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俊

李世俊，字子義，1901年9月19日生於山西省萬榮縣薛店村。1932年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化系畢業後，即投身於屯墾事業，在包頭晉綏軍屯墾辦事處任科長，負責組織實施綏西的農業開發，取得卓越成績。1936年為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所覬覦，作為削弱和瓦解晉綏軍基礎的策略，是年冬以領“少將”軍銜，負責籌辦全國軍墾為名，把李世俊召到南京置而不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看穿了國民黨的用心，帶領江心、相里矩、高應明等農林科技人員於9月間投奔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先任特區政府國民經濟部技正，國共兩黨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後，改稱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仍任技正。1938年經劉少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原有意讓他回晉綏軍做統戰工作，後留延安曾負責籌建陝甘寧邊區模範農場、籌辦首屆陝甘寧邊區農產競賽展覽會及一、二屆工農業建設成就展覽會，展現了他豐富的農學知識和組織才能，不久升任邊區政府建設廳技術室主任。

為陝甘寧邊區發展植棉取得棉花自給

1940年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加緊經濟封鎖，企圖削弱和困死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邊區軍民為求生產自救，力爭糧棉主要物資自給。李世俊受黨和政府委託，帶領唐川、姚作農、丁景才等對沿黃河的延川、延長、固臨（由延安東部和宜川北部組成的新建縣）3縣進行長達59天的考察，發現沿河地區光熱資源較內地為優。從民間保存的軋花車數量及紡織基礎估算，在清末民初年間最盛時期的植棉面積約有8萬畝，年產棉約60萬斤左右。辛亥革命後，因連年地方不寧，旱災頻仍，植棉漸次減少。特別是1924年和1928年的大旱災後，連棉籽都消耗殆盡，植棉與紡織業全遭破壞。後來又因洋布傾銷，國民黨“棉麥借款”，美棉大量進口，植棉無利，紡織業停頓，棉花、布匹全靠輸入。報告提出，陝甘寧邊區有150萬軍民，每年約需皮棉350萬斤，以平均每畝產皮棉10斤計算，約需種棉35萬畝，即能基本解決邊區軍民用棉問題。為鼓勵農民種棉花，給農民算了一筆經濟帳：如果每畝收10斤皮棉，每斤市價12—13，每畝收入為120—130元，比種糧食每畝收2鬥穀子，每鬥45元，合90餘元，雖然比種糧費工也還合算。認為邊區是可以自己種棉花解決穿衣問題的。

邊區政府批准了在沿河三縣植棉的報告，並任命李世俊為工業原料委員會主任。李世俊利用山西商人關係，從河東購進棉籽10多萬斤，以低價賣給或秋後無息歸還棉籽的形式貸給農户，政府規定棉田3年內免徵農業税或公糧，2鬥棉籽可折1鬥公糧，邊區銀行發放折實免利植棉貸款，春天照市價發放，秋天還棉花；並由唐川等編寫《怎樣種棉花》小冊子和《棉花打杈掛圖》印發下去。1941年棉田面積達到39087畝，1942年94405畝，1943年150087畝，1944年達29.5萬畝，淨產皮棉304.4萬斤，約佔邊區需要量的2/3以上。著名的延長縣勞動英雄王生貴，1943年把4垧棉花地深翻6寸，比頭年多上了100袋糞，每垧地50袋，進行合理打杈，結果1944年收了600斤皮棉，每畝合50斤皮棉，1946年全邊區棉田面積達到35.1萬畝，實現了棉花自給。

開闢南泥灣樹立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榜樣 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級，李世俊作為當時延安有軍墾經驗的農業專家，挑起了開發南泥灣的重擔，調任南泥灣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兼軍委總農場場長。在此期間，他發揮自己的專長，從制定開發規劃到具體實施，在土地分配、河道疏浚、稻田開發、造林護林、水土保持以及安置移民、積肥造肥、購買耕牛、農具、種子、開闢道路建立市場等方面都做了具體安排。朱德總司令根據發展中涉及各方面的關係，親自主持制定著名的南泥灣政策。

參加南泥灣開發的黨政軍民披荊斬棘，艱苦奮鬥，不出兩年，359旅和各生產單位開闢了1.5萬餘畝稻田和川坡地。不僅做到生產自給，還向上級和政府交了任務和公糧。人跡罕見的爛泥窪變成糧食堆滿倉，牛羊遍滿山的陝北好江南，大大振奮了邊區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心。

