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

全國第四、五屆人大代表，中國魯迅研究學會副會長，全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顧問，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1930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魯迅論》《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國新文學史研究》《關於中國現代文學》《魯迅的生平和雜文》等。

1904年1月，李何林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城一個貧民家庭，學名李延壽。李何林是他聞名於世的筆名。他是一個靠老師資助才上完小學和師範的窮孩子，抱着科學救國的思想考上南京國立東南大學農學院。上了兩年之後，1926年秋，他毅然投筆從戎報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參加國民革命軍。主持口試的是沈雁冰。考取後被分配到武昌南湖學兵團，在“學兵日報”做編輯。他的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受到領導讚許，調到11軍25師政治部宣傳科。25師政治部主任是共產黨員李碩勳，73團團長是共產黨員周士第，這個團是葉挺獨立團改編的。1927年7月，他經李碩勳等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即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起義之後，他潛回故鄉霍邱，和王冶秋等人蔘與建立了霍邱縣地下共產黨組織，同時擔任霍邱縣高等小學校長的職務，秘密做着發展黨員的工作。1928年7月，地下黨根據上級指示舉行“文字暴動”，貼標語撒傳單，全城震驚。身份暴露之後，他不得不避居北平。在北平，他找到了情逾骨肉的好友李霽野。不久，一起參加霍邱暴動的王青士、王冶秋弟兄也來到這裏。當時，李霽野和韋素園、台靜農、韋叢蕪、曹靖華在魯迅的組織和扶持下成立了未名社，找到未名社就是投入了魯迅的世界。這時，一個新的領域引起他的注意——“五四”以來的文學論爭。他開始潛心蒐集和研究“革命文學”論戰的資料，辛勤地剪貼抄錄，分類編排，終於在1929年出版了“中國文藝論戰”。那一年他29歲。這是第一部關於中國現代文藝思想論戰的史料集，是一部和魯迅有關的書，作者署名李何林。從此，他終生使用這個筆名。這本書的出版使他受到鼓舞，他開始全面研究魯迅，收集這方面的書刊文章。在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時，編著成“魯迅論”，那一年他30歲。雖然李何林沒見過魯迅，魯迅卻記得這本書，曾幾次提起。

在抗日戰爭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他1939年編著成“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思潮論”讚譽“魯迅是中國文藝界的唯一導師”。鄒韜奮接受了這部書稿，並在上海出版。

和聞一多一見如故。

李何林奔波在各地教書，用魯迅的書做課本，受到學生歡迎。“皖南事變”之後，1942年7月，李何林來到昆明，這裏也是黑雲壓城，但他沒有停止對黑暗勢力的鬥爭，出任了文協昆明分會總務部主任。

1944年春聞一多和光未然介紹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同年9月，李何林收到老舍一封信，希望文協昆明分會響應總會號召展開募捐活動，救濟貧病作家。李何林辦事認真，開展了緊張有效的募捐活動。聞一多雖然貴為教授，一家人卻難以度日，當李何林接受到聞一多的捐款時，極為感動。聞一多豪放、爽朗的性格使李何林覺得一見如故。

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常舉辦各種集會，李何林與聞一多等人冒着生命危險演講。聞一多疾言厲色，有時聲淚俱下:“……真正力量在人民。”“現在只有一條路，革命！”在魯迅逝世八週年紀念會上，他説:“魯迅對，我們錯了……別人説我和政治活動的人來往，是的，我就要和他們來往。”李何林曾深情地回憶聞一多，“他那目光炯炯、五綹長髯的嚴肅可敬的英姿，他那簡勁有力帶有情感的語言，表現了令人信服的內容，鼓舞了千萬名羣眾行動起來！”

在國民黨統治下充滿白色恐怖。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僕被特務暗殺。15日李何林與聞一多出席李公樸追悼會，聞一多發表了最後一次講演:“……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向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當天下午聞一多被槍殺。李何林夫婦也被列入黑名單。他回憶説:“有人建議我也進領事館暫避，我沒有進去……我兩次冒了危險到美國領事館和民盟同志們聯繫，冒着特務的跟蹤和逮捕的危險。我一直把聞李二烈士的善後工作辦完才離開昆明。”

後來他到了南京，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請李何林夫婦已完成的目錄數少於預期值;出席“南京各界李聞追悼會籌備會議”。他在會上面對國民黨代表，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特務暗殺李、聞迫害民主人士的罪行。會議之後，周恩來與李何林夫婦談話時熱烈握手。

