城市。稍後更是因部隊駐紮需要，被快速升級為老兵殖民地，還得到了能用於擴建城市的資金撥款。新建立的軍營、劇院和教堂，也與原來的市場及各類神廟是相得益彰，讓原本已進入緩慢衰退期的杜拉歐羅波斯，轉而因大國間的軍事衝突而獲得第二春。

但這輪不可思議的末日繁榮，基本是建立在帕提亞帝國的崩潰瓦解進程之上。當阿薩西家族的泰西封王都日益凋敝，來自南方法爾斯山區的新挑戰者也幾乎同步看到了勝利希望。公元224年， 志在復興波斯帝國的薩珊家族迅速躥起，從內部徹底蛀空了舊的帕提亞驅殼。隨即便以非常激進的態勢，向包括羅馬邊境在內的各頭髮起連續進攻。逐步樹大招風的杜拉歐羅波斯，也正式邁入自身歷史的倒計時。

公元256年，羅馬帝國與薩珊王朝已深陷新一輪長期交戰之中。當時在位的大王沙普爾一世，不斷致力於將波斯的自然邊界向外擴張。由於在繼位前就多次隨父親阿爾達希爾一世參與惡戰，自己也曾獨當一面的指揮過偏師遠征，所以對發動戰爭有近乎偏執的熱衷和迷戀。

恰逢來自黑海北岸的哥特人，不斷從沿海進攻巴爾幹半島與小亞細亞半島，造成大批羅馬東部駐軍的北調。遠在西方的高盧行省，也發生了本地駐軍的割據自立。所以讓這位波斯雄主看到了併吞敍利亞、飲馬地中海的偉大圖景。

當年春夏之交，沙普爾一世親率23000人的大軍抵達幼發拉底河畔，誓要將羅馬人的東部重鎮奪下。由於大批前帕提亞軍事貴族的倒戈，他的騎兵部隊足以在空曠的敍利亞平原上構建隔離無人區。更多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高原的應徵民夫，則提供了攻克城鎮所需的巨大步兵人力。其中就包括有精通坑道作戰和製造大型機械的工匠，讓薩珊波斯的攻堅水準完全凌駕於前朝帕提亞人之上。

相比之下，困守杜拉歐羅波斯的羅馬駐軍則數量非常有限。雖然從後世的考古發掘來看，當時的守城者至少來自6個不同軍團。但考慮到許多部隊都有被大量拆分調遣，所以在每個鷹旗麾下的士兵可能僅僅是500-1000規模。即便按最理想的情況計算，也只能湊出約6000人的防禦力量。加之騎兵更有可能被當做機動分隊外派，餘下步兵基本沒可能在野戰中向三倍於自己的波斯人挑戰。他們的惟一的優勢，來自少數操作弩炮或輕型投石機的工兵，但也不足以彌補數量層面的巨大劣勢。

在經過短暫的佯攻測試後，沙普爾開始要求部下用坑道作戰來瓦解城防系統。波斯工兵便從城市西側入手，挖掘起直通城牆根基的第一條地道。不過，位於平原的施工現場，很快就被城頭的羅馬士兵發現。因為不清楚對手開建多少隧道，守軍便決定直接加固該方向的城牆段落。他們拆毀了靠近這一側的建築，又從原地掘出更多泥土，集中堆砌到城牆根部內側。從而形成一道加固承重的土堆。但處在該區域的許多廟宇也就此遭殃，被永遠地封印到塵土之下。

隨即，羅馬人又從高處確定了進攻者的地道挖掘位置。在挖掘出能破壞其施工的防禦坑道後就直接派士兵進入，準備對沒有防備的波斯工兵進行反殺。不想自身的動靜也為對方所察覺，並安排了更多伏擊者來提前實施警戒。

混戰中，羅馬士兵因不熟悉對方建造的地下迷宮而錯失方向。波斯人則趁機向洞內注入了混有瀝青和硫磺的燃燒物，並在短時間內就大量釋放出能讓人窒息的有毒氣體。城中的守衞也意識到反擊徹底失敗，便下令提前將出入口徹底堵死，將19名絕望而又無助的傷員徹底困在地下。

