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龢陽

時光飛逝到100多前，李龢陽（字裴知）於前清光緒年間和胡壽生一起東渡日本求學，從小就受家族良好的教育的他得識孫中山先生後，在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薰陶影響下，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併成為首批同盟會黨員。據史實記載，當時發給他的黨員證封面寫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4句話16個字，足以表明同盟會推翻滿清王朝的決心。

李龢陽投身革命，一方面是受孫中山先生教誨，另一方面與自己的出身“西南第一富賈”李耀庭之家庭密不可分。李耀庭出身貧苦，走南闖北的過程中多有接受到來自西方先進思想的薰陶，兒時熱血從戎過的他，已對腐朽的清王朝封建專制和行將枯朽的黑暗怒其不爭，因此，他在對自己的子女教育上，選擇了西式教育，好讓子女從小具有變革創新改造社會的思想基礎。

李耀庭的西式教育，讓自己的二子三子都最終參與了辛亥革命，二子李湛陽交好同盟會革命黨人楊庶堪（楊滄白），為了爭取和瓦解駐守重慶的武裝力量，楊庶堪便電邀他在渝招訓新軍兼統督署親兵，趁李湛陽招募新軍之機，介紹了一批青年同盟會黨人滲入駐渝的巡防軍。從而控制更有機會控制這支隊伍，作為起義的基本武裝力量，為推翻清朝統治作好組織準備。 ^[2]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0月，李湛陽、李龢陽兩兄弟建議父親李耀庭。全款資助支持重慶“維新派第一人”宋育仁等在重慶創辦了四川第一家民營愛國報刊《渝報》（中國最早創辦的白話文報紙之一），旨在宣傳變法維新、傳播新思想，但戊戌變法的失敗，讓李氏家族上下都意識到只有發動民主革命，推翻滿清統治，中華民族才能有真正復興的一天。

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感染和號召，李湛陽、李龢陽兩兄弟立志革命得到了父親李耀庭的支持。為了更好地籌備起義義舉，李龢陽竭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從日本回到上海後，他曾一次捐輸3萬銀元支助孫中山先生作肇和號巡洋艦起義費用，並遍及僱請了一名勇士，協助當時擔任革命陣營的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爆破清朝的肇和號巡洋艦。1916年為避袁世凱追捕，李龢陽又掩護梁啓超於寓所達月餘，直至安全護送梁離家脱險。

1911年11月22日，是重慶曆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楊庶堪（楊滄白）、張培爵（張列五）、朱之洪（朱叔痴）等通電全國，宣佈重慶獨立，建立了四川第一個省級革命政權“重慶蜀軍政府”，宣佈廢除宣統年號，從此結束了清王朝在重慶的封建專制統治。蜀軍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在重慶地區的勝利。

“餘亦從張公，渝州揭漢族。”蜀軍政府成立後，大家一致公推楊庶堪先生為重慶蜀軍政府都督，他謙辭讓賢，不負政府執行名義。後來大家才公推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眾人再推選李龢陽任財政部副部長之職，而李龢陽卻堅辭不就，甘為幕後，更加積極為蜀軍政府籌借各項軍費，併力助孫中山反對袁世凱復闢，發動“二次革命”，致力保衞革命勝利果實。 ^[2] 

孫中山先生的題詞(1張)

作為富甲天下的“西南工商巨擘”，李氏家族投身革命只是重慶義士仁人眾多英雄事蹟中的一個例證。李氏家族支持革命的義舉得到了同盟會乃至日後成立的國民黨的一致認可，孫中山先生再接受李龢陽捐贈起義費用3萬銀元之巨時，對眾多支持辛亥革命的義士商人由衷感激，並説道：“裴知兄，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汝等義舉，高瞻遠矚”，並親書“高瞻遠矚”四字橫幅贈送與自己的知己——李龢陽。“高瞻遠矚”四字橫幅讓整個李家深感無上榮光，併為作傳家之寶傳之後世。而我拜訪長輩家中看到的木匾則是程仲澄（李龢陽之妻）老太太生前聘人之作，上刻的四字則是孫中山先生的手跡拓刻，孫中山先生原題字幅曾在重慶解放後由後人捐贈給交付重慶市博物館珍藏。

李龢陽一生克勤簡樸，不願做官，着重實務，為人民做好事。孫中山曾説：“何謂民生，民生就是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人民的生命。”他與兄李湛陽深受感染，一面投身辛亥革命，一面在重慶發展實業。曾為重慶地方航運、電力、醫療事業做出傑出貢獻。

百年過去，能知道李氏家族故事的人並不多，但卻有一處是重慶老百姓耳熟能詳之地。那就是重慶有名的鵝嶺公園。因為鵝嶺公園的前身便是建成於1911年的李傢俬宅花園，李家花園又名“禮園”，是李龢陽研習花園建造，對蘇州園林全面瞭解後親自設計並監工完成。他時常教育後人，多為國家人民做貢獻，勿忘本，要“志向遠大、高瞻遠矚”，要有“真才實學，造福社會”，因此鵝嶺公園的修建中許多能人巧匠不是外聘，都是李氏族人各展其長所完成。

