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少逸

方少逸，又名方秉維，廣東中山（原香山縣）人。1911年出生於香山縣二區濠湧鄉。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入侵東北，南京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坐令國土淪亡，局勢艱危。正在廣州中山大學附中學習的方少逸，得到中共地下黨員、語文老師崔真吾的教誨鼓勵，組織思想進步同學前往粵西各地進行宣傳抗日活動。後來又與高中一年級同學組織“飛奔社”（取義於費邊社會主義的“費邊”兩字的諧音），議論國事，聆聽崔真吾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中山大學師生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支援十九路軍抗日，情緒激昂。方少逸進一步受到愛國主義教育，毅然參加了“中山大學高中抗日劇社”（後改稱中山大學抗日劇社），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1933年，方少逸升入中山大學社會系，在地下黨員何思敬老師以及鄧初民教授的薰陶下，讀了一些馬列經典著作，政治覺悟明顯提高，並萌發了參黨的要求。何思敬介紹他與“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宣傳部長、地下黨員梅龔彬認識。梅龔彬吸收方少逸參加“大同盟”宣傳部工作，並負責該盟機關報《民族戰線》的發行業務。旋以方少逸敢想敢幹，表現出色，派任該盟廣州支部負責人，參與廣州學運工作，並囑與何思敬教授密切聯繫，接受指導。同時，方少逸等還創辦《在抗戰旗幟之下》半月刊，動員革命青年和羣眾起來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報道廣州學運情況，革命羣眾爭相傳讀。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不分黨派，不分階層，聯合共同抗日。方少逸與“大同盟”同志立即響應黨這一偉大號召，在《在抗戰旗幟之下》刊物中大力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5年12月，北平學生髮動“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遊行示威後，廣州學生紛起響應。方少逸與進步師生髮動全市學生舉行抗日示威大遊行。

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在上海舉行成立大會。廣州方面，推選方少逸代表廣州學生救國會赴滬參加“全救會”和“全國學聯”。會後，方少逸赴港向“大同盟”梅龔彬彙報會議情況。為了擴大“全救會”的影響，方少逸在港協助何思敬和李章達等籌組“全救會南方總部”，負責指導華南地區的救亡運動，團結和鍛鍊了一批抗日救亡的革命骨幹和積極分子。

全救會“七君子”被捕後，反動派迫害進步人士和抗日愛國同胞的魔爪擴伸到廣東各地。在血腥鎮壓面前，方少逸不畏強暴，更積極巧妙地開展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在他主編的《在抗戰旗幟之下》期刊中，得到進步同學黃煥秋（後任中山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楊康華（原名虞煥章，後任廣東省副省長、暨南大學校長）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不斷刊出指導青年積極投入抗敵救國的文章。

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方少逸擁護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決的決定，於12月16日，在《在抗戰旗幟之下》以筆名王逸夫發表題為《西安事變與我們的任務》一文，主張“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以和平方式解決紛爭；堅持反對別有用心的一小撮國民黨軍閥妄圖發動內戰的陰謀，予日寇進一步人侵的機會”，目的在“逼蔣抗日”。該刊旗幟鮮明的抗日救亡的革命立場，被反動派禁止發行，改以《知識往來》、《青年知識》等刊名，繼續宣傳擁護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戰開始。《知識往來》（《在抗戰旗幟之下》被禁後改名）出版盧溝橋抗戰特輯，刊出多篇文章，歡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歌頌抗日前線將士的英勇殺敵。1937年10月20日，“大同盟”宣佈結束，剛從中山大學畢業的方少逸，與進步同學張克明、馮伯恆等在香港組織“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推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夫人梁定慧為團長。1938年2月，方少逸與梁定慧團長前往漢口慰問八路軍，受到葉劍英親切接見。是年8月，方少逸從香港運送一批藥物前往南昌新四軍辦事處，及時幫助新四軍解決了戰備急需。該服務團熱心救亡，曾募集藥品給八路軍，他們輾轉來到西安後，林伯渠介紹他們去延安參觀。1939年3月，方少逸帶領該團東江工作隊前赴廣東東江龍川一帶，宣傳和發動羣眾，以大量醫藥物資支援新四軍、八路軍。另一方面，又建立平民醫院，贈醫贈藥，為老百姓進行醫療服務。在多年的革命鬥爭中，方少逸從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從而加深了對黨的認識，衷心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於1939年4月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多年來渴望入黨的要求實現了。