宣傳魯迅是何林先生的生活支柱。在歲月跌宕的生活變遷中，他的人格魅力為人們所景仰:磊落博大的胸懷、堅持正義的勇氣、耿直慷慨的性格、教書育人的傾心、嚴己寬人的品德、衣食住行的儉樸。“文革”中，何林先生受到了衝擊，但他仍然利用一切條件研究魯迅著作。1973年“魯迅《野草》註解”“內部發行”，兩年後公開發行。這是何林先生具有特殊意義和學術價值的著作。“魯迅的生平及雜文”也在這一年出版。

1975年，魯迅之子周海嬰給毛澤東主席寫信，毛主席對關於成立魯迅研究機構的來信作了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執行。”隨後，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批准了國家文物局對李何林的任命。

1976年2月27日，他成為魯迅博物館首任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這一年，他73歲。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對周海嬰説:“我想來想去，讓李何林當研究室主任最合適。”周海嬰回憶:“王冶秋關於由何林先生擔任魯迅研究室主任的建議，我是十分贊同的。何林先生的為人以及他對於魯迅研究的貢獻我也是歷來十分敬佩的。”

上任之後，何林先生每天準時上下班。他總是説:“工作太多，做不完。”“不能等，不能耽擱。”他認為在其位就要謀其政，事無鉅細一抓到底。百務叢集之中，何林先生還兼任着北師大中文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在中國現代文學專業領域，他是第一位博士生導師。他對學生説:“博士生導師的‘導’是次要的，關鍵在你們獨立鑽研。”在病重的情況下，他仍在家裏聽取博士生彙報學習情況。為了完成魯迅研究室“八大任務”這個宏大目標，何林先生不顧年邁和眼疾的困擾，逐字逐條審閲文章，就連錯誤的標點符號也指出來。

他領導和主編了“魯迅手稿全集”、“魯迅年譜”、“魯迅研究資料”、“魯迅研究動態”，還組織編撰了“魯迅大詞典”，設立了“魯迅日記”註釋組，擴建了魯迅博物館，革新了“魯迅生平展覽”。所有這一切，為研究魯迅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事實。

何林先生説:“除了想想個人的生活外，還不要太自私，要多為人民着想，多為國家着想，多為人民和國家做些事情，決不做魯迅先生批評的那種像白蟻一樣:一路吃過去，留下的只是一溜糞的人。”

何林先生堂堂正正，一生清廉，自己的信函不用公家的信紙信封和郵資，寄書也是親自包裝之後到郵局排隊。

他曾把得了肺病的學生叫到家裏開小灶；為出身貧寒的學生訂牛奶；把剪下的材料送給學生；他為魯迅愛好者提出的問題回信解答；為青年作者撰文介紹。“隨時為大家想想，謀點利益就好。”魯迅這一永恆的名言是何林先生終生奉行的座右銘。

1983年1月11日，國家文物局批准他的請求，准予辭去魯迅博物館館長職務。1987年8月1日，入院第四天，他自知沉痾不起，親制悼詞:“六十多年來，為黨為祖國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人才……發揚魯迅精神，駁斥了魯迅生前死後一些人對魯迅的歪曲和誣衊，保衞了魯迅思想。”並囑:“死後不開追悼會，不送花圈，不搞遺體告別儀式。遺體可送醫院供研究用。”

何林先生坦然地面對死亡，在病痛之中開始編選第三本文集“關於魯迅及中國現代文學”。他笑着説“這是我的最後一本文集，整理好了，我就是去見馬克思也不怕了。”

如今，他離去已二十年了，而最好的紀念是先生的精神在我們身上延續。

李何林是一個非常有性格的人。1927年，蔣介石發動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國革命轉入低潮時期。同年7月，在北伐軍中以勇敢忠實著稱的李何林，經李碩勳和姚光鼐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他隨部隊來到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他們在朱德的帶領下，向廣東的潮州、梅縣一帶進軍。途中，剛剛入黨的宣傳科科長李何林以身作則、身先士卒，主動帶領文職人員上前線宣傳鼓舞士氣。為了精兵簡政，不拖累戰鬥部隊，保存革命火種，奉李碩勳之命，文職人員先行向武漢疏散。李何林經贛州、赴南昌、走九江，歷經千辛萬苦抵達武漢，後回到家鄉。不久，即任霍邱城內高等小學校長。與從外地回鄉的王冶秋、王青士等人會合，組建了中共霍邱縣委和共青團霍邱縣委。在此期間，他秘密從事發展黨員的工作，王青士即由他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7月，李何林參加了霍邱的“文字暴動”，他們貼標語、撒傳單，擴大對共產黨的宣傳。暴動失敗後，他來到北平，參加魯迅組織領導的未名社。從此，他在思想上堅定地與魯迅站在了一起。那一年，李何林24歲。