李家後人深受孫中山“高瞻遠矚”的思想勉勵，許多後人都投身革命，參與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去。他們一致認可只有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掀起的新民主革命是真正繼承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是真正能夠實現內心憧憬中的“國富民強”新中國。

重慶鵝嶺公園（曾是李耀庭養老用的別墅）(1張)

1950年7月，李氏後人將“禮園”捐獻給重慶市人民政府。1958年7月，“禮園”更名鵝嶺公園，正式對民眾開放。如今鵝嶺公園以“冠鵝撫天”成為重慶有名的“巴渝十二景”聞名海外。

李龢陽先生髮妻程仲澄曾寫詩一首歌頌孫中山先生，以表李氏族人對辛亥革命的那份熱忱之心。該詩詞在1981年10月11日重慶日報增刊頭條《辛亥革命歷史見證人》一文中：詩詞全文如下：

聯俄聯共扶農工，革命氣魄大不同；

打倒帝王爭民主，掃除軍閥大為公。

平易近人尚簡樸，温文爾雅甚雍容；

遺願如今都實現，中山陵前拜青松。

滄桑百年史，鑄就辛亥魂。當聽完這段關於重慶與辛亥革命的相關故事後，我才深深理解到“高瞻遠矚”四字牌匾的真正含義，辛亥革命為古老的中國開始了歷史的新紀元，多少仁人志士羣英薈萃，為了中國有個繁榮富強的明天而前仆後繼，為國捐軀，今天想起來多麼值得後人欽佩。 ^[2] 

（選自《重慶政協報》2011年10月10日 ）

作者/程仲澄女士（李龢陽先生髮妻）

今年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我的心情特別快慰，儘管辛亥革命過去整整70年了，但當時許多事情恍如昨日，記憶猶新。辛亥革命為古老的中國開始了歷史的新紀元，多少仁人志士羣英薈萃，為了中國有個繁榮富強的明天而前仆後繼，為國捐軀，今天想起來多麼值得後人欽佩。我經歷了幾個朝代，今年93歲，幸福地生活在20世紀80年代，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見到祖國蒸蒸日上，又聽到祖國的統一有望，這一切都可以告慰於先烈們了。這真是欣逢盛世，晚年得福，我欣然提筆，抒發心懷：辛亥70年，革命創業難，際茲慶祝日，先烈應心安。

提起辛亥革命，我的家庭有四個人和它有關。我的公公李耀庭，他是清末重慶總商會的首任會長。二哥李湛陽，蜀軍政府成立以後擔任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孃家的親哥哥程元直，辛亥革命成功後，先後擔任過成都和重慶的法院院長。另外，就是我的先夫李龢陽，號裴知，大力支持過孫中山先生以及蜀軍政府的成立。

李耀庭生於1836年，原籍是雲南省昭通府恩安縣人。他的先輩是和彝族雜居的漢族農民。幼時家境很窮，是個讀書不多而靈活聰明的勞動漢子。十多歲為生活所迫，離家從軍，因作戰勇猛，立下戰功，曾獲“即補縣正堂”功祿，封孝義大夫。其後棄軍從商，為雲南“天順祥”票號老闆所器重，被派往重慶經營“天順祥”票號業務，生意很為得手，連年均獲厚利，分支機構遍及漢口、上海、江西、北京、廣州、成都、昆明。李耀庭攢積錢財，除在“天順祥”有股本外，還給二哥湛陽用錢捐了一個“候補道”，後來，湛陽同兩廣總督岑春煊結拜“蘭交”，加之李耀庭和岑父岑毓英早為世交，因此，更加蜚聲商界。在雲南和重慶，提起“天順祥”，和李耀庭的名字就分不開了。李耀庭對辛亥革命是擁護和支持的，曾作過一定的貢獻。

李湛陽極受乃父寵愛。他在岑春煊手下任勸業道台，以後又派往日本學習警政，回國後改任兩廣巡警道台，受委重任。李湛陽奉父耀庭遷居重慶後，常與上層官府來往，迎新送舊於重慶當時東大路的“十里長亭”——遺愛祠。端方率鄂軍過重慶，委舊相識李湛陽為巡防軍統領，由報擴募新兵，充實隊伍。同盟會革命黨人楊庶堪和李湛陽很熟，經常向李詳細分析清朝地方官吏情況，為了爭取和瓦解駐守重慶的武裝力量，便電邀他在渝招訓新軍兼統督署親兵，趁李湛陽招募新軍之機，介紹了一批青年同盟會黨人滲入巡防軍。當時，巡防軍主力駐紮重慶，更有機會控制這支隊伍，作為起義的基本武裝力量，為推翻清朝統治作好準備。果然，當辛亥革命期間重慶宣佈獨立時，李湛陽立即暗示新軍倒向革命，輸誠效命。蜀軍政府成立以後，他被推選擔任蜀軍政府的財政部部長。

