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真法師

明真成年之後，曾在地方機關任過小職員，那是民國十年（1921年）前後的事，湖南在北洋軍閥統治下，大小機關黑暗腐敗，欺壓百姓。明真過不慣這種官僚衙門的生活，在他二十三歲那年，毅然棄職舍家，投入武昌蓮溪寺，依圓安法師座下剃度出家，時為民國十三年（1924年）。落髮翌年，到湖南南嶽祝聖寺受具足戒，戒師是越塵老和尚。自此以後，他一直居住在湖南，以湖南為他的第二故鄉。

南嶽是湖南佛教中心，設有一所南嶽僧侶學校，是素禪和尚和靈濤法師等所創辦，以靈濤法師任主講。明真圓戒後，即在該校肄業。由於他天分頗高，又刻苦向學，故成績優異，深為靈濤法師所器重。民國十五年（1926年），南嶽僧侶學校由於保守勢力的抵制，以不合作的態度拒繳分攤的經費，致僧侶學校無以為繼，不得已於民國十五年（1926年）停辦。明真乃住在祝聖寺自修。民國十八年（1929年），靈濤法師把僧侶學校遷到祝聖寺，改名為南嶽佛學講習所。明真以具有國學基礎，被聘為講習所國文教員。此時他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老師，也是學生。他一方面為學會僧講授國文課，另一方面，靈濤法師在講習所講授《成唯識論》、《攝大乘論》等課程時，他也隨眾聽講。功課之暇，他自修研讀禪宗典籍。這時，他開始執筆為佛學論文、散文、小説等，向當時的佛教雜誌《海潮音》、《人海燈》、《正信》等投稿。也與太虛大師門下如大醒、芝峯諸法師通信，請教佛學問題。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侵華軍興，中國八年抗倭戰爭爆發。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季，巨贊法師受南嶽寶生和尚之邀請，到南嶽的佛學講習所任教。巨贊法師思想激進，到南嶽的目的是從事抗倭活動。是時是國共合作時期，軍方在南嶽設有“遊擊幹部訓練班”，共產黨要人葉劍英任副主任。巨贊在田漢等人的引見下，與葉劍英見面，在葉的鼓勵和支持下，巨贊在南嶽成立佛教抗戰協會、南嶽佛道救難協會、佛教青年服務團等組織。明真在此時認識了巨贊，二人意氣相投，成為好友。明真也受巨贊法師思想的影響，感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投身於抗倭活動。

南嶽的“佛道教救難協會”，是民國二十八年（1939）五月在祝聖寺成立的。在成立大會上，選舉出寶生老和尚為會長，祝聖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緣，三元宮住持劉光鬥四人為副會長。會下分股辦事，由演文任訓練股長、巨贊任宣傳股長、曼慈任庶務股長、靈濤任書記長，而明真擔任了文書股長。該會的組織大綱和宣言，都出於明真之手。他所撰寫的標語中，有一條是“當漢奸的，生受國法，死墮無間”，曾傳誦一時。民國三十年（1941年），湖南籍的道安法師，在桂林創辦《獅子吼》月刊，明真也是撰稿人之一。

抗戰勝利之後，明真法師仍駐錫南嶽，先在祝聖寺的南嶽佛學講習所任教，後來南台寺住持了達、監院見宗二師，請明真法師到南台寺，另行成立“南嶽佛學研究社”，由明真擔任主講，先後講過《成唯識論》、《教觀綱宗》等。當時同在研究社任教的尚有道屏、暮笳等法師。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明真法師曾應國立湖南師範學院師生之請，到該院講唯識學，講稿發表在當時的《海潮音》月刊上。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時當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兵源不繼，湖南省政當局要徵青年僧侶入伍當兵。南嶽僧侶組織“湘桂僧青年聯合請願團”，由明真起草請願團宣言，反對這項措施，宣言中聲稱∶“抗戰時期，和尚當兵是為了救國，而今是內戰，和尚不能參與。”

是年秋季，明真法師在長沙福開寺做客，湖南佛學講習所的教職員如大定、博明、自智、寶曇、戒圓等人，均視他為導師，不時向他請益。1949年8月，湖南解放，明真一度遷至湖南省武岡縣，在鄉間一所小庵暫居，等局勢安定後，仍返回南嶽祝聖寺。這時南嶽特別區的人民政府，聘請他為工作人員，從事文物管理的工作。1950至1951年，湖南農村進行土地改革運動，明真以其一貫支持農村反封建的思想寫過一篇〈寫在南嶽土改快要勝利完成時〉的文章，發表在《現代佛學》月刊上，他要求佛教徒支持這場運動。

