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寶震

誠如李先生自己所言："我從來以誠待人，痛恨欺騙行為，我經歷大大小小無數次考試，從來沒有作過弊。我常對同學們説：'考試作弊反映人們的思想品質。在學校如果養成投機取巧的思想，到社會上就會墮落成為貪污詐騙分子。'"正是這種少小鑄就的誠實品格,外在地表現為李先生的言行舉止，終其一生。

李先生待工作以誠心,自30年代初登講台時便見端倪。1937年，李先生以優異成績被天津工商學院留校任教，打破了該校會計課均由外國人開設的先例，成為該校第一個講授會計課程的中國教師。年輕的李先生報定要替中國人爭口氣，只能講好，不能失敗的誠心用全部精力讀參考書，自編講義、習題，演算習題答案和備課。除反覆熟習講稿外,還將教材中的重點、難點及板書的內容和排列樣式等事先寫在卡片上，悉心把握，講課時根據時間長短，安排教學內容，因而每到下課時，總是恰好完整地講完一個問題。這種由誠心換取的嫺熟授課功底，直至李先生的晚年仍一如既往地保持和發揮着,使他的同事和學生們欽羨不已。

李先生任津沽大學副校長時, 按照有關規定, 他可以享受上下班乘校方配備的汽車的待遇, 但他從教學工作的實際需要出發, 推卸了這份待遇, 將汽車交給學校機械系用做教學實驗。

李先生待人以誠心,他對學生從不以教師而以同學自居，平等待人, 與人為善,虛心向優秀同學學習,教學相長；熱心幫助有困難的同學,耐心輔導, 讓他們不至掉隊。但對有舞弊行為的學生則絕不姑息,發現抄襲便給零分。判考卷先給分數,後看姓名,不以個人好惡影響成績。尊重同學,一般上課三次就能記住學生的姓名。因此受到廣大同學的好評。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李先生曾受到紅衞兵的刑訊逼供。但他認為,在那特殊的年代,"青年憑革命熱情,難免行為越軌",對打罵過他的"紅衞兵並不記恨,他們有的在學校當了教師,當討論職務晉升時",李先生"作為評審委員會的一員,對他們都投了贊成票。這也可以算是以德報怨"了。

李先生處事以誠心,在一次兄弟院校舉行的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會上,他談道:對於提交答辯論文的內容，我個人並不瞭解,來此前特地請教了一位專家朋友，下面我就將這位專家的意見宣讀一下,供論文作者參考。一番近乎童稚的誠實表白至今仍使人們感慨萬端。

在南開大學工作期間,李先生曾同貿易系的一位副教授合作撰寫了一篇《貿易產值問題商榷》的學術論文，提交南開大學科學討論會,李先生認為這位教授對論文的專題素有研究, 作者應以他為主, 故此李先生在論文署名時, 將自己的名字寫在那位副教授的後面, 這"在知識分子'文人相輕'的習慣中並不多見,一時傳為美談"。

透過李先生上述點滴言行, 我們不難窺知李先生之所以取得事業上的成就和贏得人們的普遍尊重所依靠的高尚品德和人格力量。

幼年的李先生接受家庭和私塾的傳統文化教育, 奠定了堅實的文史功底。1926年考入英國基督教教會學校新學書院, 接受嚴格的英語訓練, 並學習數理化等新科學，由此形成穩固的外語基礎,為他日後的學術生涯創造了優越條件。

