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派

智者派是古希臘哲學流派中曾經有一個詭辯學派，他們對自然哲學持懷疑態度，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不變的真理。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普羅泰戈拉（Protagras，約公元前485－前410），他認為：“ 人是衡量萬物的尺度。”雅典政府因其主張無神論，予以驅逐並焚燒了他的書籍。

智者派共同的思想特徵是：相對主義、個人主義、感覺主義和懷疑主義。在智者看來，一切知識、真理和道德都是相對的，都有賴於具體的感知者。沒有客觀真理，只有主觀意見。

智者派是公元前5世紀至前4世紀活躍在古希臘各邦的一批職業教師、演説家、作家。“智者”原指古希臘的哲學人，後泛指有智慧、有能力、技藝超羣的人。

公元前5世紀的後半葉，“智者”一詞才獲得了特殊的含義，成為以收費授徒為職業的一部分人的專有名稱。這些職業教師適應社會民主政治活動的需要，在各種公共集會上，發表演説，回答人們提出的各種問題；向青年人傳授辯論的藝術，即雄辯術。

這在雅典的民主政治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工具。智者們廣招門徒，收取高額學費，向年輕人傳授文法、修辭、辯證法，這三門課程，是雄辯教育的核心，被稱為“前三藝”。除此之外，還教授數學、自然科學以及音樂等。而且還認為，道德是可以控制和培養的，是教育的結果。智者派的教育活動對當時的民主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在他們周遊各邦的過程中，對傳播文化、加強交流，以及培養年輕人的思維能力方面都有重要的意義。

這種與國家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雄辯教育對後來的古希臘教育以及今天西方某些國家的政治、教育等都有深刻的影響。智者派在產生之初及前期的教育活動是受人稱讚的，其中最著名的有善羅泰哥拉、高爾吉亞等人。但到了後期，一部分智者蜕變為不授知識、以騙錢財為目的的江湖騙子。

他們玩弄概念遊戲、混淆是非、歪曲事實、名聲日下，因此被人們稱為“詭辯派”，受到人們的鄙視，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但智者派所創立的“前三藝”卻被後世所繼承，成為雄辨教育的主要內容。

公元前5世紀中葉～前4世紀初，古希臘以教學為職業的哲學家們的稱號。希臘波斯戰爭（公元前 500～前449 ）後，希臘半島的經濟和文化達到一個極為繁榮的時期。當時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的公民，幾乎都廣泛地參與政治事務。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辯論術顯得日益重要，人們迫切要求受到多方面的、更高的教育。

為了適應這個需要,出現了一個職業教師階層。他們自稱是"智者"，即“專家”的意思。他們周遊希臘各城邦，收學費，傳授修辭學、政治學、哲學，為青年人蔘加公共生活作準備。但柏拉圖認為"智者"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家"。他認為前者自封為聰明的人，以為自己能使別人變得聰明；而後者是“愛智者”，他們既謹嚴，又淵博。亞里士多德甚至説，智者就是靠一種似是而非的智慧賺錢的人。可是智者們卻以他們的稱號以及能傳授希臘人所渴求的知識而自豪。

智者派絕大多數不是雅典人，可是他們以雅典為活動的中心。他們並沒有構成一個學派，也沒有共同的學説；但他們有一定的獨特信仰和價值理論，而且在一定範圍內反對古代希臘舊的理智傳統。他們給予辯論術以很大的價值，因為辯論術對於希臘人來説，是説服人的藝術。

智者派懷疑諸神的存在，深信人的力量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從而激發人們的思維。特別是作為教師，他們深信人的素質是可通過教育改變的。他們把文法、修辭邏輯引入課程，使人們認識到語言是人的特殊的力量。他們還確信由專門人員實施高等教育的必要性，把正式教育推廣到年輕人中去。但有一些智者只傾向於詭辯,只注重辯論技巧，玩弄辭令，或者滿足於華麗的修辭和在法庭上辯論的成功，並沒有提出什麼教育理論。

智者常用的方法是論辯術和雄辯術。論辯術又可分為巧辯法和矛盾法。他們進行不適當的區分；混淆概念；不合適的定義；在對話中通過提問方法逐步使對手接受自己預先設計的答案。這些都是巧辯術的詭辯特徵。亞里士多德尖鋭地批判説：“正如遊戲中的騙局和卑鄙的競爭的不同特徵是確定的，巧辯就是論辯中的卑鄙競爭。卑鄙的競爭者不取勝決不罷休，巧辯者同樣如此。用這種方式論辯的人只是為了取勝，他們只是表面上的巧辯與好辯。智者就是那些為了公務和金錢的目的而這樣做的人。智者行為就是通過表面的智慧演示來賺錢的方式，為此，智者對邏輯證明的演示感興趣。”

