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惠

曾文惠比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小3歲。曾家是三芝小基隆的地主，財富廣佈三芝莊、淡水街等淡水郡地區，另外在台北也有財產，每年田租以幾千石計。在早年的淡水地區，田地能有100石收成的，就被當地人譽之為財主，而曾家卻擁有3000石以上的家產，可謂富貴中人。因此，曾文惠的童年少女時期都是在十分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17歲那年曾文惠高中畢業後考入台北女子學院，那是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女子的最高學府。曾文惠曾回憶説：“那時候我們女孩子唸書的目的，就是學習做個好太太，所以讀的都是做菜、插花、做衣服、帶孩子這些知識。現在的女孩子幸福多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唸完書就可以出去做事。”

曾文惠還在唸書的時候，父母就安排他跟淡水三芝的同鄉世交李登輝訂婚。曾文惠的父親曾慶餘和李金龍是小學同班同學，又是農會的同事，但李金龍第一次向曾慶餘提親時，由於兩家財產貧富差距較大，曾家沒有答應。後來李金龍託有影響的人士再次提親，才同意了。這門親事雖説是父母之命，其實也是曾文惠的意願。那時候，讀到女子學院的女孩子，一定要嫁給醫生才有面子，她的姐姐就嫁給了醫生。最初，父母也是這樣打算的，可是介紹了幾個醫學院的男孩子，曾文惠都不同意，唯獨中意從小“拖着鼻涕”、“又醜又怪”的李登輝。十幾年後曾文惠回憶説：“這大概就是緣份吧！”

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她的日本名字叫文子，乳名壽米可，她的日語水平高於李登輝，但普通話講得不好。在大兒子李憲文入學前為了能對教育孩子有所幫助，自28歲時開始從拼音字母學起，練習普通話。後來，李登輝跨入政界，經常與一些外國人打交道，她又開始學習英語，成為“美爾頓英語補習班”中年紀最大的“媽媽學生”，被同學們叫做大姐，並被選為班長。經過多年的練習，總算有了成果，雖然普通話仍有“台灣腔”，英語裏仍有“日本腔”，但比起年輕的時候，都已大有長進。

曾文惠曾遭新黨立委謝啓大及馮滬祥指控在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國民黨落敗後，挾帶數百萬元美金到美國，但曾文惠控告謝、馮二人誹謗，該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讞 ^[1]  。

個人照片(1張)

1949年2月9日，曾家的二女兒曾文惠和26歲的李登輝結婚。當時，李登輝家住三芝鄉中山路58號，曾家住50號。後來，曾家把50號房產賣了，搬到台北市華亭街47號。結婚後，他們的生活很艱苦。夫妻2人住在歸綏街的一間小屋子裏，李登輝剛擔任助教，買不起稍好一點的“新樂園”香煙，只能買更便宜的老“樂園”煙抽，而且只能兩支、三支的向對門小雜貨店零買。曾文惠在沒有找到工作前，以插花賺取少量費用貼補家中。這樣有時還是不夠，只好賣掉從孃家帶來的金戒指等。

兒子李憲文（1950年出生，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

長女李金娥，因為這個名字太俗氣，後又改名李安娜，1952年出生，曾任東海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教授。其夫黃循武是馬來西亞的華僑，在台中榮總醫院當醫師。

小女兒李安妮，1956年出生，東吳大學社會系畢業，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丈夫賴國洲是政大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畢業生。賴既是半子，又是李氏夫婦最信賴的人，因而一言一行都受到外界的特別關注。

現住台北市重慶南路的台灣“第一家庭”，人丁不是很旺，上下四代人，住在官邸的不足6人。可是侍衞、管家、傭人等卻超過這個家庭人口的10倍。“老太爺”李金龍在世的時，因嫌官邸戒備森嚴，出入不便，沒有自由，所以他搬出去和李登輝同父異母的弟弟李炳楠住在了一起。