就讀大學時的李先生,便對會計學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廣泛涉獵中外會計文獻,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形成自己的學術見解,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李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從上大學時,就喜歡讀各國的會計書刊。工商學院時常得到國外贈書,圖書館藏比較豐富。"經常研讀的會計書籍主要有："被稱為會計聖經的盧卡o巴卻裏所著《數學大全》的英譯本、舍爾所著《簿記理論》、巴比所著《複式記帳》、奧爾德卡斯爾所著《實用簿記》等；皮克斯利的《簿記辭典》、狄克西主編的《會計學大詞典》、黎斯爾主編的《會計百科全書》、派登主編的《會計師手冊》和勞倫斯、陀爾等所編的《成本會計手冊》等；凱斯特、斐尼、卡特、派登等人所著的《會計原理》、本耐特所著的《論資產負債表》、斯波拉哥的《會計哲學》、哈特菲爾德的《近代會計學》、勞倫斯的《成本會計學》、德波拉、貝爾、蒙哥馬利等所著的《審計學》、利特爾頓所著的《十九世紀前會計史》等名著；日本會計書看過黑澤清的《會計學》、太田哲三的《貸借對照表》、吉田良三和三邊金藏的《會計監查》、渡部義雄的《原價計算法綱要》、袁愈全翻譯的《會計學概要》等"；在中文圖書方面,李先生經常參閲的著作有："楊端六、楊汝梅所著兩本《商業簿記》、楊汝梅的《中國審計制度》、楊眾先的《無形資產論》、潘序倫的《會計學》和《審計學》、李鴻壽和莫啓歐的《會計數學》、錢乃徽的《查賬報告書和工作底稿》、黃祖方的《會計報表分析》、張心徽的《會計制度設計》、雍家源的《政府會計》等"；在會計期刊方面,李先生訂閲了徐永祚會計師主編的《會計雜誌》和潘序倫會計師所辦的《立信會計季刊》兩種,並"每期都全部閲讀"。

由於潛心攻讀,認真思考,他寫的畢業論文《中國之所得税》通過答辯,取得滿分,深受主持答辯教授的讚許,經推薦由震旦大學、工商學院聯合出版,作為經濟叢書之一。巴黎社會科學院將本論文評為優秀作品,日本關西大學副教授柏井象雄在其所著《近代支那財政史》一書中,曾引用本文觀點,並列為參考文獻。

1937年畢業後,他留校任講師,先後講授"簿記"、"審計學"、"統計學"、"商業實踐"、"成本會計"、"公司會計"等課程。1942年,晉升為教授。其後"擔任初級會計、中級會計、政府會計、會計制度設計、所得税會計和審計學等六門課。雖然課程門數沒有增加,但是難度加大了。"為此,李先生組建了"公平會計師事務所",接受工商企業委託,從事會計制度設計,審查賬目報表和所得税等業務,以增長工作經驗,為搞好教學服務。

1945年,李先生擔任會計財政繫系主任。為提高教學質量,他聘請在業務部門工作而又在理論研究上卓有成績的專家到校兼課, 選用美國原版教材, 加強學生實踐環節,嚴格教學管理,鼓勵教師和學生從事科學研究, 創立會計學會, 使該系及學校聲譽日盛,得到社會的好評。

1949年,國立津沽大學成立,李先生被人民政府任命為副校長。他雖擔任繁重的副校長行政工作,仍然堅持上教學第一線,講授會計、審計課程,不脱離教學崗位。多次參加教育部召開的有關教育改革的會議和制訂合計系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專業會議,從而學習到蘇聯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理論,並在津沽大學付諸實施。 50年代院校調整後,李先生辭去行政職務,在南開大學會計系任教授。擔任會計原理、商業會計、經濟活動分析、檢查與監督等課程的教學任務。其間,李先生潛心研究蘇聯合計,撰寫論文、翻譯俄文會計資料,還與其他同志一起編寫了《工業企業憑單日記賬核算形式》的專著,為財政部在我國工業企業推行憑單日記賬核算形式提供參考,受到我國機械、紡織等行業會計人員的歡迎,此書曾在1956年天津科技優秀成果展覽會上展出,受到好評, 李先生指導的留學生還將其介紹到國外,廣為流傳。