智者常用的另一種方法——矛盾術即悖論的方法。在智者之前，芝諾已經使用這種方法進行哲學論辯。其特點是從一個論題中引申出與論題相矛盾的結論，或推導出公認的荒謬結論。當矛盾術被運用於日常話題時，它常與巧辯術混合使用。下面是柏拉圖記載的一個例子：“我們可以問：禿髮人和有發人的屬性相同還是相反？如果我們同意兩者相反，那麼，如果禿髮人是鞋匠，我們將不允許有長頭髮的鞋匠；如果有發人是鞋匠，那麼禿髮人就不能是鞋匠。”這個論辯不但混淆了“屬性”概念的不同意義，而且採用了矛盾法的形式，用結論的荒謬性推翻前提。柏拉圖在另一處説，把論辯結論歸結為矛盾的做法使人“憎惡論辯”。

智者派最著名的代表有普羅塔哥拉、高爾吉亞、伊索克拉底等，他們對古希臘的教育發展曾作出過重要的貢獻。普羅塔哥拉是第一個和最重要的智者，也是最著名的雅典教師。他是色雷斯的阿夫澤拉人,公元前 445年來到雅典。他與唯物主義者德謨克利特交往很密。但他所關心的是認識論、倫理學、語言的理論以及包括教學在內的與人交往的藝術。普羅塔哥拉是懷疑論者，他説：“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事物對於你就是它向你呈現的樣子。對於我就是它向我呈現的樣子，而你我都是人”。這種懷疑論在教育上有深刻的含意。它實際上是説，不要枉費時間去爭論神學或有神論的哲學，不要試圖確定誰或什麼是神、或者他們在宇宙中的地位，因為這些都超出我們認識的範圍。他自稱，他的教學是為了使學生成為良好的公民以及成功地從事私人和公共的事務。他很注重教育藝術。他提出“教育需要自然的素質和練習，而且必須從幼年開始”；“沒有實踐的理論和沒有理論的實踐都是無用的”，“文化在心靈中不會滋長，除非它達到很大的深度”。他最早研究文法，並把它引進課程中。高爾吉亞是雅典最早的修辭學家和著名的教師。他是西西里島萊奧提尼人，公元前 427年來到雅典。他與普羅塔哥拉一樣,也是激烈的懷疑論者，他是古希臘第一個用散文代替詩的作家，並把修辭學引進雅典。伊索克拉底是古希臘最成功的職業教師。他是雅典人，普羅塔哥拉和高爾吉亞的學生，也向蘇格拉底學習過。公元前 329年，他在雅典呂克昂附近創設第一個修辭學校，學生來自希臘各地。他認為辯論術是德行和智慧的產物，華麗的詞藻對於個人的美德和國家的正義只能起着襯托的作用，他要求把修辭和演説提高到真正藝術的水平。為了培養演説家，他提出要設置廣泛的課程，特別強調語言和文學在高等學校中的重要意義，並幫助哲學家們使雅典成為當時文學的中心。

智者派的主要代表是普羅塔哥拉和高爾吉亞。普羅塔哥拉著有《論真理》《論神》《相反論證》等，但皆已佚失，僅留下三條殘篇；高爾吉亞寫了《論自然或不存在》《海倫贊》《帕拉梅德斯辯護詞》等，分別討論哲學、倫理學和法學的問題。

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約公元前490一前421年），生於邊遠城邦阿伯德拉（德漠克利待的同鄉），在雅典當了40年的教師，後因被指控褻瀆神靈而遭驅逐。他以善辯著稱，培養了一大批學生，還有不少著作，其今有《論神》《論真理》《矛盾法》等。普羅泰戈拉在古希臘社會享有很高聲譽。在埃及孟菲斯挖掘出來的托勒密王朝時的塑像中，普羅泰戈拉與泰利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人並列。

普羅泰戈拉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人們經常引用它來表述各種不同的思想。如果“人”在這裏被理解為與世間萬物相對立的人類，那麼這句話表達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如果“人”在這裏被理解為與其他人相對立的個人，那麼這句話表達的是個人主義，甚至唯我主義的觀點。對於“尺度”亦可作不同理解：人究竟是按照自己的慾望，還是依據自己的認識來衡量萬物的呢？ 如果是後者，那麼，人究竟是用感覺，還是用理智來作為判斷事物的標準的呢？