1943年1月11日朱德總司令致書李世俊對他的成就給予讚揚，並希望他加倍努力，繼續指導359旅和各機關生產隊及農民完成新的任務。延安《解放日報》於1943年2月2日二版以《南泥灣墾區新氣象》為題，報道了墾區調整土地，擴大農場，改進生產技術的情況。李世俊一生注重實幹，很少發表文章。可是南泥灣開墾出於例外，他在1943年4月24日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怎樣領導和執行南泥灣政策》這篇長達8000字的文章，系統地總結了南泥灣的土地分配、疏浚河道、治水節水、森林開發與保護、社會發展展望。著名愛國將領、民主人士續範亭在《南泥灣紀行》的詩中有“窯洞滿山軍容壯，足食足兵自種糧。”還在《雜吟》中有“人民愛戴李主任，計劃周詳多辛苦。”王震將軍稱讚他為富有經驗的農業專家，能以總司令的精神貫注於南灣生產建設事業中，359旅幹部對他刻苦努力的實際工作態度都十分尊敬。

飽經戰爭創傷全力投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1946年4月，李世俊受中央組織部派遣帶領一個50多人的幹部隊伍，離開延安前往華東解放區。過黃河、經山西、繞道河北，行程幾千裏，歷時4個月，步行到山東臨時首府臨沂時，華東解放區已成為國民黨重點進攻地區。他先被任命為山東農業實驗所所長，半年後又改任山東省實業廳農林科科長。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業務開展很難，機關工作人員大都被派出作支援前線和土地改革工作，李世俊也參加了渤海地區的土改工作，投入農村反封建鬥爭，進一步充實了農村工作經驗。

1948年5月，李世俊調到華北解放區，當時設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華北財辦要他先作冀中農村調查並參加解放區財貿會議，8月正式調任石家莊華北農業試驗場場長。這段時間，李世俊為迎接全國解放，建立新中國，在團結幹部、培養人才、蓄積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後來新中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準備了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世俊於1950年6月，調任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擔任計劃司司長，參與國家農業生產的領導工作。建國初期，中國農業生產因受多年戰爭影響，百廢待舉，特別是水利失修，獸疫流行，水旱病蟲災害頻仍，嚴重地阻礙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李世俊特別重視科學技術力量，廣泛啓用和團結新老農業專家和科技人員，關心、愛護他們，注意發揮他們的專長，為他們創造和提供工作條件，把他們吸收到國家農業建設迫切需要的崗位上來，對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做出了有益的貢獻。根據他的建議，農業部聘請了幾十位知名農業專家作參加技術領導顧問工作，這批專家經常深入生產實際，解決了當時生產上急需解決的技術問題。後來他又擔任農業部植物病蟲防治司、 靳樹樑

農政總局、宣傳總局等領導職務。1951—1952年，他多次帶領專家，河北黃驊和皖北等中華飛蝗的發源地區，配合當地政府採領導、專家、羣眾三結合的方法，把飛蝗消滅在尚未起飛的蝻階段，為把蝗蟲徹底消滅在起源地不至起飛危害，他大力持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理化系研製生產第一代農藥——六六取得成功，為後來控制蝗蟲及各主要害蟲危害創造了條。李世俊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受到廣大專家的尊敬和信。他們讚揚他農村工作的基礎很紮實，坦蕩無私，樸實無華，肝膽相照，正是他架起了一座聯繫黨和知識分子的金橋，發揮專家的作用，使農業生產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

1953年2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聘請李世俊為科學院專門委員。同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赴蘇參觀團參觀訪問。隨後作為中國植保代表團首席代表率團參加了在保加利亞召開的國際植保會議。1955年赴印度參加了亞洲國家會議。1957年10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高等院校領導的指示，為加強農業部直屬的八所高等農業院校的領導，李世俊被調往重慶任西南農學院院長，1962年任命為黨委書記兼院長。在此期間，他還當選為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常務委員、四川省農學會理事、重慶市作物學會理事長。

1961年10月確診他患了肺癌，在住院治療期間仍念念不忘黨的工作，當省、市和學院其他領導前往醫院探視時，他還一再問到學院的教學工作、生產情況，和全院師生員工的生活情況。1962年7月得到醫院許可，他回學院休息了一個星期，在短短的7天中，他不聽勸告，每天都要和學院其他領導研究問題，還親自到農場和農機廠指導生產，直到返回醫院前一天晚上還召集農學系全體教師開會，研究佈置工作，們看到他消瘦的容顏，艱難的步伐，都禁不住潸然淚下。他不僅關心學院工作，而且對省內各專區、縣的農業生產也十分關心，他主動和專區、縣取得聯繫，儘量協助他們解決生產上有關問題。

保持和發揚延安精神與西農師生共度三年困難1960年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西南農學院在他領導下，積極糾正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一些錯誤做法，壓縮了不夠條件草率上馬的一些專業和辦學規模，進行了院系調整。他特別着力整頓實習農場，親自蹲點，幫助農場領導調整生產組織，撤換不稱職的幹部，明確生產責任，貫徹“多勞多得”原則，充分調動農場職工的積極性，從而大大減輕了教師和學生的勞動負擔，保證了良好的教學秩序，教學質量也得到顯着提高，為學院培養更多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建設人才創造了條件。