經過人生歷練和革命的戰火洗禮，1929—1945年，李何林先後在天津女子師範學院、北平慕貞中學、匯文中學、中法大學、河南焦作工學院、太原國民師範學校、太原師範學校、太原女子師範學校、濟南高等中學、北平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阜陽（潁州）師範學校、雲南大理華中大學等學校任教。在顛沛流離的教學生活中，他借在各個學校講國文課的機會宣講魯迅的作品。因思想進步、宣傳魯迅，他屢受排擠和迫害。1946年，他到達台灣，先後在台灣省編譯館和台灣大學工作。1948年魯迅的好友許壽裳遭到暗害之後，李何林被國民黨特務監視，隻身逃回大陸，由北平進入華北解放區，出任華北大學國文系主任。1949年3月隨華北大學進入北平，同年7月參加全國第一屆文代會，當選為候補理事，後調中央教育部任秘書長兼行政處處長。1950年10月調至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1952年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代主任。同年9月，在教育部院系調整後，他出任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同時兼任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學術委員會委員。在南開大學期間，曾被評為天津市先進教師，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59年，他率先在南開大學開設“魯迅研究”選修課，成為全國大學中開設魯迅研究課的先行者之一。同年秋，他應《新港》雜誌編輯部之約，撰寫了《十年來文學理論和批評上的一個小問題》一文，強調“政治性和藝術性都來源於真實性”的主張。1972年，他剛剛被宣佈“解放”，就迫不及待地趕寫了《教學改革方案》。他後半生的重要著作有《關於中國現代文學》《魯迅〈野草〉註解》《魯迅小説選註解》《中學語文魯迅作品答疑》等，基本上都是在南開大學中文系工作期間寫成的。1975年12月，根據毛澤東對周海嬰來信建議的批示，李何林於次年奉調進京，擔任魯迅研究室主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1988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

可以説，李何林的一生，是與中國革命共命運、與魯迅結緣，踐行自己的崇高理想，宣傳魯迅、保衞魯迅的一生。而且，他是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投身於魯迅研究中的。 ^[2] 

李何林的經歷與其他作家和研究者不盡相同。他先是投筆從戎，然後再回到文學界和教育界的。因此，他有着獨特的革命經歷，這種親身實踐使得他在服務中國的現實工作中，從一開始眼光就格外準確、立場格外堅定，處理問題的方式也非常接地氣。因為從實踐中他知道中國需要魯迅，他不是那種書呆子式的學者，他學習魯迅是為了實現魯迅的理想，是為了建設中國。