1952年冬，明真法師應長沙佛教界人士之請，出任長沙福開寺住持。翌年，在長沙市佛教徒大會上講話，提出佛經上“隨順眾生，恆不捨離”語作為原則，要求佛教徒在思想上念念不忘眾生，為眾生利益安樂着想；勉勵出家人積極參加生產，以生產與修行兩者結合起來，把生產當佛事，寓修行於勞動。後來，長沙市僧眾生產合作社和尼眾生產合作社，合併組成長沙市第一染織生產合作社，明真指示他的學生，青年僧人博明和戒圓，支持和推動這項工作。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明真法師出席了成立大會，當選為佛協理事。翌年，又當選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同年應北京的佛教協會之邀，到北京參與佛協的工作，以後就長期駐錫在北京。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成立，由周叔迦居士任教務長，明真法師任副教務長。1957年，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明真當選為常務理事。

1958年，他又被選為長沙市佛教協會會長，是年底，應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之請，於1959年返回湖南，參加《湖南省志．宗教志》的編纂工作。同時參加的還有南嶽的僧侶曼慈、心專、戒圓、紹賢等法師。《宗教志》中的佛教篇章，由明真法師主編，從確定體例到蒐集資料、編寫目錄、進行試寫，明真伏案工作，以一年的時間完成初稿。唯這部《宗教志》，到1960年時因故中止，明真法師乃返回北京。

1962年，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真當選為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這時他年已六十一歲，仍在佛學院開課，培育後進。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期間，佛教領袖人物，包括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巨贊法師在內，都受到鬥爭，明真也不例外。他在北京，原住在法源寺，後來被迫遷到廣濟寺，再被迫遷到伊斯蘭經學院，後來又奉命再遷回廣濟寺。明真以佛家忍辱、無諍的精神，一切逆來順受，泰然處之。叫他搬遷他就搬遷，叫他做某項工作他就做。不但做，而且是十分認真的做。煩惱當前，他當是修道的助緣，就這樣他捱過了苦難的十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明真老法師已經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復宗教活動。在1980年，於中國佛教協會的大會上，明真老法師又當選為佛協的副會長兼秘書長，同時也接受佛教協會的安排，出任北京名剎法源寺住持，兼任中國佛學院副院長。1985年，又被選為湖南省佛教協會會長、長沙市佛教協會會長。是年他已高齡八十四歲，他不顧年邁，親回湖南主持湖南佛教第一屆代表會議，並主持省佛教協會和市佛教協會的成立。老法師回湖南開會期間，正是酷熱的夏天。會後回到北京，以辛勞過度，患了腦血栓症，行動不便。自此以後，他寫信、寫文章等工作，就只能口述，而由侍者代為執筆了。

1987年，明真老法師以八十六歲的高齡，繼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會長趙樸初居士多方面關心他，他也感激不盡。他雖在病中，仍以奮鬥不息的精神，授徒講學，著述不輟，甚至於還接待海內外賓客。他的重要佛學著作，如《身非是“我”論》、《精神的試析》、《大乘百法明門論臆測》等，都是在這段時間內問世的，受到各方面的注視和好評。

1989年春季，明真老法師健康衰退，他曾對侍者説∶“我今年已八十八歲了，也該死了。不死的多餘時間，得以多念念佛。希望大家不要讓我吃這樣的藥、那樣的藥。‘阿彌陀佛’四字便是我吃的藥。”到了四月間病情增重，法源寺的執事人員，送他到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廣安門醫院住院，延至5月17日，在眾人唸佛聲中安詳而逝。世壽八十八歲，僧臘六十六，戒臘六十五夏。

明真老法師一生以從事僧侶教育、培育佛門人才的時候居多。他平時指導學生∶要將佛法融合於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樹立無我思想，建設人間淨土。他一生清貧澹泊，從不享受，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生平著作甚多，但大半都已散失，如今，蒐集起來可編定成集的，約七十萬字。主要的論着有《身非是“我”論》、《五藴皆空的研究》、《大乘百法明門論臆測》、《什麼是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