李世俊一直保持着延安精神和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對國家的公共財產，哪怕是一草一木也極為珍惜，到西南農學院後，每逢收穫季節，經常帶頭拾麥穗。平時穿粗布鞋、補丁衣，和全校師生員工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次他和政治課教師歐陽世乾説到：“糧食確實不夠吃，應該實事求是，教師每月21斤糧，不要説年輕人，連我也不夠吃，只是遇到災害，大家要體諒國家的困難。”他身體力行，提倡多種瓜菜，渡過難關。農場為照顧他，趁他不在家送去一隻公雞，他回家發現後立刻送給園藝系老教授董時厚。為了使學生吃飽些，他親自到大食堂幫廚，大家吃什麼，他也吃什麼，拒絕學院對他特殊照顧。

李世俊刻苦學習的精神是眾口皆碑的，長期以來堅持學習革命理論和科學技術，爭分奪秒，見縫插針，孜孜不倦，只要有空就看書，看報，看文件，真可以説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典範。在他得了肺癌，動大手術前兩小時還在鑽研《資本論》，神情泰然自若，連醫生也感到驚訝。這種學習精神，是他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不斷進步的源泉。

李世俊特別重視培養和愛護幹部，重視人才，所有接觸過他或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無不感到他對無微不至的關懷。他經常教育青年人，如何認識和分析形勢，如何抓住問題實質和主要矛盾，按照事物發展規律辦事。發動和依靠羣眾力量去完成任務。他特別強調發揮人的積極因素，對不同層次的知識分子，採取不同方法作過細的思想工作，西南農學院有一位教授，在政治運動中受過沖擊，長期存有頂牛情緒，經他推心置腹的談心後説：“李院長對我幫助很大，使我口服心服，語重如山，終生難忘。”一個叫唐澤厚的學生在追悼輓聯上寫道：“忠貞勤勞為革命，心直口快一老人；親切關照慈母意，嚴格要求長者心。”正如西南農學院在他病逝後評價的那樣：“對有批評有鼓勵，抓工作既全面又重點，是嚴師又是良友。”對批評能以誠相見，直言不諱；對自己做錯的事也勇於承擔責任，從不爭功諉過。他在病中與家人談到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失誤，表示了深深的內疚，如50年代初有一次陳雲問及下年病蟲害防治費用需要多少錢？他隨口説，需要5000萬，這在當時來講是一筆較大的數目，後來中央如數撥下這筆款，但分發到各省後，有的省並未專款專用，而被挪作他用，造成極大浪費，他對自己沒有組織發放好，甚感痛心。

1901年9月19日生於山西省萬榮縣薛店村。

1932年畢業於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

1932—1937年任晉綏軍在包頭的綏遠屯墾辦事處科長，辦理綏西屯墾。

1937年調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籌備全國屯墾，領少將銜，未曾開展工作，即因抗戰爆發離開南京。同年9月帶領江心、相里矩、高應明等赴延安參加革命。先任特區政府國民經濟部技正，後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仍任技正。

1938年初為開展對晉綏軍統戰工作，經劉少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特別黨員，不參加工作單位的組織生活。

1938—1941年負責籌辦邊區模範農場，承辦陝甘寧邊區首屆農產競賽展覽會，工農業建設成就展覽會，並相繼擔任建設廳技術室主任、工業原料委員會主任等職。

1941—1943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司令部南泥灣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軍委總農場場長，後任總部管理處處長。

1944—1945年由總部派駐從敵後調回邊區整訓部隊協助安置和指導農業生產工作。

1946年在中央黨校學習後，由中央組織部派往華東解放區，擔任從延安前往華東解放區的幹部隊隊長兼支部書記。

1946—1948年任山東省農業實驗所所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實業廳農林科科長。

1948—1950年參加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員會華北財辦召開的解放區金融貿易會議後，派往石家莊，組建華北人民政府農業部直屬華北農業試驗場，並任黨總支書記、場長。

1950—1956年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計劃司司長兼病蟲害防治司司長、農政總局副局長、宣傳總局副局長、農業教育局局長等職，在此期間，為團結知識階層，作好黨的統戰工作，1951年由朱藴山介紹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受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之聘為中科院專門委員，並參加赴蘇參觀團訪問蘇聯，率領中國植物保護代表團參加在保加利亞召開的國際植保會議，1955年赴印度參加亞洲國家會議。

1957—1962年任西南農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1962年11月24日於重慶逝世，享年6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