曾文惠多次向友人提到，李登輝“吩咐”她“不要到處亂跑，不要四處拋頭露面，除非參加官方場合及活動以外，不要出門，只要管家好了，因為官場很複雜，女人很容易講話失當惹禍。”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李登輝在受到層峯賞識出任台北市長後，曾文惠變得繁忙起來，那時她和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之間常有往來，曾任該會台北分會董事，也會應邀敲敲愛心鑼。3年之後，李登輝出任台灣省“主席”一職，世事的變化令曾文惠不敢想象，她告訴來訪的人説：“以前，我們的生活圈很單純。他當市長後，才跟政界有接觸，也感到責任重大。我告訴他，只要有愛心，為人誠懇，做任何事情都一樣。今天，他的擔子更重，我只有更好好地照顧他。”

有輿論稱：隨着李登輝仕途的改變，曾文惠積極地恰如其分地扮演配合性的角色，例如在成為“第一夫人”後，在髮型和穿着上，曾文惠都略作改變，根據某位“第一家庭”成員表示，這種改變是曾文惠對自己角色的尊重。在這位人士的感覺中曾文惠在“第一夫人”的頭銜下，只能扮演一般場合的配合角色，她仍是“某某人的妻子”，這位“第一家庭”成員認為曾文惠並不是“很積極地想獨當一面”。

曾文惠是傳統地以丈夫利益為第一優先的婦女。她曾經説過一句話：“我永遠都是一年級。”隨着李登輝每一次職務的變更，她都要從頭學起，像一年級小學生一樣。

曾文惠與李登輝訂婚之後，很快就辭去了令人羨慕的銀行工作，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銀行是個金飯碗，

丟掉太可惜，就連她母親都這樣認為。曾文惠則安慰她母親説：“既然那個怪人要我辭，辭掉算了，他要養我就讓他養好了。”從此，她再也沒出來做過一天事。

1949年，曾文惠23歲時與李登輝喜結良緣。當時李登輝在台灣大學任助教，一個月只有500元台幣收入。孩子們陸續出世後，家裏各項開支增大，約需1200元。為了不讓丈夫被生活的擔子壓得喘不過氣來，曾文惠就變賣金戒指補貼家用。

早在銀行工作時，曾文惠一有剩餘錢，就去買金戒指，積存下來，後來竟積了一大包。此刻在生活艱難之際，派上了大用場。1952年，李登輝考上公費留學生，到美國愛阿華大學深造，所帶的零用錢，也是曾文惠日常變賣金子換來的錢。

等到李登輝學成返台，曾文惠的金戒指早換光，錢也用完了。

李登輝由美返台後，當時有兩項工作可供他選擇：一是月薪200美金的農村復興委員會技正，一是月薪新台幣500元的省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當時美元與台幣的比率為1：40，兩個職業收入差距是相當懸殊的。而李登輝選擇的是收入微薄的農林廳經濟分析股長職務，因為他的老師、台大農經學教授徐慶鍾當時任農林廳廳長。他聽從老師的建議，舍卻名利，毅然赴職。對於李登輝的職業選擇，曾文惠沒有半點怨言，她理解他、尊重他。

為了使妻兒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善經商的李登輝只好發揮自己的專長，每晚堅持埋頭寫稿，賺稿費補貼家用。曾文惠也在家裏開辦了一個小型插花班，負責講授花道，李登輝也幫着用鋼板刻寫講義，孩子則在母親教課時幫忙發講義與花材，全家人勤勞奮勉，自得其樂。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使夫妻間的感情增長不少。

1965年，已經成為台灣大學教授、農復會技正的42歲的李登輝，考取了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3年苦讀終有所成，他撰寫的《台灣經濟發展與農工間資本移動問題》的博士論文，不但獲得康乃爾大學的最高評價，同時榮獲該年全美農業經濟學會的最優論文獎。就在李登輝博士論文的扉頁上，寫着“To my wife”。但曾文惠調侃地説：“光這樣寫，人家怎麼知道你的wife是誰呀？以後再寫書該註明‘獻給愛妻曾文惠’。”後來，李登輝在幾本中文著作中，如《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的序文中，特別提到“感謝內子李曾文惠女士……支持我，使我的生活充實美滿，克盡人生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