李先生作為中國金融學會的發起人之一, 參加了中國人民銀行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金融學會的成立大會。會議期間,李先生應南漢宸行長的邀請,出席了專家座談會。會上,李先生就"如何穩定金融市場,提了幾條建議。對地下錢莊濫發本票投機倒把哄抬物價行為,應予制止。會後,政府果然採取了堅決措施,明令取消了本票。"會議期間, 李先生"榮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並感到自己的建議能被政府採納,很受鼓舞"。

經歷了50年代反右派鬥爭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風雨坎坷,李先生"倍覺大好時光的珍貴和教育事業的重要",為促進會計教育蓬勃發展、進一步改進教學,李先生於1983年撰寫了題為《會計教學改革的設想》的論文。李先生認為,"建國以來,會計教學和科研一直沿襲着50年代的蘇聯模式, 不適合我國當前國情, 為此必須進行改革。過去教學方案存在着的主要問題有：①培養目標不夠明確；②專業面窄,適應性不強；③教材內容陳舊,未介紹外國成果；④學科體系結構不適當；⑤對理論和技能訓練重視不夠；⑥教學方法機械,影響學生獨立思考"。因此,他建議建立一個適合我國國情的會計學專業教學方案。李先生在論文中指出,"(一)會計專業培養德、智、體全面的會計學高級專門人才,要求能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完成會計師的基本訓練, 勝任會計工作和會計學的教學科研工作；(二)為擴大學生知識面,增加了經濟法、審計學、管理會計、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等課程；(三)修訂教材,並增加了電子計算機應用、投入產出法、國外財務會計等選修課程；(四)加強了基礎理論課程,適當減少了其他課程的課時；(五)將原來的會計學原理課分為會計基礎學和現代會計理論兩門課;設立會計實驗室和計算機房,增設會計實驗室；(六)改進教學方法,推廣案例教學,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工作、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一"設想",得到院領導和教師羣眾的支持,已在天津財經學院逐步實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李先生"對會計理論的研究最感興趣",他認為：由於我國解放前不重視會計的科學研究, 解放後又存在重理輕文的傾向, 致使會計科學落後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因此,李先生提倡學術界與實際工作者合作,共同探討會計理論與實踐,努力提高會計的科學水平,明確會計的科學性質,使它能夠更好地為經濟管理服務。李先生撰文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會計學,既應以科學的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以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為指導,還要根據經濟核算的原則,研究如何調整上層建築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 如何提高科學技術以適應四化建設的要求。所以,它應該是研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的一門綜合性經濟管理社會科學。這個觀點已經得到會計界許多同志的贊同。"

對於會計的職能,會計界多引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説法。但是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的總結"這句話的理解,卻各有不同。早期的會計著作,都説會計職能是"反映和監督",這是受蘇聯教材的影響。我國《會計法》第三條則稱為"會計核算和會計監督"。近年來對會計職能的説法,越來越多。有人提出它包括反映、監督、核算、分析、預測、決策、促進等多種職能。李先生認為："反映和核算是指的會計記錄,是會計最基本的職能。而分析、監督、促進、預測、決策等,都可以包括在控制的概念之中,會計既是信息系統,同時也是控制系統。所以會計職能還是説'反映和控制'比較好。"

80年代初,李先生撰寫題為《論社會主義的會計原則》的論文,指出會計工作必須以會計原則為指導。同時又應注意,對於外國的會計原則,我們不應照抄照搬,該論文引起會計界的討論。1984年研究會計法時，曾將會計原則寫入會計法草案。1987年中國會計學會把研究會計原則納入議事日程併成立了"會計原則及會計基本理論研究組"。1992年財政部公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列入的體現中國特色的及時性、明晰性等原則,正反映着李先生的主張。

