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璮之亂

李璮是當時漢地實力最強大的世侯，自其父以來統治山東東部達三十餘年。他長期利用地處蒙宋之間的特殊位置和與蒙古皇族的特殊關係（娶塔察兒之妹為次妻），培植和擴展自家勢力。忽必烈即位後，他仍藉口防備南宋，“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善益兵計”。他朝覲不至，歲賦不輸，私市軍馬，擅發會子，反狀日益明顯。當時，由於北邊戰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對李璮採取姑息的策略。 ^[3] 

中統三年初，乘朝廷與阿里不哥戰爭之機，李璮密令納為質子的李彥簡竊歸，隨即殲漣、海三城蒙古戍兵稱反，獻城於宋，勒兵趨益都。駐益都的原宣撫副使王磐出奔濟南。益都陷。李彥簡逃離闕下時，李璮反跡已暴露無遺，忽必烈因而問計於姚樞。 ^[2]  姚樞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疲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忽必烈問，“若是賊將何出?”樞對：“出下策。”因此李璮一發難，忽必烈在部署討伐用兵時，即詔令濟南路萬户張宏修城備戰。很可能這道詔令未到濟南，李璮已兵臨城下。張宏所部“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只好偕同祖父濟南公張榮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兩天以後發佈的另一道詔令，命諸王合必赤總督諸軍討檀。張宏於是為合必赤前導，調頭回兵濟南。從山東、河南、河北諸路調集的漢軍，畢會濟南地區。不久又詔命史天澤專征，節度諸將。大軍先樹柵鑿塹，圍濟南城，繼而又築環城六十里圍之，李璮自是不復得出。

李璮起兵前曾與其他世侯有所聯絡，滿以為這些對蒙古統治同樣心懷不滿的軍閥會響應他。結果卻是應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澤、嚴忠範等都服從忽必烈的調遣來進攻他。其實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間早已結成了俱榮俱損的利益關係；而忽必烈又與以前諸汗不同，頗得中原人心，並且依託漢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戰勝了漠北阿里不哥勢力，進一步把漢人世侯籠絡到自己周圍。他們既已在新政權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麼肯輕易冒險稱叛?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後立即獻漣、海諸城於宋，表示歸順。宋將夏貴應李璮之請，由蒙宋邊境向北推進，佔領毫、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軍約由海路繞過山東半島，在濱州海灘登陸，克利津等縣，轉戰至滄州。但是，北進宋軍隨即遭到蒙古軍和漢軍合力堵擊，被迫節節南退。進至濱州、滄州等地的宋軍亦因勢單力薄難以有所作為。這樣，困守濟南的李璮所部五六萬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斃的孤軍境地。

濟南圍城之役，始於中統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個月，城中糧草難以為繼，最後至於“人將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渙散。李璮自知大勢已去。“分付眾人出，各討路去’。自己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淺不死，被攻入城內的大軍擒獲，旋即被史天澤等擅殺于軍前。第二天，“天澤等引軍東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開門降”。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璮之亂，這對於忽必烈政權的鞏固和避免再次出現分裂的局面都是具有很大的作用。 ^[4] 

各地方軍閥們受此事的警告，更加死心踏地地為忽必烈效命。而且李璮事件牽連了許多地方軍閥，忽必烈藉此機會削弱了他們的兵權，以史天澤為首的各的軍閥紛紛交出他們的兵權。這樣忽必烈解除了內患。與此同時忽必烈又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以此來抑制諸侯的勢力，主要措施有：廢除諸侯世襲制度，改變軍閥割據一方的狀況。地方實行軍民分治，分益都軍民為二，董文炳領軍，撒吉思領民。以後這一制度在各地推廣，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從而把各地的兵權進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取消漢人諸侯的封邑，歸還朝廷。禁止民間私造私藏兵器等，連同樞密院設立和中書省的加強，使集權統治加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