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華

朱旦華同志生於1911年12月，浙江省慈溪縣人，1937年11月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7月至1942年7月被派往新疆工作，任新疆迪化女中教導主任。盛世才叛變後被捕入獄，在黨中央營救下，1946年7月回到延安，歷任延安中央黨校休養員、中央婦委幹事、山西臨縣土改工作隊支點小組長，1949年3月任全國婦聯組織科科長。1949年7月南下江西工作，歷任江西省婦委委員、省婦聯宣傳部長、秘書長、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54年5月任省婦聯主任、黨組書記。1983年5月任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1997年2月離休。

2010年5月29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南昌逝世，享年99歲 ^{[1]  [3]}  。

第一任丈夫：毛澤民，育有一子毛遠新

第二任丈夫：方誌純

朱旦華同志有着堅定的革命信念，在長達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信馬克思主義，堅信共產主義。她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她非常注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直至在患病住院期間仍然非常關心國際國內形勢，關注民生，認真學習科學發展觀。她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在抗日戰爭時期，朱旦華同志積極投身革命。在延安陝北公學參加短暫學習後，到新疆迪化女兵新兵營服役，然後被派往迪化女子中學擔任教導主任。她把學校當作傳播革命思想、培養進步青年、壯大革命力量、支援抗日前線的陣地，參與制定“誠毅團結、勤肅緊張、敏活健壯、精勇創造”的十六字校訓，並親自創作了《迪化女子中學校歌》歌詞，號召“姐妹們，努力，努力，站到鬥爭的最前線”，向學生宣傳馬列主義思想。她為了支援抗日前線，積極組織募捐活動，邀請當時新疆的文藝界名流，輔導迪化女中話劇團演出《雷雨》、《屈原》等劇目，並通過演出募集資金，購買了一架飛機支援抗日。1942年8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統一戰線，將她和我黨派往新疆協助工作的全體人員一起逮捕入獄。在獄中，她始終立場堅定，與敵人作不屈不撓的鬥爭，顯示了共產黨人堅貞的革命氣節。為了讓黨中央瞭解新疆監獄人員的狀況，朱旦華等同志用漿糊把關押在新疆男女監獄中的共產黨人及其家屬名單，寫在一塊白布上，想方設法通過她在迪化女中的學生，送到了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在重慶談判中，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着重地向國民黨提出了“釋放政治犯”的要求，當時周恩來同志還拿出了朱旦華等同志從監獄裏秘密送出的這份名單。經過黨中央的多次交涉，被關押在新疆的共產黨人及其家屬獲得釋放，朱旦華為此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6年出獄回到延安後，朱旦華同志在中央婦委工作，經常深入農民家中，積極開展羣眾工作，參加地方土改。1949年7月南下到江西工作以後，長期致力於我省婦聯工作，認真制訂我省婦女兒童發展規劃，完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婦女兒童受教育的程度；加強法制建設，依法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加大資金投入，提高婦女兒童的衞生保健水平；着力研究解決婦女兒童工作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促進婦女兒童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我省的婦女兒童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朱旦華同志擔任省政協副主席後，致力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堅定地貫徹落實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認真貫徹落實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始終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工作要求，為發揮人民政協在推動我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盡心竭力，為促進我省各界人士的團結合作作出了貢獻。

朱旦華同志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服從組織，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她襟懷坦蕩，光明磊落，立黨為公，以堅定的黨性維護真理、堅持原則；她堅守清貧，反對奢華，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嚴格要求子女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她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求真務實，密切聯繫羣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一件事，特別令人感動和敬仰，2005年10月，她給省政協黨組親筆寫信，對省委照顧解決老同志新住房，表示衷心感謝，請求組織上把自己的住房指標留給更需要的老同志。作為一名為黨為人民作出了突出貢獻的老共產黨員、老一輩革命家，她的這種大公無私、高風亮節，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尊敬和愛戴。

朱旦華同志的一生，是把畢生精力貢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鬥不息的一生！我們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在中共江西省委的領導下，同心同德，鋭意進取，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為推進我省經濟和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為江西在新起點上實現“科學發展、進位趕超、綠色崛起”的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2] 