李先生認為：研究任何學科都必須瞭解古今中外。對於我國在解放前沒有出版過一本會計史著作，深感這與我國作為一個文化古國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為此，他經過發掘考證和研究,發表了《會計史話》系列文章，引起會計界的反響。他對近年來取得的會計史研究進展感到高興,併為授課的需要,編寫了《中國會計簡史》,作為對研究會計歷史的一點貢獻。他認為會計改革除了必須總結自己的經驗,還應借鑑外國經驗，以便批判地吸收,為我所用,因此寫了《國際會計》、《國際審計》,供學習研究者參考。

李先生面對工作學習,始終是勤勤懇懇，執着追求,這是他步入求學之途並進而取得學術上的成就和工作上的成績的重要條件。

早在1929年,李先生升入初中一年級時，因支付不起私立中學的昂貴學費,家裏準備在李先生初中畢業後即送他去商店學生意,以維持生計。但李先生"求學心切,刻苦奮鬥,在考試中名列前茅",以平均分數90分以上的成績,"從初中一年級跳級升入三年級，從而節省了一年的學費和時間,同時得到家長的諒解和同情",打消了讓他去學生意的念頭,支持他繼續求學。由此可見,僅僅是由於李先生的勤奮,才沒有使他走上經商的道路, 這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説, 如果沒有李先生的勤奮, 就會失去當代中國會計學界的一位著名學者。

在大學期間, 李先生經常向任課的外國教師請教問題, 併到美國會計師協會會員、審計學教授斐士在津開辦的會計師事務所協助斐士教授從事查帳和代管房產等業務,還曾到"天津最大的一家英國會計師事務所--湯生公司實習,隨會計師到各工商企業、銀行、洋行去查帳",積累了豐富的會計、審計實踐經驗；同時，李先生還擔任了斐士教授的審計學助教,積累了豐富的會計、審計教學經驗;此外,李先生從斐士教授手中借閲到許多外國的會計刊物,使李先生"較早地接觸到外國的會計理論與實務",開闊了視野,為李先生日後的學術生涯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從讀大學時起,李先生就經常利用業餘時間到天津圖書館翻閲會計資料,執教後更是利用出差、會議的機會到政府部門、實際工作單位及研究機構蒐集會計資料。李先生"讀書的習慣是不在書本上勾劃,而是將有參考價值的內容,摘錄在卡片上,把性質相同的卡片裝在同一個信封裏保存,用起來十分方便",但令人"非常痛心的是"，李先生積累的"大量的寶貴資料都在十年動亂期間送進造紙廠去了"。李先生在其《回記錄》中寫道："我所藏的《古今圖書集成》、《大英百科全書》等類書和大量的中外文會計書刊, 都按廢紙的價格賣掉，其中最可惜的是多年積累的卡片、筆記和歷年各單位制訂的財務會計制度以及我自己編寫的教材手稿。這些文物的毀滅,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60年代初期,李先生"揹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接受教研室的指派,開設對外貿易企業會計和工業企業經濟活動檢查與監督兩門難度較大的新課。在教學科研中，李先生"本着一貫對人民負責的宗旨,儘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務求保持優良的質量,不肯絲毫懈怠,為了備課和編寫教材",李先生到中央外貿部和天津外貿局瞭解情況，並遍訪北京各外貿總公司和天津各專業進出口公司以及京津有關高等院校, 蒐集積累了珍貴的教學參考資料,使所編教材和習題能夠理論聯繫實際，使授課能夠生動活潑,受到學生的普遍好評。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李先生擔任了最繁重的教課任務。他先後為天津建築工程局、建築材料工業局、航務工程局以及武清、靜海、寧河、寶坻、薊縣等工業局培訓會計人員, 為了教學需要,李先生跑過華北各地的碼頭海港,住過工地礦山。1974年,為天津郊縣培訓會計人員時,李先生與學員一起住在四處渺無人煙的山區廢硫鐵礦舊址,吃窩頭和發黴的鹹菜，喝漂着糞便的礦井髒水。他獨自一人既教會計課，又講政治課；不但授課,還輔導習題,從早到晚不離學員，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後,他體重減輕20多斤，結業時，學員拉着李先生的手,聲淚俱下,不肯讓他回津。

