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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松梢風

鎖定
村松梢風(1889—1961),日本大正時代作家,知名的“中國通”,以代表作《魔都》聞名中日讀書界,也因此成為上海“魔都”一名的命名者。除了上海之外,村松梢風還曾於1923—1933年間到北京、山東、江蘇、浙江、廣東、香港等地遊歷,留下大量描寫山水風光、名勝古蹟、市井風俗的遊記。 [1] 
中文名
村松梢風
出生日期
1889年
死亡日期
1961年

村松梢風人物生平

村松梢風,1889年出生在日本靜岡縣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東京慶應義塾大學求學,但他將學生時代的大好光陰都耗費在紙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產也被他變賣得所剩無幾。“少壯不努力”的村松日後當過教員、記者,自己也曾辦過雜誌,直到28歲時仍籍籍無名。
1917年,他試着將處女座小説《琴姬物語》投寄到當時著名的《中央公論》雜誌。這部實際上是以作者大學時代尋花問柳的親身經歷改編的作品,卻意外地得到了總編輯的賞識,從而令其一舉登上文壇,並以一位小説家的身份載入了史冊。
1923年4月1日,村松梢風到達上海,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穫是使得村松梢風成為首位與中國“新文學”的年輕作家們(郭沫若、田漢、郁達夫等人)有過交往的日本訪華作家。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風在滬逗留了兩個多月。返回日本後,村松梢風立即撰寫了一篇近5萬字的長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刊載在1923年8月號的《中央公論》上。第二年,村松梢風又將其餘幾篇記述上海的文字與《不可思議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將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複雜的意象,用自創的“魔都”一詞來加以濃縮,用於新作的書名。 [3] 
1933年,村松梢風出版了一本名為《男裝麗人》的書。雖然這是一個由作者虛構的故事,但被大家普遍認為是川島芳子經歷的真實寫照,以至在審判川島芳子時,中方曾參考此書的內容作為審判依據。該書濾去了川島芳子在戰爭中的經歷,但揭露了一些她曾做過的秘密任務。從中可以看出,作者村松梢風認為芳子的最終下場是通敵行為導致的。後來,國民政府確實也以相同的罪名處置了川島芳子。 [4] 
村松梢風的代表作當屬《殘菊物語》,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説,講述的是明治時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説裏,女僕阿德陪伴菊之助四處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着他走向藝術的巔峯,為了讓他迴歸演藝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離開。1939年,著名導演溝口健二將其搬上銀幕,大獲成功。《殘菊物語》此後又兩次被改編成電影,這無疑是對小説原著的一大肯定。
1961年,村松梢風死去。 [3] 