直到20世紀，這批罹難者的屍體才因考古挖掘而重見天日。他們邊上還有1具身穿波斯服飾的遺骸，被判定為是這場古代毒氣戰的直接投遞者。

此後，沙普爾又下令開挖第二條圍攻隧道。這次的挖掘位置，被故意替換到城市以南的小型山谷之中。以便利用地形所造成的視覺盲區，讓疲於應付的羅馬守軍不能迅速察覺。

同時，更多民夫還在原先挖掘的坑道附近，又構建起一道新的圍攻土堆。用先前挖掘作業所產生的大量泥沙，努力填平由城牆所造成的高度落差。雖然總是飽受羅馬士兵的遠射武器伺候，卻還是逐步增高到城頭位置。更重要的是，此舉成功將大部分守軍的注意力都定格在西面，為另一頭的同伴們形成掩護。

經過多日的雙頭並進操作，薩珊方面的攻堅作業也基本趨於完成。然而，絲毫沒有引起守軍注意的南部地道，居然沒能讓缺乏防禦的城牆轟然倒塌。雖然波斯人在臨走前放火燒掉全部的支撐木樁，卻只是讓牆體和塔樓都稍稍向下沉降。顯然，這是因為羅馬人提前構築的內側坡道，很好保護了主體結構。

另一方面，城市西側的土堆也成為雙方激烈交鋒的中心。由於缺乏弩炮等可靠的遠射機械，波斯人只能靠攜帶大型屏障的步行弓箭手充當人肉盾牌。但他們既沒有用複合弓火力壓制城頭守衞，自己也擋不住羅馬人不時射出的大型箭矢。哪怕臨時為工人們再搭建可移動的攻城錘，也架不住投石機甩來的砲彈或燃燒物。因此，登上土堆部隊遲遲無法攻克城牆，反而不斷增加着進攻方的人員消耗。

但就在戰況異常慘烈的坡道附近，波斯人還是偷偷挖掘出第三條進攻隧道。由於這次是要直接進入而非單純挖牆腳，所以比此前的另外2條都要更深。由於羅馬人將有限的兵力都用於阻擋土堆建造，就很自然因分心乏術而沒有及時察覺隱患。進攻者也特意放慢工期，把通道的寬度拉長到足以讓4人並排前行，終於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況下摸到城牆背後。

直到此時，大部分羅馬守軍還在城頭迎擊看得見的敵人。當人數明顯佔優的波斯士兵蜂擁進入，他們馬上就隔絕在幾處狹小空間當中，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損失慘重。由於沙普爾提前下達了不留活口的命令，分別來自6個軍團的士兵基本無一倖免。杜拉歐羅波斯的居民也遭大肆屠戮，只留下少數人會被集體抓捕到泰西封的奴隸市場上出售。由他們積累無數代的各類資產，也在城破時淪為各類赤貧炮灰們的分贓福報。

考慮到杜拉歐羅波斯的地理位置相對隔絕，沙普爾並沒有像對待其他羅馬邊境城市那樣，安排守軍和新的移民進行人口填充。相反，他直接下令拆除餘下的大部分建築，造成往日繁華市鎮的徹底荒廢。此舉的目的，無疑是要讓東來西往的商賈都轉向北方，從帝國佔據不久的那些城市通過。但也在無形之中，為後世考古學家贈送了一筆豐厚遺產。因為整個城市在後來都沒有獲得重建，任由大量建築和城市佈局都迅速沒入沙海當中。從而保存了公元3世紀中期樣貌，並被外界戲稱為東方的龐貝古城。直到2015年的大規模內戰波及，才讓這些遺蹟在文物販子的摧殘下徹底湮滅。

當然，對知曉戰局的羅馬人來説，杜拉歐羅波斯的淪陷也自帶巨大震撼。因為該城並不是因守軍疏於備戰、怯於對抗或後勤問題而遭難，這是很難在帕提亞帝國時代發生的事情。誠然，羅馬帝國本身的全面衰退，讓他們無法對困境中的孤城實施增援。但波斯方面的攻城能力提升，也是肉眼可見的不爭事實。由此引發的更大規模戰亂，也必將在數年內給羅馬的各東方行省帶去更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