先夫李龢陽（即裴知），排行第三。於前清光緒年間和胡壽生一起東渡日本求學，得識孫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當時孫中山先生髮給裴知黨證一件。我還記得那張黨證是一張比較厚硬的紙摺疊而成，參加者蓋有本人指紋，封面寫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4句話16個字。封底印的有類似説明的幾項條文，其中有“持此證可享本黨總章規定的一切權利；持此證到本黨各高級機關無須介紹”等等。

我們家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做票號（天順祥）的，以後由票號而工業，到地方實業。曾先後投資經營過錦和絲廠（辛亥革命後改名錦綸絲廠）、川江輪船公司、自來水公司、燭川電燈公司，以及信記錢莊等企業。裴知竭力支持孫中山先生幹革命。從日本回到上海後，他曾一次捐輸3萬銀元支助孫中山先生作“肇和艦起義”費用，並遍及僱請了一名勇士，協助當時擔任革命陣營的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爆破清朝的“肇和”軍艦。為了此事，孫中山先生當時親書“高瞻遠矚”四字橫幅贈送裴知，以茲獎勵。我們全家感到無比光榮，留作家寶傳之後世。

蜀軍政府的成立是辛亥革命在重慶地區的勝利。當時，李耀庭和楊庶堪（即楊滄白）、張培爵（張列五）、朱之洪（朱叔凝）、熊克武、但懋辛常有聯繫來往。1911年11月22日，也就是蜀軍政府成立那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個個精神煥發，人人眉開眼笑，附近街道人山人海，全城老百姓歡呼“反正了！”“獨立了！”“民國萬歲！”盛況空前，共慶推翻滿清宣佈獨立的輝煌勝利。當天，楊庶堪、張培爵等通電，宣佈重慶獨立，建立了四川第一個省級革命政權“重慶蜀軍政府”，宣佈廢險宣統年號，從此結束了清王朝在重慶的封建專制統治。喜訊傳來，正當我生下第一個男孩，全家更是高興，為祝賀辛亥革命成功，雙家給孩子取了個名字叫“光復”。七十年過去了，當年的歡樂景象，使我終身難忘。

蜀軍政府成立後，大家一致公推楊庶堪先生為重慶蜀軍政府都督，他謙辭讓賢，不負政府執行名義。後來大家才公推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付都督。楊庶堪在詩中曾有“餘亦從張公，渝州揭漢族。”充分表達他對革命的高尚情操。本來當時大家推選李湛陽和李裴知兩兄弟為財政部正副部長，而裴知堅辭不就。曾建議將財政部副部長一職由大排行第五的一個堂兄李臨陽擔任。但裴知對楊滄白先生凡為軍政費用有所籌借的事，他都積極支持。

李裴知（李龢陽）一生克勤簡樸，不願做官，着重實務，為人民做好事。現在的鵝嶺公園是我家公公李耀庭的別墅，原名“禮園”，園內“繩橋”，就是他指導石工所建。裴知喜歡結交社會著名文士，重慶的陶闓士、文伯魯、賴以莊等和他都很相好。他還自己掏錢，親自監工、設計，支持陶闓士在米花街（現八一路）修一座院子。文伯魯在雞街口（現五四路市中區飲食服務公司對面）修的“壽霜藥房”裏面的大院，也是李裴知設計、點工，親自監造，親自貼錢修的。他還親自修建人和灣碼頭，“人和碼頭”四個字就是我的大兒子李天溟寫的。我家共有12個孩子，裴知常教育孩子不坐轎、不騎馬，穿草鞋步行，吃粗米淡飯，着粗布衣衫。他把家中所有紫檀木、大理石桌椅送人，而做一些木桌椅。要孩子們學木工、泥石工，學一門手藝，成為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

民國元年，公公李耀庭去世。民國9年，二哥李湛陽去世。李裴知便把“禮園”管理權交給解放前作過兩路口“區長”的何佑臣，把“信記錢莊”上海分號，全部託給宜賓人邵季高負責。裴知於民國19年去世。

李裴知的前妻楊氏患肺病死後，我23歲與他結婚。我是成都名門程海門的女兒。祖父程祖潤曾著有《妙香軒詩集》。由於封建禮教的約束，女子不能外出讀書和參加社會活動。儘管我沒有進過學堂，我哥哥弟弟在家中教我讀書。我的哥哥程元直，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弟弟程仲瑾，也曾在北京大學讀書。還有我的姐姐程伯真，她的思想進步，是秋瑾的好朋友，他們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平時，我抱着一本《康熙字典》學識字、唸書，故能寫點舊詩詞。以後隨先夫裴知去過上海、武漢等地，在上海我曾聽過孫中山先生和章太炎先生的講演。在那個時候，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只知道有皇帝，而孫中山先生他們提出了革清朝的命，建立共和國，要平均地權，真是了不起的人啊！平時，我常聽到裴知給我講有關辛亥革命的事情，凡是裴知支持孫中山先生幹革命的事，我就積極支持。今天，他們都去世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勝利完成，假若他們今天還健在的話，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是十分高興的。 ^[3] 

（選自《李耀庭父子與辛亥革命》，刊登於1981年10月11日《重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