村松梢風人物經歷

二流作家
村松梢風(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紀的日本文壇大概連二流也排不上,儘管他生前發表過幾十部小説和人物傳記,曾經有過不少的讀者,他撰寫的六卷本《本朝畫人傳》被數家出版社爭相出版,一時好評如潮,1960年中央公論社在建社100週年時又以精美的裝幀將其作為該社的紀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種文學辭典和百科全書中,對他也有頗為詳盡的介紹。不過對於梢風的小説,評論界一直很少給予關注,他撰寫的作品,大部分是歷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內涵比較淺薄,除了作為大眾文學作品集出過寥寥兩種選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棟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見到有梢風的著作集問世。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指數。 [6] 
開啓日本作家和上海新文壇交流
1923年村松梢風在上海與田漢郭沫若郁達夫等新文壇作家的交往。在近代中日文學關係史上,日本作家與上海新文壇的關係發生,大概肇始於1923年春天的這次村松梢風的上海之行。村松梢風是自己徑直尋找到田漢的,日後在田漢舉行的家宴上又認識了郭沫若等一批創造社的新鋭作家,彼此間的交往,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
在初次來上海的途中,村松梢風懷裏揣着作家佐藤春夫為他寫給田漢的介紹函,自然,他原本與田漢並不相識。這次獲悉村松梢風將往上海,佐藤春夫想起了上海有他的熟人田漢,便給他書寫了一通介紹函。
到達上海幾天後,村松梢風獨自一人找到了田漢供職的中華書局,將名片和佐藤春夫的介紹函遞給了門房後,他被引進了會客室。不一會兒,田漢迎上前來,説一口流暢的日語。當得知村松梢風現居住在西華德路(今長治路)上日本人經營的旅館“豐陽館”時,田漢熱情地邀請他住到自己的家裏來。村松梢風這樣記述了他當時對田漢的印象:“我們倆彷彿一見如故。田漢君約有二十六七歲,是一個瘦瘦的高個子青年。長長的頭髮不是用梳子,而常常是用手指往上撓抓,因此都亂亂蓬蓬地纏繞在一起。蒼白的神經質的臉上,一雙大眼睛總是憂鬱地、似乎有點驚恐地不住眨動着。其身上上下都穿着淺綠色的棉衣褲。”
下了班後,田漢熱情地邀請村松梢風一起去他在民厚北里的寓所。“折入一條弄堂一直往裏走,在盡頭處有一扇大門,一丈左右高的木門半掩着。約有門兩倍高的圍牆將鄰家隔了開來,其處有一棵似是朴樹的古木枝葉繁茂。田漢噔噔地快步走上了狹窄的樓梯,將我帶到了二樓他自己的書房。書房內有一張簡樸的牀,書架上放滿了英文的小説和日文的文學書等,書桌上放着一部文稿的校樣。”
田漢向村松梢風滔滔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經歷,以現在我們所知的田漢的生平事蹟來參證,村松梢風的記述大抵都十分準確。談話間,話題轉到了中國的文壇,田漢向村松梢風講述説:“現在中國的文壇死氣一片。傳統的文學幾乎都徒具形骸,毫無生命力。現在勢力最盛的是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文學的雜誌和書刊,都是些低級庸俗的東西。我們的一批朋友聚集起來創辦了一份《創造》雜誌,其中有中國最新鋭的小説家鬱文(達夫),詩人、劇作家郭沫若,批評家成灝等。什麼時候我把他們介紹給你。我自己呢,以前主要是在做翻譯,今後想主要從事創作。”
隨後田漢又陪同村松梢風外出,在電車上興致勃勃地向他介紹中國的各類民眾藝術的種種特點和魅力,説得村松梢風怦然心動,當晚即央請田漢帶他到新世界去觀看。在田漢的影響下,後來村松梢風竟成了大鼓迷。幾天之後,村松梢風接到了田漢的書函,邀請他去家裏吃晚飯。在這次湖南風的家宴上,他認識了郭沫若、成灝、林祖涵等一批創造社的同人。 [2] 
被戰爭同化的自我身份
村松梢風筆下的形象演變與他自身的思想、心態的變化緊密相連。在1932年上海事變之前,他對中國文化有着很深的認同。這一方面是由於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影響,長久形成的對中國的集體想象深深影響了作者;另一方面,當時日本面臨着中西文明交融下如何定位自身地位的問題,村松梢風從他者的目光打量中國,企圖尋求自身的文化定位。
文學作品中的集體想象與歷史有關。三十年代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氣焰日益高漲,對外擴張政策實行的同時對知識分子的管控日益嚴厲。鎮壓無產階級文學,扶持右翼文學團體,鼓吹戰爭的合法性。1932年上半年,日本國內實行法西斯化,瘋狂鎮壓工農運動和日本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對外,發動了一二八上海事變,在東北地區建立滿洲國的傀儡政權。1932年下半年,村松梢風再次來到中國,這時他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改變。在《熱河風景》(1933年)中他寫到曾短暫的到達山東濟南,他去拜見了當時日本駐濟南的西田總領事,並聽日本官員講述了濟南事件。濟南事件是日本1928年5月3日發動的對中國軍民的一次血腥屠殺,村松梢風對此事的態度完全站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義立場上,喪失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放棄了之前的人道主義立場,並且顯示了他被軍國主義主義思想同化的事實。 [5] 

村松梢風人物作品

1917年,發表處女座小説《琴姬物語》。 [3] 
1924年,村松梢風出版了《魔都》,記述了他的在滬見聞,隨着該書在日本熱銷,上海的“魔都”意象逐漸在日本傳開和放大。2018年,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關項目首席專家徐靜波將該書翻譯成中文。 [2]  [7] 
“一二八事變”之後,在時任日軍駐上海蔘謀本部少佐的田中隆吉攛掇下,村松梢風寫出了一本風行一時的暢銷小説,《男裝麗人》,於1933年出版。
1938年,出版小説《殘菊物語》,講述的是明治時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是其代表作。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