一次火災引發的心靈震顫——回憶朱旦華老人

200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全面整修的江西省政府大院一角，一座三層住宅的一樓突然起火，當時家中無人，大門緊鎖，現場施工人員不得不破窗而入進行滅火。好在救火及時，只燒燬朝北的一間書房，但其它房間由於濃煙彌散及消防液體的浸泡，牆壁和天花板都變成了黑色，地板翹起，傢俱和被褥都被煙塵及污水浸染。

據瞭解，這家的主人就是早已退下來的江西省政協副主席，現已98歲高齡的老人——朱旦華。幸虧失火當時老人住在醫院，不然的話，僅是有毒的濃煙霧汽對她都可能是致命的。據現場調查，這次火災的原因，責任完全是省政府房管處負責的樓上裝修嚴重違章作業，電焊火花掉到一樓所引起的。

我在讀高中時，就多次從這個院子的大門外展覽路騎車經過，只聽説是省長大院。望着高高的圍牆，紅漆的大門，威武的哨兵，總給我一種既神秘又好奇，還參雜着某種莫名的，想説又説不出的感覺。這大院裏住的都是省級高官，想必裏面環境優雅，設施豪華，是我等南昌草民絕對可望不可即的殿堂。

由於朱旦華老人的家已無法居住，她的親屬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只得將家中的物什收拾到一些廢舊紙箱中，準備搬到附近一間空房臨時存放，以便對房間進行必要的重新維修。這次被迫不得已的搬家，省裏並沒有派人幫忙，應好心朋友的要求，我單位的老總親自率領十來個人趕來幫助搬運。我也就第一次跨進了這座神秘的大院。

走進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電視機（據説是她兒子的一位朋友剛剛送給老人的98歲生日禮物），再沒有一件象樣的傢俱。沙發、桌椅、櫥櫃都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東西，早已破舊不堪，加上煙薰水澆，即使扔在馬路上都不會有人撿回去；窗簾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確涼藍布拼軋起來的，上面居然還有不少手縫的補丁……

難道這真是1937年隻身奔赴延安並被黨中央派往新疆工作，後被軍閥盛世才投入監獄，受盡磨難，文革期間又被誣為叛徒嫌疑，接受批判審察下放勞改，最後從江西省政協副主席位置上退下來的朱旦華老人的家嗎？就連我單位一個小小科長的家都比這裏強得多了啊！

然而，掛在客廳牆上，已經被濃煙薰得黑糊糊的兩幅照片，卻説明了一切：一幅是毛澤民烈士和朱老抱着兩歲兒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長方誌純同志的遺像。這兩個人曾經是朱老一生中最親密的戰友和革命伴侶。毛澤民烈士是毛澤東主席的弟弟，1922年入黨，曾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任國家銀行行長，他參加了長征，負責保管運送黨中央及中央紅軍的全部錢財，紅軍到陝北後，他任國民經濟部部長，手握共產黨中央和工農紅軍的全部家當，卻從來沒有為自己多花過一分錢，1943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新疆。方誌純同志是方誌敏烈士的堂弟，1925年的黨員，方誌敏烈士於1935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在南昌。方誌純同志繼承了堂兄那篇歷史名篇《清貧》所述的真正共產黨人的作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據説1993年他去世時，全家的積蓄只不過四萬元人民幣。

“同志們幸苦了，來喝點水吧。”一位高個子満頭銀髮的老人提着一大包礦泉水走過來。向我們老總一打聽，此人是這個家庭年約八十的老司機，他是這次搬家的總指揮。

我主動靠上去和老司機攀談，從他那沒有牙齒的嘴裏，又從我們老總的嘴裏，我得知了有關朱旦華老人更多的情況：

省委為了照顧老幹部，在風景優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級以上幹部的別墅樓房，給朱旦華老人分了一套省級幹部的別墅樓，老人家只需花10萬元左右，就可買下屬於自己的別墅樓，朱旦華老人給當時的省委書記孟建柱同志寫信，説感謝省委對老同志的關心，但明確表示自己不要，還説把這個指標分給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省裏曾派人來作朱老的工作，説這套房子可以作為遺產留給子女，勸她還是買下來。朱老卻回答説：我參加革命時，連自己的命都交給黨和人民了，根本沒有想過自己還要什麼財產。至於説給子女留下遺產，毛澤民烈士為革命事業不惜獻出生命的精神，方誌純同志一心為人民利益奮鬥，一生正氣，兩袖清風的精神，就是留給子女最好的遺產。據説，孟建柱同志要求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老人的晚年。

