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疆政策與中國社會發展

該書由緒論、七章及結語組成。第一、二章分別從海防的形勢、任務及效果等方面來論述明代、清代的海防政策與階段性。第三、四章則關注的是明清兩代的海外貿易政策的演變，從統治階級的思想基礎來考察這些政策的形成及影響。第五、六章討論了明清時期的海洋移民政策的演變。第七章則是從海洋管理的出發點，政策的執行與影響等方面闡明海疆政策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 ^[2] 

一、該書從海防、海洋貿易、海洋移民三方面進行論證海疆政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較為全面地關注政策與社會互動。如剖析中外各種勢力對於海防建設面臨的種種困難時，從國內的種種走私商人、海盜、山寇、陸寇，到倭人、紅毛賊、英吉利等國西方殖民者。方法上以劃階段、分類型對於海防進行詳細剖析、縝密論證得出結論。如在通過探討水師建立的目的、佈防與任務基礎上，作者説以往人們抨擊鴉片戰爭中清水師如何不堪一擊時，卻很少有人會想到這支“以查緝海盜為主的軍隊擔負對抗世界上頭號海軍的入侵任務，無異於以卵擊石”。作者強調海防建設中，官民之間關係處理好壞與否直接關係到海防成效。明初期所建立的防衞系統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民眾利益，然而隨着越來越極端的海禁政策，招惹了愈加強烈的反彈，“官方海防建設收穫了敵對力量迅速膨脹的苦果”。而戚繼光的“募兵制”，俞大猷等將領對土著鄉民力量的調用，有力地抗擊倭寇海盜等勢力，都表明了其充分利用民間力量的努力。因此，“官民力量的相互結合是平定倭寇的重要保證”。

二、作者在論述了海疆政策的時候，不僅注意到了不同時期政策的制定與調整，而且注意到了政策的執行效果。如在禁止貿易上，政府有“片板不許下海，艨艟鉅艦反蔽江而來，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作者認為政策與政策的執行間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又如對於明代海禁政策，作者説“隨着吏治的腐敗，海禁政策更是被執行得百種千樣，或陽奉陰違，或私開利竇，或怠於海防建設，失去了對沿海局勢的控制能力”。海禁是明清時期海洋管理的基調，地方和中央，地方官吏與朝廷大臣之間的意見也是不統一，所以“在實際的海禁政策執行過程中，經常是呈現出搖擺狀態，禁海中有開海，禁海時亦時開時嚴”。在沿海不同地方，地方官在執行政策時也寬嚴不一，矛盾叢生。

三、該書對於以往一些觀點的重新評價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指出明朝中期倭寇的猖撅，已不僅僅是日本國內鬥爭的副產品，中國國內的諸多矛盾都彙集到倭寇之禍上。倭患成為當時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物，不斷拷問着明政權的承受力。明政府和各級地方官員在慌亂中失掉了平靜心態，一直以一種疲於奔命的情緒，制定着偏嚴或過鬆的政策，作為王朝的子民時常陷於欲罷不能的境地，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作者認為明清的許多皇帝“或是把海疆的管理看做陸地防衞的延伸，一味地照搬陸地防禦的一套機制，在西北邊疆尚設立理藩院一類的機構，在東南沿海，向無專門機構。因為治理的多為漢人，政策的落腳點也不是如西北民族地區‘因俗設官’，‘因俗而治’，而是在東南區域推行了大陸化、集權化的政策”。 ^[5] 

2007年12月，該書獲福建省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4] 

王日根，1964年生，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已出版《明清民間社會的秩序》《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民營教育的歷史觀照》《明清小説中的社會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