1940年6月，方少逸離開粵東前往廣東戰時省會曲江。1942年，中共廣東省委在曲江被破壞，方少逸與地下黨的聯繫中斷，被迫轉赴桂林，由王亞南（《資本論》譯者）介紹在財政部粵桂區食糖專賣局做編輯工作。抗戰勝利後，回到廣州，轉入救濟署及聯合國國際難民組織廣州辦事處等單位工作。當時雖然未能與地下黨組織聯繫上，但方少逸仍以公開社會職務作為掩護，繼續與梅龔彬聯繫，掩護革命同志，為他們提供交通、運輸等方便，支援革命同志進行革命活動。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表面同意“國共和談”，實際上繼續推行獨裁統治，掀起內戰。1943年，方少逸參加了譚平山、陳銘樞組織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並於1946年出任“民聯”粵港澳總支部常委兼組織部長。1947年他在梅龔彬領導下又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的籌組工作，不斷來往於港穗之間。“民革”正式成立，方少逸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1949年7月前後，反動派瘋狂緝捕進步人士，當時在廣州進行地下工作的方少逸奉命轉移香港。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方少逸隨同李章達於17日由香港回到廣州。他先後擔任民革廣州市委會主任委員、廣東省委會主任委員、民革中央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廣州市房管局局長、廣州市司法局局長，廣州市人大、廣東省人大副主任和第三、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他非常熱愛民革組織，千方百計調動全省民革黨員的政治積極性，號召他們在工作崗位搞好業務的同時，積極出謀獻策，發揮參政黨應有的作用。在各種會議上或被訪發言中，他聯繫實際，結合數十年與中共風雨同舟，並肩戰鬥，爭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深刻體會，一再強調民主黨派必須堅決接受黨的領導和幫助，積極開展工作，革命事業才能有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期間，他一如既往，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維護國家的安定團結。經常與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民革中央保持密切聯繫，互通情報。在此期間，在方少逸等同志的影響下，全省民革組織均公開表態，反對動亂，擁護中共中央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的果斷決策。當有人問及方老，“建國前鬧革命，你曾領導學生上街遊行示威，為何今天卻裹足不前？”方少逸義正詞嚴地説，解放前為了反對日寇侵略，反對反動派獨裁統治，確曾與革命同志一起，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上街遊行示威，進行革命鬥爭。建國後，為抗議美帝軍艦闖進台灣海峽，也曾上街遊行示威，以顯示人民意志。現在，一小撮人妄圖推翻共產黨領導，背離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不但不參加，而且堅決反對。我們必須堅決擁護中共的領導，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廣東電台當日就把方少逸的談話，分別用廣州話和普通話反覆廣播了四次，收到一定效果。《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下發後，方少逸表示衷心擁護。他説：“《意見》進一步明確確立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為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提供了基礎，使他們在今後的工作實踐中和理論研究上有了準則。”他還強調，“民主黨派要加強自身隊伍的建設，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以共產黨為領導，以各民主黨派為參政黨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制度，是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實踐中作出的選擇，有着廣闊的前景，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既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也不同於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制”。方少逸這一擁護和接受黨的領導的思想，是從過去幾十年與黨合作，與反動派鬥爭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有着牢固的政治基礎，從來沒有動搖過。

方少逸在國內外有着廣泛的聯繫，為促進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為統一中國、振興中華做了許多有益工作。他積極擁護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以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經常聯繫、接待、幫助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華裔及原國民黨元老的後代，把情況反映給有關方面。美籍華裔商人伍競仁的祖父伍廷芳、父親伍朝樞以及古滂之父古應芬在廣州的墳墓被工廠擠佔，先後通過方少逸等向有關方面反映後得到圓滿解決。在祖墓落成儀式上，伍競仁、古滂等衷心感謝省政府和省民革在遷墳修墓中作出的巨大努力，異口同聲地説，“現在回大陸好像回家一樣”。方少逸等還促成修復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墓，幫助解決國民黨元老鄒魯夫人遺產，鼓勵鄒魯後人鄒杏到深圳、西安、北京投資經商。方少逸崇敬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革命、愛國、不斷進步的精神，建議民革中央和號召集資鑄造孫中山銅像分贈深圳、澳門等地。原國民黨保密局長毛人鳳的兒子毛渝南經民革中央和方少逸牽線在廣東設廠生產電話、交換機和通訊系統。毛説，“像我這樣身份的人，做夢也沒想到能來大陸投資，並能如願以償，報效祖國。”

方少逸半個多世紀以來，從事反對反動派獨裁統治、抗擊外敵入侵、爭取人民自由民主的革命鬥爭，從一個純樸的愛國知識青年成長為民主革命的堅強戰士。他一貫擁護共產黨，篤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熱愛民革組織，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與敵人拼搏，歷盡艱辛。1939年在革命鬥爭中光榮參加中國共產黨，與共產黨人及進步青年結下肝膽相照的革命情誼。後來雖因敵人破壞與黨組織的聯繫中斷，但他仍奮不顧身，投身民主革命洪流中，繼續奮戰，迎來新中國的誕生。生平夙願得償，感到無比的興奮激動，決心以更積極的態度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效力，為改革開放、統一祖國、振興中華作出新的貢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