朱老對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曾説過：從報刊上看到，一些過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後，他們的子女為了爭奪遺產鬧得不可開交，甚至鬧上了法庭，真給他們的父輩丟臉，也給我們共產黨臉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輩人革命一輩子，就是為了給自己子女弄這點財產？實在太令人寒心了！

等我死後，全部交公。我在銀行還有點存款，等我死後全部用於我的後事花銷，不要給組織再增加負擔。

我問老司機：“朱老的子女能接受她的決定嗎？”老司機笑了笑，指着旁邊一位正忙着指點保姆在捆好的舊紙箱上做標記的人説：“你去問他，他就是朱老的兒子老李。”

我沒有當過記者，始終沒敢直接去向老李問這個問題。

當老李幫我們放倒一個三合板釘的大立櫃，準備抬出門時，我問他：“為什麼整個大院所有房子都在重新整修，唯獨你們家不整修呢？”

老李説：“能住就行了，老太太説不願意浪費國家的錢。要不是這把火……”他搖搖頭，沒再往下説。

我説：“價值二百多萬的別墅不要，老房子整修又怕浪費國家錢財，這樣的幹部現在打着燈籠都沒處可找！”

一個同事説：“這把火燒的，不重新整修也不行了。我看吶，恐怕是連老天爺都看不過去了。”

抬立櫃另一頭的同事大聲嚷了句：“應該請那些貪官們來幫助朱老搬家，要他們看看，共產黨的官應該是什麼樣的！”

老李抬頭看了我們一眼，沒説一句話，又去忙別的了。

回到單位，我就從網上查找朱旦華、毛澤民、方誌敏、方誌純的相關資料。

當晚，我失眠了。下午在朱老家裏的情景，一幕幕像放電影似的從我眼前閃過，雖然我從來沒親眼見過朱老，但又好象那麼熟悉，那麼親切。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在敵人的監獄裏還是在自己的家裏，她心裏只有國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這樣既普通又偉大的人。

從朱旦華老人，我想到了毛澤民，想到了方誌純。又從毛澤民想到了毛澤東，從方誌純想到了方誌敏。正是由這樣一批人組成的共產黨，才能夠率領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才能夠率領中國人民建設起一個繁榮昌盛的新中國。

我小時候，在課本上就讀過方誌敏的《清貧》，那是他犧牲前，在敵人牢房裏親筆寫下的共產黨人的“正氣歌”，是秘密託人經魯迅先生之手轉給了黨組織。文中最後一段説：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曾提醒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作風，朱旦華老人不正是這種作風的優秀代表嗎？

2010年5月29日，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輩朱旦華因病醫治無效，在南昌逝世，走完了她近100歲（生於1911年）的人生旅程。

朱旦華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往新疆工作。新疆地方軍閥盛世才投蔣反共後，她被捕入獄。經黨中央營救，於1946年回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婦委工作。1949年7月南下江西，歷任江西省婦聯宣傳部部長、秘書長、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54年任江西省婦聯主任、黨組書記。1983年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曾任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朱旦華革命閲歷非常豐富，一生充滿傳奇色彩。1940年在新疆與中共中央派駐新疆做統戰工作的毛澤民結婚。毛澤民是毛澤東的胞弟，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閩贛省革命委員會財政部部長、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新疆省財政廳廳長、民政廳廳長等職。1942年盛世才由聯蘇聯共轉向投蔣反共，將毛澤民和陳潭秋、林基路秘密逮捕，後又加以殺害。朱旦華和被派赴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也全部被捕。朱旦華在獄中團結難友，堅持鬥爭，“百子一條心，爭取集體無罪釋放回延安”，終於取得勝利。1949年南下前夕，她與新疆監獄難友、剛任命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方誌純結為伴侶。方誌純是方誌敏烈士的堂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閩贛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共贛東北特委常委、團特委書記、贛東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信南分區區委書記、閩贛省省委委員兼黎川中心縣委書記、軍分區政委、紅三十一師政委等職。1941年由蘇聯學習回國，滯留新疆。1943年被捕入獄，直至1946年經黨中央營救獲釋。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江西省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江西省省長、省軍區第一政委、省政協主席等職，1993年去世。

