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羅河之戰

公元16世紀初，馬六甲城的陷落對整個南洋世界造成了巨大沖擊。許多先前還不為外人所熟知的地方，逐漸開始暴露在近代化的歐洲人眼前。其中不乏那些穆斯林用幾百年時間構建的巨大貿易網絡，當然也包括部分屬於前印度教與佛教時代的風貌遺存。位於蘇門答臘島中部的北乾巴魯，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低調活躍區域。

　　

可惜，生活在本地的米南加保人佛教徒，根本沒機會與真正的西方世界進行聯繫。雖然他們大體上維持着昔日三佛齊帝國時代的貿易地位，卻不得不透過穆斯林控制區來完成貨物轉運。

　　

公元1515年，已經退居賓坦羣島（廖內羣島）的馬六甲蘇丹國蘇丹，決心以封鎖策略將葡萄牙人逐出馬六甲。儘管他清楚很難用軍隊攻破由歐洲士兵把守的堡壘，卻可以動用舊關係去斷絕貿易和物資供應。

隨之產生的糧食緊張問題，也讓即將卸任印度總督的阿爾布克爾克異常着急。通過一番調查詢問，他獲悉在海峽對岸的蘇門答臘島上，有一片名為北乾巴魯的富饒農產區。於是就派出由1艘小型卡拉克帆船和2艘購買自本地的蘭查槳划船，準備去那裏購買應急用的稻米來渡過難關。

很快，這支由博特略船長率領的小型編隊，就順着暹羅河向自己從未去過的蘇門答臘內陸進發。但在抵達傳説中的北乾巴魯之前，他們就遇到了為前者充當外港作用的暹羅城。也是馬來半島與蘇門答臘島航線的必要中轉站。那裏由本地的獨立小蘇丹管轄，並且非常樂於向所有來客兜售自己倉庫裏的存貨。因此，葡萄牙人很快就讓馬來僱工往自己船上搬運稻米，並沒有對周遭情況的變化有任何察覺。

　　

事實上，蘇門答臘的中部沿海，原本就是馬六甲蘇丹國的次級附庸。因此，葡萄牙人抵達蘇門答臘的消息，很快就被密探通報給身在賓坦羣島的大蘇丹--默罕默德-沙。他馬上向暹羅河城派出特使，許諾將自己的某個女兒下嫁給對方，以此換取博特略船長的頭顱。

　　

好在新來者同樣收到善意的本地人提醒，及早起錨離開了原先位置。但他還是不準備空手返回馬六甲城，索性反其道而行地逆流而上。更多從暹羅城市場獲知的信息，則表明那裏還存在着非常可觀的金礦儲量，讓任何冒險都看上去是有利可圖。哪怕逐漸變淺的河道，無法讓吃水較深的大帆船觸及內陸港口，還是計劃用較小的蘭查槳划船代為聯絡。許多居住在兩地之間的地方領袖，也出於嫉妒和競爭因素，不斷為他傳遞來自下游的真實情況。

　　

此時，遠在馬六甲的葡萄牙總督也收到了類似警告，並派出由弗朗西斯科-德-梅洛指揮的100名葡萄牙-馬來陸戰隊進行增援。但在他們乘坐9艘蘭查槳帆船橫渡馬六甲海峽後，默罕默德親自派遣的抓捕編隊也已經從賓坦羣島抵達蘇門答臘。那是一支擁有24艘蘭查槳帆船的馬來艦隊，其中的6艘噸位體積較大，絲毫不輸於普通的歐洲船舶。全軍甚至不需要一字排開，就足以封堵住暹羅河的整個水道。

　　

面對眼前的兩難境地，梅洛立刻放棄去上游尋找自己人的念頭，下令所有船隻調頭去河口迎戰馬六甲軍隊。幸運的是，一座橫在航道中央的巨大島嶼，迫使對方必須將船隊分成兩組通過。所以，佔據一頭的9艘葡萄牙槳帆船，只需要同時應付12艘敵艦。而且因為佔據着上游陣位，讓馬六甲槳手的加速衝鋒將被自然力給抵消掉大半。