人們經常説：魯迅還需要“保衞”嗎？他的作品就擺在那裏，自然會有他應有的地位。但李何林卻不這樣認為，原因在於他太瞭解中國，知道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在魯迅作品的研讀和輾轉的實踐經歷中，李何林深刻地知道中國國民性的特點和特殊性。正是因為如此，郁達夫在紀念魯迅的時候就沉痛地説過：“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羣；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陳子善、王自力編：《郁達夫憶魯迅》，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對此，李何林與郁達夫有着相同的認識，他對此還有着自己獨到的理解。保衞魯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在李何林看來，保衞魯迅，就是保衞我們的民族英雄，就像猶太民族之於耶路撒冷，好似英國人對於莎士比亞；保衞魯迅，就是擺脱沉積在骨子裏做奴隸的思維定式。在這方面，李何林看得比其他人更透徹、更明白。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在悲痛中，李何林泛讀報刊上的各種文章，以敏鋭的眼光發現了其中的問題。10月20日，李何林寫了《為〈悼魯迅先生〉的憤言》一文，對天津《大公報》關於魯迅逝世的短評進行批判。因為這篇短評在對魯迅進行評價時稱：“他那刻薄尖酸的筆調，給中國文壇畫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年不少的不良影響。”這段話使得李何林非常氣憤，他寫道：“我要請《大公報》‘短評’記者詳細的指出來這‘不良影響’的具體內容，讓讀者看看，究竟是站在什麼立場的‘不良’”，並説：“我想：‘深刻鋭利’是應該來代替‘尖酸刻薄’的！魯迅的一支‘深刻鋭利’的筆，透入了教授、學者的骨髓和‘蒼蠅蚊子’的靈魂；並且觸着了他們的瘡疤，因而使他們感覺不快”，“魯迅先生死而有靈，也絕不接受你們的‘悼惜’！”（《李何林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何林的這篇文章成為一個重要標誌，記載着他在保衞魯迅的漫漫長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不久，他又寫了《葉公超教授對魯迅的謾罵》一文，指出：“葉君最近在《北平晨報》梁實秋教授主編的《文藝》週刊第三期上所發表的《魯迅》一文，則尤其是‘專一攻擊’不能還手的‘對象’，是十足的‘謾罵’和污衊！”（《李何林全集》第1卷）李何林的這篇長文從虛無與絕望、個人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浪漫氣質與諷刺、丑角的色彩和雜耍的成分等四個方面，對葉公超的觀點進行了分條逐項的全面駁斥，為剛剛去世的魯迅進行辯誣。

此後，每當關鍵時刻，李何林總是第一個站出來，批判那些污衊魯迅的歪理邪説，保衞魯迅。這成了他整個人生的莊嚴工作。在各個歷史時期，他總是挺身而出替魯迅辯誣，保衞魯迅的戰鬥傳統。後來的一些學者説，李何林的魯迅研究是以論戰著稱於世的，並非沒有道理。因為他知道，在當時中國那樣一個專制的社會，只有魯迅的聲音是振聾發聵的，是能夠在世界上為我們這個民族爭得榮譽的。保衞魯迅，就是保衞我們的民族精神。李何林將此視為己任，終生無怨無悔，他後來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六十多年來，為黨為祖國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人才，堅持五四以後新文學的戰鬥傳統，發揚魯迅精神，駁斥了魯迅生前死後一些人對魯迅的歪曲和誣衊，保衞了魯迅思想。”（《李何林紀念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版）

李何林自20世紀20年代起就讀魯迅的書，敬佩魯迅的偉大人格，追隨魯迅的思想足跡。魯迅在世時，他曾編輯了著名的《魯迅論》《中國文藝論戰》等書，還曾提議為紀念魯迅從事創作活動30週年編印魯迅的著作。他對魯迅的崇拜和敬仰是出自一種改造中國的崇高理想，雖然他一直從事教育工作，但是他清醒地與學院派保持着距離。這一點使得他在思想上更加接近魯迅。他曾經指出：“有人説，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新中國的聖人。那麼，我們可以説，埋葬魯迅的地方是中國新文學界的耶路撒冷，《魯迅全集》中的文藝論文也就是中國新文學的《聖經》。”（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這是何等高瞻遠矚？在中國還從來沒有人把魯迅的著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他強調魯迅在中國現代文藝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突出地位，今天讀來，字裏行間除了反映出鏗鏘有力的理性思維以外，還能夠感受到李何林對魯迅的深情。這是我國第一代魯迅研究專家的最突出特徵。

他的保衞魯迅是有原則的，這主要表現在對“五四”傳統的堅持；對“五卅”到“九一八”的文藝思潮發展趨勢的評估；對新文學社團的分析；對“革命文學論爭”和“兩個口號論爭”等理論問題的評論。李何林認為魯迅是瞭解中國社會的，魯迅的觀點是代表着時代主流的，所以跟着魯迅走是不會錯的。今天看來，他當時的評論基本上都是正確的。李何林在魯迅與“左聯”青年領導人的論爭中，從一開始就堅定地站在魯迅一邊。細細想來，那個時候李何林剛剛30歲出頭，他和“左聯”的一幫年輕人年齡相仿，也是進步的革命青年，但竟然不是跟着所謂的領導走，而是有着自己獨立的觀點立場，主動地把自己也融入其中；不是站在當時某些人一邊，居然堅定地站在當時已是“老人”的魯迅一邊。這是怎樣的一種眼光？眾所周知，後來的歷史證明李何林的選擇是正確的。儘管這種選擇給他帶來了不少麻煩，但他始終堅持真理、特立獨行、不改初衷、無怨無悔。這就是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界公認的“李何林精神”。