方誌純、朱旦華以方誌敏為榜樣，廉潔奉公，生活簡單樸素。他們的接待室和卧室連在一起。客廳不到10平米，裏面都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東西：緊靠北面牆擺着一張四方飯桌，兩張長方形木板凳，一張長條沙發，一張木茶几，還有一張老人自用的藤椅。飯桌上端的北面牆上，貼着一張毛澤東主席的標準像，客廳西面牆上掛着方誌敏烈士的《清貧》。朱旦華在江西省婦聯工作時，經常深入羣眾，和婦女姐妹心連心。20世紀50年代，她還經常下鄉調查研究，和婦女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婦女半邊天”的口號，就是她最早在江西修水縣和婦女們一起勞動時總結出來的。彙報上去後，首先得到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的稱讚，後又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她德高望重，許多老同志都尊稱她為“朱大姐”。

朱旦華逝世前後，各級領導都非常關心，以各種方式表示慰問和悼念。

2010年6月4日，在南昌殯儀館舉行了“沉痛悼念朱旦華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廳裏擺滿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和機關單位及個人送的花圈。江西省長吳新雄、省政協主席傅克誠等領導親臨告別，許多七八十歲的老同志、老廳局長不顧年事已高，前來見朱大姐最後一面。中青年同志更是絡繹不絕而來，整個大廳擠滿了人。這折射出人們對朱大姐的深切懷念之情。

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人們，都拿到一份《朱旦華同志生平》。《生平》介紹了朱旦華的革命經歷和優良品德，其中有一段話特別吸引人，也非常令人感動：“2005年10月，

此事傳開以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人民羣眾對朱大姐更加敬佩。有的説：“朱大姐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有的説：“朱大姐了不起！”更多的人説：“現在像朱大姐這樣的高級幹部不多見。”有的評論説：“千古絕唱。”當然也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

由於筆者曾多次訪問過朱大姐及其家人，因而有幸看到朱大姐寫的這封信的複印件。信的原件已存入江西省政協的檔案。朱大姐去世後的第二天，省政協主席傅克誠叫人從辦公廳的檔案櫃裏，信的落款時間為2005年10月15日。

那時，朱大姐健康狀況良好。頭一天，省委、省政府為紀念方誌純同志誕辰100週年舉行了座談會，這引起老人感慨萬千。她想到自己年事已高，有些事情必須早作交代，並向組織上表明態度。她在信中寫道：

我一九三七年隻身從上海去延安參加革命，在將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經歷了各種風風雨雨，坐過敵人的監牢，也被下放勞改過。但我從不後悔，只覺得自己為黨和人民所作的貢獻太少。毛澤民烈士為革命事業英勇犧牲，方誌純同志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他們永遠是我也是我的子女們學習的榜樣。我已九十多歲了，我死後，房子交公。我還有一點存錢，交給我的大兒子，全部用於我的後事開銷，儘量不要再給組織增加負擔。我認為，毛澤民烈士和方誌純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品格，是留給子女們最寶貴的遺產。

信中還特別談道：“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價格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並感謝省委對我們這些老同志的關心和照顧”，“趁我現在頭腦還清楚，正式向領導表明：我不要買新房子，請組織上把這個指標留給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時，也請領導監督，不許任何親屬打我的旗號，利用這個指標。”

信的最後一句話説：“這是我認真思考後作的決定。也是我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遺囑吧。”

據説，省裏是按正省級（因方誌純曾任江西省省長）分配給朱旦華住房。但朱大姐沒有要，也不讓她的子女親屬要。她原住的房子也交公。在和平年代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如同戰爭年代犧牲的英烈們一樣，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一切。這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崇高的共產主義精神，是革命前輩的高風亮節！

朱大姐的信打動了許多人的心。時任江西省政協主席的鍾起煌讀了這封信後，寫道：“一名為黨為人民作出過突出貢獻的老共產黨員、老一輩革命家的那種高風亮節給我以深刻的教育，被她那種無私精神所感動。”她的這種大公無私、高風亮節，永遠值得學習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