這是一種感覺主義的真理觀。每一個人都是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世界中的一切對於一個人來説不同於另一個人，正因為對一個人來説存在着並向他顯現的東西不同於對另一個來説存在着並向他顯現的東西。按照這種理解，相對主義把知識歸結為感覺，並把感覺等同為個人的感覺。既然每個人都只能根據自己的感覺判斷事物，既然人們的感覺各不相同，那麼，他們必不能就事物的存在和性質作出不變的共同判斷。再者，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尺度和標準，沒有一個共同的標準衡量這些不同認識的優劣是非，這樣。相對主義的結論便順理成章地推導出來了。照此推理，如果把這一相對主義的原則更加徹底地貫徹，那麼將沒有理由否認豬、狗、猴等動物也是萬物的尺度，因為它們和人一樣具有感覺，有什麼理由説人的感覺優於動物的感覺呢？“人是萬物的尺度”於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高爾吉亞（Gorgias，公元前483-374年），出生於西西拉島，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來到雅典，以擅長演説著名。

他根據運動和變化的矛盾性，否認了知識的可能性。如果存在不是從非存在中派生出來，如果一切變化和運動都從非存在中派生出來，並且如果一切現象從變化和運動中派生出來的話，那麼在這個意義上説，任何現象都不存在。高爾吉亞提出了三個命題：

無物存在；

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

即使可知，也無法告訴別人。

根據這三個命題，他認為哲學是毫無意義的思想。他把修辭術的運用僅僅當作説服別人的手段，而不是獲得真理的方法，其中沒有理性討論的成分。對他來説，勸説最重要的目的是讓聽眾改變看法，因此對與錯並不重要。

在智者看來，一切知識、真理和道德都是相對的，都有賴於具體的感知者。在一個人看來是真的，就是他所説的真。沒有客觀真理，只有主觀意志。普羅泰戈拉指出：“事物對於你就是它向你呈現的樣子，對於我就是它向我呈現的樣子。”由此，他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應當指出的是，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個命題中的個人，主要是指個別的、具體存在的人，也就是個人。以個人作為判斷事物存在與否、真假、善惡的惟一標準，實際上提出了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樸素的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這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思想啓蒙作用。智者派的出現在希臘教育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第一，智者們推動了文化的傳播和擴大了教育對象的範圍，因而促進了社會的流動。第二，智者既拓展了學術研究的領域，又擴大了教育內容的範圍。智者適應了時代對辯論、演講的廣泛需要，抱着實用的目的研究與辯論、演講直接相關的文法、修辭、哲學等科目，並把這些知識傳授給他人。第三，智者們最為關心的是道德問題和政治問題，並把系統得到的知識和政治知識作為主要的教育內容。不僅豐富了教育的內容，而且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教育——即政治家或統治者的預備教育。智者們雖然沒有留下非常系統的教育著作，也沒有形成系統的教育思想，但從一些智者的著作殘篇來看，智者派對教育問題的思考是非常廣泛的。智者的出現表明，在希臘，職業教師已逐步取代原有的“大眾教師”（如詩人、戲劇作家），教育工作已經開始職業化。這對提高教師的地位、提高教育工作的成效，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也由於職業教師的出現，教育活動的內容、方法逐步規範化，這同樣有助於教育的進步。作為職業教師，智者們已經較為明確地意識到教育活動的特殊性，並開始自覺地把教育現象與政治現象、道德現象等社會現象相區分。他們把教育過程當做一個運用稟賦、進行練習的過程。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確地認識到，教育與政治、道德具有密切的相互聯繫，教育在國家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普羅泰戈拉指出：“一個合理的國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壞的公民在內，比起一個既無文化，也無正義，也無法律，更無使公民養成公正習慣的強制力的國家的公民來，都要更好更正直。他們的這種優越性要歸功於他們國家中的法律、教育、文化。”再一方面，智者（尤其是普羅泰戈拉）反對道德天賦論，強調道德是人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是可以通過學習和訓練而獲得的。智者對希臘教育思想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尤為突出。正是由於智者的出現，希臘教育思想才真正成型。這主要表現在，希臘教育思想所探討的基本問題，大多已由智者提出，並在不同程度上作了理論的探討。簡言之，在智者的教育思想中，已經包含了全部希臘教育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