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

于慎行少年時代天資極高，學習勤奮，17歲便考中舉人。鄉試放榜次日，按例舉行鄉飲之禮，歡宴考官和中式舉人，謂之鹿鳴宴。主考官非常器重於慎行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鳴宴上為他舉行冠禮（即成人之禮），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辭，一時傳為美談。

明隆慶二年（1568年），于慎行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散館後，授翰林編修。萬曆初年，升為修撰，充當皇帝的日講官。日講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資深的學者充當，像于慎行20多歲年紀便成為皇帝老師的極為罕見。

于慎行為人忠厚平恕、襟懷坦白。不管對皇上、對首輔還是對同僚皆心胸坦蕩、真誠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講課完畢，神宗讓人拿出許多歷代字畫，叫他們賦詩題字。于慎行字寫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詩，請人代題，並當眾承認自己寫不好字。神宗很讚賞，當即寫了“責難陳善”四個大字賜他，詞林傳為盛事。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決了明朝中期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明朝政治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張居正個人作風獨斷專行，鉗制下僚、壓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員普遍不滿。御史劉台彈劾張居正專恣不法，被下獄謫戍。同僚皆畏張居正之勢，不敢再見劉台。于慎行不管這些，親自登門看望劉台。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父親病故，他不想尊制守喪，授意門生提出“奪情”。神宗予以批准，舉朝大譁。于慎行與其他大臣一起疏諫，以綱常大義、父子倫理勸神宗收回成命，張居正很不高興。一次，他見到于慎行時説：“可遠，你是我最賞識的學生之一，我平時待你不薄，沒想到你也這樣對我！”于慎行語重心長地對他説：“正是因為你對我不錯，我才不得不這樣啊！”于慎行擔心張居正失去朝野上下的擁護，但張居正沒有聽懂他的話。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去，反對他的勢力執掌了朝政，左右了神宗。神宗下令查抄張居正的家。于慎行在這種情況下，不避嫌怨，寫信給主持此事的丘橓，請他照顧張居正80多歲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丘橓給張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夠的土地。于慎行的高風亮節、古道熱腸受到朝中一片讚譽。萬曆十七年（1589年）七月，他升任禮部尚書。

此時，神宗的長子已經9歲，是王妃所出。神宗不喜歡王妃和她這個兒子，他想立鄭妃所生的皇次子為東宮。但是，王妃名分在鄭妃之前，神宗不好把這一想法明説，故而遲遲不立太子。滿朝文武見皇長子日漸長大，不能正位進學，非常着急。自萬曆十七年起，不斷有人提出立儲問題，請神宗早建東宮。于慎行身為禮部尚書，對此事義不容辭。他連疏極諫，神宗非常生氣，再三降下嚴旨，責備于慎行“以東宮要挾皇上。”于慎行説：“冊立之事，是臣部職掌，我如果不説，是為失職。請皇上速決大計，我寧可棄官歸裏。”神宗很不高興，大罵于慎行“疑上”、“淆亂國本”，把禮部大小官員都停了俸祿。正在這時，發生了山東鄉試泄題事件。于慎行引咎辭職。萬曆十九年（1591年）九月獲神宗批准，歸隱故鄉。

他家居10餘年，朝野上下多次薦他出山，神宗皆不允。至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東宮已立、國本確定，廷推內閣大臣，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這時候，于慎行已經重病纏身，勉強到京進謁。不數日，卒於京華官邸，年63歲。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于慎行在家閒居16年，他探討當世得失之故，旁搜博採，屬詞比事，寫成《史摘漫錄》、《谷城山館文集》42卷，《谷城山館詩集》20卷，《讀史漫錄》14卷，《谷山筆麈》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筆麈》記述了明朝萬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財賦、禮樂、釋道、邊塞諸事，考溯精當，纖悉具備。為研究明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另有《谷城山館詩集》20卷和《谷城山館文集》42卷手稿，現存山東省圖書館。回鄉家居時，他關心桑梓事業，參予重修《東阿縣誌》，主持編撰《兗州府志》。他於萬曆七年（公元1579年）寫《東昌府城重修碑》。 ^[2]  于慎行與馮琦、公鼐並稱萬曆前期"山左三家"，三人標舉"齊風"，共同推動了萬曆前期山左詩壇的發展。 ^[3]  他的泰山詩文，數量上超過王世貞，並有自己鮮明的特色，足可與前、後七子相頡頏。 ^[4] 

于慎行官至明朝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史書中，于慎行文學成就超羣，但個性保守，恪守儒家禮制。縱觀于慎行40年仕途，曾三次罷官，22年賦閒在家，最長的一次長達 17年。有史學家評論，他秉性忠誠，是明代官場上的異類。 ^[5]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於閣學慎行》：于慎行是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他生當隆慶、萬曆年間，起而反對李攀龍等人一味因襲模仿為“復古”的弊病。由於他“讀書貫穿經史，通曉掌故”，“學有根柢，詞知典要”，所以其詩文“春容弘麗，一時推大手筆”，被推稱“文學為一時冠”。 ^[1] 

清代紀昀評價他的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對於“後七子”的弊卷端能夠“矯枉而不過直，抑尤難也。 ^[1]  ”

主要詩作：《驅車上東門行》、《子夜歌四首》、《子夜春歌二首》、《子夜夏歌二首》、《子夜秋歌二首》、《子夜冬歌二首》、《感懷》、《雜詩三首》、《長安道》、《楊柳青道中詩》等。現存詩作九十四首。 ^[6] 

