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應轂

朱應轂萬曆五年（1577）進士，出任山東東阿知縣。

《朱天俸墓表》稱其“出宰阿邑，入為侍御史，聲稱燁然”。據《平陰縣誌》載：朱應轂與于慎行（字可遠，累升至禮部尚書）、孟一脈（字淑孔，官至南京陝西道監察御使）、朱維京（字可大，累官光錄丞）友善，萬曆八年（1580）五月，朱應轂請于慎行、孟一脈作邑乘，二人於次年正月動工，三月告竣。卷首有嶧縣進士賈三近作於萬曆十年六月的志序一篇，中雲：“黎陽朱君德載，以進士高第來宰阿，” “會邑人太史於君可遠、柱史孟君淑孔方家居，具良史才，朱君就謀之，乃以編摩托二君……。越三月而志告成，始方域，終藝文，凡十二卷，將梓以傳。於君與餘為同年友，函志馳書山中，屬餘序諸簡端。餘受而讀之，見其四表八志，一取裁於馬遷；而紀事叢談，間折衷於左氏。馳騁古今，包羅圖史，吏志民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閎博雅暢，裒然成一邑全書，視舊所輯錄，不啻加千百矣。”

朱應轂與朱維京為同年，萬曆九年（1581）朱維京到東阿探望朱應轂，二朱與于慎行、孟一脈作伴相遊，曾將東阿縣八景之一的“扈口噴雪” 改成“扈泉湧碧”，由孟一脈書寫刻於扈泉南崖壁上。朱應轂、于慎行、朱維京三人曾相約東流泉邊，雨中同遊，作詩歌酬唱。朱維京詩《東流泉》曰：“院傍三家市，泉開十里岑。石狀雲做幔，丹壑水成音。轉樹林飛玉，衝波月散金。不知行役苦，但覺空人心。”于慎行作《雨中東流泉上和朱可大》雲：“風雨鳴丹谷,林亭倚翠岑。一樽今日酒,千里故人心。樹動三秋色，泉飛萬壑音。夜涼橫吹起，欲聽水龍吟。”朱應轂作《東流泉上和朱可大年丈韻》詩：“ 清流環曲徑，翠色映遙琴。山靜少人跡，林深多鳥音。雨餘雲破練，月上灑浮金。千里來知己，同流愜素心。”朱維京、朱應轂詩碑現存於山東平陰縣洪範池鎮東流泉邊。美麗的風景給人留下的是一幅印象畫，而風景與人文的結合給人留下的卻是思考與回味。朱維京千里迢迢訪友，一句“不知行役苦，但覺空人心”，道出他淡泊處世的心態。于慎行的“一樽今日酒,千里故人心”和朱應轂的“千里來知己，同遊愜素心”更道出三人的君子之交。朱應轂還曾邀于慎行、朱維京到家鄉浚縣遊玩，于慎行有《伾麓山房十詠為朱槐石令君賦》收於《谷城山館詩集》，朱維京有《過盧次楩墓六韻》、《秋日謁一翁年伯山堂留飲》詩，刻於浚縣大伾山崖壁。萬曆十三年（1585），朱應轂請孟一脈為其父朱天奉書寫墓表。

朱應轂擢雲南道御史，曾巡撫淮揚。任御史時，清正廉直，進諫不避權貴。清嘉慶《浚縣誌》載其“諫幸山陵，論邊將冒功匿敗，言皆激切。”《明史》中多次記載他直言進諫的事。如“枷刑自劉瑾創立，錦衣獄常用之。神宗時，御史朱應轂具言其慘，請除之。”（《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帝輒祭告郊廟，受廷臣賀，蟒衣金繒歲賜稠疊。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其始鋭意封拜，師出必捷，威振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御史朱應轂、給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章抨擊。”（《明史》列傳一百二十六）。他甚至還敢直諫皇上，“萬曆十一年（1583）九月，禮部上疏，認為陵址既已選定，就應該欽定日期營建。但萬曆仍然不允，非要待兩宮聖母看後才能確定。為此，御史朱應轂以謁陵耗費太巨，陳請兩宮太后不必再去閲視……”（《風雪定陵》）。

萬曆皇帝修建定陵，所用花斑石皆採自浚縣。“定陵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紋石自不可少，寶城垛口，明樓地面，都是花斑石。此石由多種顏色的鵝卵石經過地殼變動，受到高温高壓以後，再生而成，當時僅在河南的浚縣能夠採到，不遠千里，運來應用。這種岩石，雖然五顏六色光彩灼目，但卻沒有紋理，質地堅硬，雕琢十分困難。開採時，只能按最大尺寸開成毛材，然後用手工反覆研磨，其費工耗時，可以想象。據《帝陵圖説》載，定陵所用的花斑紋石做工極細，‘滑澤如新，微塵不能染’、‘光焰灼人’”（《風雪定陵》）。浚縣民間有朱應轂奉旨回家鄉採花石的傳説故事。由此可見，浚縣花斑石的開採並用於建造定陵是和朱應轂有一定關係的。

正如清嘉慶《浚縣誌》所言：“惜不永年，未競其用。”朱應轂仕途僅僅十年，就於萬曆十五年（1587）早早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一生著述頗豐，有《槐石集》等。如今，浚縣縣誌和《大伾山志》等書上關於他的資料非常少，浚縣大伾山上僅留有他的“杏花巖”題字和《東歸早過大伾山》詩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