　　

然而，馬六甲蘇丹的備戰決心還是超出了想象。當2艘槳帆船在彼此靠近後發生激戰，十幾名葡萄牙士兵就立即遭到百名馬來戰士的圍攻。縱使他們的個人勇武程度再高、盔甲等裝備存在多少細微優勢，都無法抵消這種近乎殘酷的數量差距。默罕默德的大部分手下依然在使用傳統弓箭，卻還是在以多打少的情況下發揮出巨大威力。他們很快解決掉當面的歐洲人，然後把只剩下馬來划槳奴的船隻佔領。餘下的同伴則通過這裏，繼續向其他葡萄牙船隻發動齊射和跳幫攻擊。

　　

梅洛只能下令其他8艘船稍稍向後倒退，在保持間距的基礎上用船艏火炮還擊。但同樣是因為逆水前進，始終不可能與對方拉開差距。不少士兵還是被密集的箭雨射傷，僅僅是靠大量投擲火藥桶才勉強阻擋住馬來人的蜂擁而上。經過整個下午的艱苦抵抗，勉強熬到對方因損傷太大而暫停攻勢。儘管他們將10艘敵船擊中焚燬，卻還是被餘下的另一半馬六甲戰艦堵在暹羅河內。

　　

半小時內，馬六甲艦隊的第二批船隻已經被迅速替換上來，繼續向精疲力盡的葡萄牙人發起新一輪攻勢。非常不巧的是，梅洛和自己的部下都已適應了這種交戰環境。他們馬上調整船隊位置，以便在更遠的距離上發揮火力優勢。雖然最後只擊沉2艘蘭查槳帆船，卻依靠霰彈和火繩槍幫助，大量殺傷剩餘敵艦上的作戰人員。

由於自身的損失已達到50%，蘇丹的艦隊被迫原路退出暹羅河，放棄了繼續去往上游的計劃。梅洛的人還奪回了先前被馬來士兵奪取的那艘槳帆船，但上面的35名乘員已全部陣亡。由於軍中還有大量中箭的傷患，而自己要保護的對象已不再有短期威脅，也迅速下令所有戰艦返回馬六甲休整。至於還在上游活動的博特略船隊，則因獲得警告而提前折返，錯過了接觸米南加保佛教徒土著的機會。

　　

從軍事角度來看，這場暹羅河之戰是典型的葡萄牙式殖民主義勝利。自己從歐洲帶來的組織技術和作戰技巧，在無路可退的絕境中得到最大化激發。

但如果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這種蜻蜓點水式的勝利其實反而對失敗者更有好處。僅僅在葡萄牙人抵達的一個世紀前，南洋世界依然以傳統的印度教或佛教為主要信仰。前者因天然的種姓制度，成為君王和封建領主的穩定社會框架。後者則由於自帶的平等主義色彩，更多的為商人或謀士羣體所熱衷，充當不同地區間的交流潤滑管道。只是面對更有實力的穆斯林擴張趨勢，兩者所共同維繫的舊世代已不可避免的出現裂痕。

　　

放眼當時的大環境，任何非伊斯蘭羣體若還想固守自己的悠久傳統，恐怕只能寄希望於新來的葡萄牙天主教徒。然而，穆斯林在這些大型島嶼間的傳播和擴張，同樣依賴於至關重要的商業渠道。所以，他們會利用馬六甲蘇丹國之類的新建政體，重點攻關每個區域的門户口岸。這等於是捏住了維繫區域生態的最大命門，近乎壟斷了西方人理解新世界的名片。已經在內陸堅持許久的北乾巴魯，會因此被徹底隔絕。

　　

反過來，穆斯林傳教士也會因西方殖民者的東進而萌生巨大危機感。從而加速利用手頭的資金、技術和政治優勢，對內地的偶像崇拜者進行轉化。類似的事情，曾經在十字軍時代的巴勒斯坦和敍利亞發生，也會在19世紀的黑非洲內陸再現。至於暹羅河之戰前後的蘇門答臘，也不可能在這些規律面前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