《明史·于慎行傳》

于慎行十歲時，就讀於東流書院，家人和書童陪伴他，去兗州參加省學政主持的科考。路經一桃園，正值桃花盛開，慎行折了一枝，一路玩賞來到考場，捨不得丟棄，把桃花藏在袖子裏。恰好考題為“桃花賦”，正中下懷。于慎行揮筆而就，第一個交上考卷。學政見案下一少年舉手交卷，便起座俯身去接，瞥見其袖內桃花，順口唸到：“小學生，袖桃花，暗藏春色。”慎行知道學政在考自己，靈機一動，深施一禮，對答：“老大人，坐高堂，明察秋毫。”學政被少年慎行的才華達禮所打動，在卷子上直接寫了“中”字，十歲的于慎行破例批准赴省參加選拔庠生的院試。 ^[5] 

他在京充日講官時，一次講課完畢，皇太子拿出御藏書畫，令眾講官賦詩題字。于慎行不善書，詩成後請人代題，並以實相奏。太子嘉其誠，當即御書“責難陳善”賜之。慎行為感“欽灑宸翰”，即賦《欽賜責難陳善》詩答謝。于慎行的書法雖一般，但因為敬重他的學問人品，人們皆以擁有為榮。于慎行把鄉居時作的大量遊記專門輯為《東遊記》，他説：“其遊與若士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恆飲，其醉恆歌。”他的人生哲學與生活情趣由此可見。 ^[7] 

當於慎行回到家鄉，鬱悶的心情頓時變得無比輕鬆，洪範諸泉匯聚而成的狼溪河水從他的府前緩緩流過，更讓他樂而忘憂。他以耕讀田園、優遊山水、潛心著述為己事，寫詩道：“向來多遠夢，從此閉重關。不似終南路，依棲慕世間。”他另築居所，並愜意地寫道：“歸來四壁故依然，卜築桃源別有天。種樹新移彭澤柳，買山舊賜水衡錢。”于慎行為人厚道素有人望，里居期間，京城同僚及四方官員過東阿者，無不造廬請謁。同僚中交往深密者有沈鯉、朱可大、馮琦、賈石葵、葉向高、邢侗、蕭大亨等十餘人，《于慎行年譜》雲：“惟與親友平生置觴葷五七品，園池之外，縱遊山水；荷蓑笠，行釣於城南。” ^[7] 

于慎行墓地(5張)

于慎行墓地，在於氏祖塋前，位於平陰洪範池以北二二零國道旁。墓地由萬曆皇帝敕建，佔地60餘畝。 當地人回憶，墓地規模宏大，建築雄偉，墓前甬道兩側，立有石俑，石馬、石羊、石虎和華表各兩對，華表上雕有望天吼華表高約20米，周身雲紋，手可插入從而可攀緣而上——精美絕倫。上面蹲有怪獸，名“ 望天彎”。

于慎行神道碑立於古御道旁，幾百年來凡到過此地的官員、名流、文人、商客等，都要觀瞻此碑。據當地人或當年毀碑人回憶，該碑高約十八米左右，寬約一米八，厚約六十多釐米，這在全國是極為少見的。碑額書“大明”二字，碑文為：“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定谷山於公神道。”字為于慎行得意門生、大書法家邢侗所書。

墓地前門外有兩高大石獅，雕刻精細，生動逼真。前門外還各有兩塊石碑，東邊碑額書“恩光金壤”，西邊碑額書“崇溢春秋。”墓前建《帝錫玄盧》坊一座，並刻有萬曆御書“責難陳善”四字。石坊兩邊立有十三塊碑，每塊碑皆在前文刻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應為聖旨碑，其中有一塊無字碑，據説是傳聖旨碑，即聖旨來後，掛於碑上。

墓內除去植柏樹等外，萬曆還御植白皮松，此種松樹為稀有樹種，現存44棵。

於林的過亭在四角各刻有“降龍獺”，這在眾多的林墓中，也極為少見。於林的過亭為什麼有降龍獺？其一，于慎行是三代皇帝的老師，人們把過去的皇帝比作龍，而他所教的正是年幼的帝王，在很多事情上，除了在世父王，還有他能降服“龍”，這是再自然不過了。其二，由於于慎行既是明朝詩人、文學家，又是三代帝王之師，在當時來説，他雖不是帝王，但卻也是個舉足輕重極少有的人物，所以把他稱為自天而降的一條龍。其三，安在這裏的“降龍獺”還起一個“避雷針”的作用，能阻止妖魔鬼怪到此打擾。

該墓為萬曆皇帝下詔按一品官例為老師修建。工部侍郎劉元霖奉旨，遣通政司建造。邢侗在於慎行去世後，幫着求敕、求諡及辦理喪葬諸事，于慎行墓地及神道碑刻多由他書寫，直到把墓地建築全部完成。

于慎行墓地在“文革”期間，毀於聊城師範的“革命小將”手中，園內石刻全部推倒。石刻大都破成石料，被用來修橋、壘石渠。于慎行第十九代孫於慶坤施巧計，保存了于慎行婦墓碑。他請當時任洪範公社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高長齊，在墓碑背面寫上毛主席語錄，這樣誰也不敢毀壞，這件文物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5] 

2009年12月，平陰縣野外文物實地調查工作進行時發現了于慎行家譜碑。

新發現的于慎行家譜碑位於平陰縣東阿鎮小學南面約150米處，為三塊石碑並立，最高的一塊碑高約2米，石碑上刻有於氏家族的名錄。于慎行為明萬曆皇帝及其子、孫三代帝王師，于慎行家譜碑為于慎行後人在清代所立，為研究于慎行家族的變遷提供了重要史料。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