1979年，我國確立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對於促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 李先生建議在高等財經院校設置國際會計專業,以"培養能勝任對外經濟談判,爭和外語, 掌握對外經濟政策,可以擔任涉外企業會計師職務,善於處理有關財務管理、經濟核算和審計監督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併為此付出巨大努力，使之成為現實。為了開辦國際會計專業, 李先生起草設計了該專業的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並得到國家教委的批准，想方設法克服了師資力量和外文原版教科書等方面的困難, 從1987年開始, 在天津財經學院招生授課，其畢業生在社會上供不應求,反映出該專業的強大生命力。

1983年，國家審計署成立後,各省市相繼建立審計局， 面臨着審計人員的來源問題。當時的審計幹部,多從財政税務部門抽調而來,並不能從數量和質量上完全適應審計部門的需要。為了培養高水平的審計人才, 李先生建議在高等財經院校設立審計專業,這一建議首先被天津財經學院所採納,當年使開始招生,此後,其他院校設立審計專業的也日見增多。國務院領導同志肯定了在大專院校開設審計專業的作法。1985年, 我國代表團在最高審計機關亞洲組織第三次大會上介紹我國審計工作和人員培訓情況時,引起許多國家代表團的關注,亞洲組織秘書長、馬來西亞審計長努而丁在發言中表示非常贊成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在大學設立審計專業的意見。

1986年,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李先生為會計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 李先生生前招收了近十名博士研究生。李先生認為,作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思想政治條件是至關重要的。對學生進行教育,教師必須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要學生做到的,導師自己必須做到。在業務方面,則要求學生超過自己, 鼓勵他們獨立鑽研,允許他們在學術上堅持與導師不同的觀點,並同導師展開爭論。

據不完全統計, 李先生從30年代投身會計事業起出版的論著、教材等達150多種,其中教材、專著60餘種,論文80餘篇,逾300萬字,許多作品獲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在進行繁重的教學科研工作的同時,李先生還兼任大量的社會職務,"通過參加社會活動,學習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改造思想,明確政治方向。同時,在參加教育界和經濟界的有關活動中, 也盡力為社會服務做出貢獻"。李先生生前系天津財經學院會計學系名譽主任、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會計研究所名譽所長、會計學會理事長,《現代會計》編委會主任。中國會計學會常務理事兼會計史研究組組長,中國審計學會理事,中國中青年財務成本研究會、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天津會計學會、天津審計學會等學術團體顧問,多所經濟院校的兼任教授或顧問, 一些會計審計期刊的特約編審。他是天津市一至三屆人大代表和四至八屆政協委員, 民盟天津市委經濟工作委員會主任。還是美國、加拿大等國會計審計組織的會員。

為表彰李先生的成就, 國務院、國家教委、人事部、全國總工會曾先後授予他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五一勞動獎章; 天津市委、市政府授予他勞動模範、優秀教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他是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他的事蹟為國內多家刊物和英美等國編撰的《名人錄》所刊載。

縱觀李寶震先生的一生,正如李先生自己在《回記錄》的後記中,總結的那樣："回顧我一生的經歷,處逆境的時間較多,而處順境的時間較少。我是以'處順境時戒驕,處逆境時拼搏'為座右銘來艱難地走過這一段路程的。我並沒有中途倒下去的原因,是因為有一個理想,這個理想就是作為一箇中國人,要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為社會做奉獻,為人要光明磊落,公正無邪,不為名利所累,心裏無私天地寬,便能集中精力從事自己志願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為國家、為人類做出有益的貢獻。"

（來源：《財會月刊》1997年第6期）

●研究領域：會計理論

●基本觀點：會計工作必須以會計原則為指導，同時又應注意，對於外國的會計原則，我們不應照抄照搬；"會計科學論"

●代表作品："論社會主義的會計原則"、《中國會計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