他學習魯迅的經典作品、保衞魯迅的戰鬥傳統、發掘魯迅的思想資源，並以此為出發點和立腳點，來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路向，緊緊抓住中國現代文學教學研究之綱，客觀上為後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研究開闢了廣闊道路，打下了堅實基礎。 ^[2] 

李何林是以革命家的身份走進文學界和教育界的，因此他的眼光是遠大並有前瞻性的，同時又是腳踏實地的。他的魯迅研究從文本出發，注重理解和實證，突出例證就是普及魯迅。但凡接近李何林的人或者熟讀了他的著作的讀者，都會對此感同身受。他把文學魯迅與社會學意義上的魯迅緊密地結合起來，繼續進行着他作為戰士的工作。所以他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很低，與讀者融合在一起，引導他們讀懂魯迅，接近魯迅的思想原則，絲毫也沒有那種高高在上的架子。他的初心就是普及魯迅，讓更多中國人知道魯迅、讀魯迅的書、實現魯迅的理想、做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從而達到改造中國、使中國變好的目的。當然，要實現這樣的理想，第一步就是讀懂原著。

李何林的魯迅研究，就是在原著的基礎上一段又一段地詳細解讀作品，逐字逐句地串講，最後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和點評。他經常倡導學生讀魯迅的書，對不懂的地方要查字典、找資料；並身體力行，以他自己的榜樣影響着後來的學者，認認真真讀原著、踏踏實實做學問。

他曾經説：“這種逐段逐句的串講是否合適？是否比脱離原文句段的講解分析他的思想和藝術要好一些？哪一種對一般讀者讀懂原文有幫助？我的串講不一定準確，不過這種串講方式行不行？尤其是對《野草》這樣的作品。”（李何林：《魯迅〈野草〉註解》，《李何林全集》第2卷）這是紮紮實實下笨功夫的研究，儘管他的觀點代表了一個時代，但是他那種把魯迅的思想原原本本交給讀者的樸素唯物主義研究方式，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認同、所敬佩。有評論家説，李何林的魯迅作品串講“雖然意在普及，為讀者掃清閲讀障礙，但是卻在資料的豐富上、難點的詮釋上以及他的見解的精當獨到上，都表現了其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周葱秀：《試談李何林對魯迅研究的貢獻》，《李何林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這就是回到魯迅那裏去，從魯迅的思想和創作實際出發，既不拔高又不貶低，既不誇張又不炫耀，實事求是地進行文本研究。因為他深知改造中國需要魯迅精神，許許多多的人間精華語言在魯迅那裏都已經説過了，無需他再進行過度解讀和闡釋，只要解決閲讀障礙、提供時代背景，把這些清清楚楚、毫不走樣地告訴讀者就夠了。在魯迅作品和青年讀者之間架一座橋，他要做的就是這種建設者和引路人的工作。許多人都認為在李何林的魯迅研究中，通篇都是魯迅，很少顯示他自己。正是因為這一點，使他成為魯迅研究界值得尊敬的學者。

李何林是視野寬闊的資料專家，在他的研究中非常注重資料工作，資料是歷史現場的初始記錄，是走向研究的第一步。任何有成就的學者都不會忽視資料，李何林的著作中引用過許多重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我們不能不欽佩他的細緻和認真。試想當年，生活艱辛且在輾轉途中的四川江津白沙鎮，他編寫《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的時候，資料之匱乏、環境之艱苦、信息之閉塞都是難以想象的。他攜帶、選購、保存所能得到的資料；在蒐集整理、剪貼、歸類中，將有限的資料珍藏利用，沒有毅力何談成功！就是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李何林編寫出這樣一本專業性極強的大書。正是這些寶貴的資料支撐着李何林的觀點，使他做起學問來理直氣壯、剛正不阿、有理有據、自成一家。以資料為根據是有實力的表現。他的治學特點是採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把各種觀點的代表文章都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或引全文，或摘重點，讓材料本身説話。他引用的那些資料，即便今天我們找起來也是相當困難的。以資料為基礎才是他的研究，這就是李何林做學問的方式。他重視資料，但絕不是盲目地堆砌資料，他的著作在引用資料的同時又有許多屬於他自己的分析，這些分析當然是在事實的基礎上得來的。他剛正不阿，從不趨勢跟風，凡事總要問一個為什麼，不論什麼形勢都改變不了他的求真求實精神。今天，當我們欽佩他的堅定執着的時候，不應忘記他那些艱苦卓絕之努力。

他關注“五四”以來的中國社會變革，重視各種文獻資料和歷史背景。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魯迅的觀點和作品是他引用最多的。這本書是李何林前期的一部最有代表性的重要學術著作。他在現代文學和思想史中發現了魯迅、發現了瞿秋白，充分肯定他們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價值。他認為瞿秋白“在現代中國的文化批評社會批評和文藝批評上，和魯迅佔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章風格雖有一部分和魯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學識、思想、文章，在現代的中國實在可稱雙璧！”（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序》，《李何林全集》第3卷）因為有着北伐軍人的素質，李何林是一個有膽有識的人，他敢於在那個年代，在瞿秋白被殺害不過三四年，就把瞿秋白（李何林用的是瞿秋白的筆名“宋陽”）的銅版照片和魯迅的照片一起放在這本書的扉頁中，並且標明他們是“現代中國兩大文藝思想家”，讀者通過他的序言當然會知道“宋陽”是何許人也，這在那時是非常危險的。這個舉動反映了他的慧眼，同時也表現出他的個性，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這些都給他惹來了麻煩。果然，書剛出版一年，就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查禁。李何林絕不是那種高談空泛理論之人，但他也不是不重視理論，他堅信以魯迅、瞿秋白為代表的科學的文藝論才是最明快的哲學。

李何林總結魯迅精神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並且説：“他不愛抽象的空洞的國家，而是愛這個國家的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他救國為的是救民。所以，簡單地説，就是愛國愛人民。這種思想在我們現在還是很需要的。”（李何林：《略談魯迅有中國革命的關係》，《李何林全集》第1卷）張夢陽在《中國魯迅學通史》一書中説：李何林是魯迅研究務實派的最高代表，他“剛直不阿，一身正氣，始終堅持基礎性研究，不寫一句空話，給後人留下了堅實的學術成果”。（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這個評價對於李何林來説，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李何林保衞魯迅的戰鬥傳統，在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學史、魯迅研究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話題，很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2] 

今年是傑出的教育家、學者李何林百年誕辰。為紀念這位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的奠基者，首都學界於4月17日在魯迅博物館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4月17日下午，由魯迅博物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和南開大學中文系三家聯合舉辦的紀念李何林先生百年誕辰的“李何林學術思想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英東

學術會堂隆重召開。來自全國各高校和科研單位的現代文學專家、學者、李何林先生生前的學生100餘人對李何林的學術思想和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與魯迅研究的貢獻進行了熱烈的研討。

李何林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投筆從戎參加國民革命軍並參加第二次北伐戰爭，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他避居北平，在魯迅扶持的未名社投身革命文藝運動。1930年，李何林先生出版了《中國文藝論戰》和《魯迅論》，熱情服膺魯迅思想，學習魯迅思想，宣傳魯迅思想，歷半個多世紀忠貞不渝。1937年“七七”事變後離開北平，輾轉到重慶，在困難的條件下著下《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力求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總結新文藝的理論及其發展過程，為研究中國新文藝運動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上個世紀40年代，他一度在雲南、台灣等省大學中文系任教並業餘從事革命文藝運動，後到過解放區，曾擔任華北大學國文系主任，華北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1949年3月隨校進入北平。7月參加全國文藝界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藝界協會候補理事。後調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參與制定《中國新文學教學大綱》，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創立，貢獻了智慧和心力。1952年出任南開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是全國高等院校開設魯迅研究課的先行者。著作有《關於中國現代文學》《魯迅的生平和雜文》《魯迅〈野草〉註解》等。

1975年，李何林調任北京魯迅博物館任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創辦我國第一所魯迅研究機構。他領導和主編了《魯迅手稿全集》《魯迅年譜》《魯迅研究資料》和《魯迅研究動態》等，還組織編撰了《魯迅大辭典》，擴建了魯迅博物館，革新了“魯迅生平展覽”，為恢復魯迅的歷史面貌，堅持魯迅方向做了大量工作。這其間，李何林還兼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的博士，也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學科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李何林學術思想研討會在京舉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