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社會科學院中亞研究所

中亞研究所1980年建所。1980年建所初期，創建了一份季刊《蘇聯中亞研究資料》，1983年更名為《中亞研究資料》，1986年再更名為《中亞研究》。這份內部研究刊物一直辦到1998年，總計出了60期，刊發了涉及中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民族等學科的論文、譯文、資料等近一千篇，共約七百餘萬字，為自治區國際問題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 

所長：潘志平，研究員，主要著作：《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民族自決還是民族分裂》、《中南亞的民族衝突》《中亞的地緣政治文化》等。

副所長：石嵐副研究員。主要著作：《從千年第一戰談起》。

副所長：艾萊提副研究員。

西亞室主任：馬品彥，研究員。主要著作：《中國新疆伊斯蘭教史》、《新疆宗教史綱》等。

辦公室副主任：肖麗萍

資料室副主任：範紅蓮。 ^[1] 

國際問題研究屬於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新疆的國際問題研究是比較有特色的。如眾所周知，新疆地處我們偉大祖國的大西北，與其它省區相比，其最大特點是擁有最漫長的國境線，自東向西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八個國家接壤；新疆又是多民族聚居和伊斯蘭教廣泛傳播的地區，其中一些少數民族跨國界而居，與周邊國家的一些民族在語言、宗教、文化上有着傳統的聯繫。上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氛圍所決定，新疆的穩定與發展必然地受到國際大環境和新疆周邊小環境的強烈影響。這正是新疆國際問題研究的豐厚土壤。

新疆有關方面對國際問題的關注始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當時正是中蘇關係尖鋭對立時期，中國正面對着蘇聯霸權主義嚴重威脅，新疆則地處“反修前線”，所謂的“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是那個時代新疆地緣政治的主題。隨着中蘇關係的逐漸緩和，新疆的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對中亞問題的全面研究，日益迫切。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時值改革開放大潮，如何向西開放問題成為中亞研究所工作的重點。中亞研究所的主要力量投入了自治區的重大課題“新疆對外開放戰略研究”的工作。1987年出版的《新疆對外經貿問題研究》，就是這一工作的成果。

中亞研究所的研究領域已超出中亞五國範圍而涉及到與之毗鄰俄羅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國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化等國際問題。

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原蘇聯的中亞地區出現了五個獨立的共和國，新疆的地緣政治形勢發生較大變化。中亞研究所很快地推出兩本書：《中亞四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概況》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概況》（這兩本書後來合二為一：《中亞五國概況》）。這兩本書雖然是資料性的，但在國內還是第一次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這些新獨立共和國的基本情況，於當時急於瞭解這方面情況一些同志來説，解決了燃眉之急的問題。

1990～1994年間中亞研究所參加了新疆社會性科學院重大課題“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在新疆的傳播及對策研究”（“雙泛”研究）。“雙泛”研究課題組出版了報告集《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研究》、《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研究論文集》、《“雙泛”研究譯叢》（1～3輯）、《“雙泛”研究課題組內部參考資料》（1～4輯）、《“雙泛”研究內部參考資料彙編》等各類成果200餘萬字。這些理論學術研究，對於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具有重要意義。

新疆的西部是中亞五國，但是對新疆穩定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還有西南的近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西亞的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國。因此，對於新疆來説，國際問題的研究不能僅限於中亞五國。1991年，中亞研究所內成立西亞研究室，當年內部出版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五國概況》。此書同上述的《中亞五國概況》一樣，屬編譯性的參考書，但它標誌新疆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拓展。

與蘇聯解體幾乎同步的是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開始在中東、北非、中亞、東南亞穆斯林聚居地區氾濫，“三個主義”由此在新疆周邊橫行，並直接地影響到地區穩定和新疆安全。“三個主義”問題因此成為九十年代新疆國際問題研究的重點。1994年，中亞研究所的潘志平研究員與新疆師範大學王智娟教授合作展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中亞政局的發展的歷史、現狀與新疆的穩定”的研究工作。1995年，潘志平研究員主持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多民族國家的民族問題及民族理論的當代思考”。1994年，中亞研究所王鳴野副研究員主持完成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課題“中亞五國獨立以來的變革”，1996年，中亞研究所石嵐助理研究員完成自治區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新疆周邊安全形勢與對策研究”。上述這四項研究成果彙集在潘志平主編的《民族自決還是民族分裂——民族和民族分立主義》一書，於1999年出版。這部集中了這麼多較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學術專著一出版，立即受到學術理論界的高度評價。它在自治區第四屆社科評獎中榮獲一等獎。其成功不僅在理論研究上富有創新意義，而且所論貼近現實、貼近一般讀者，第一版印刷3000冊立即銷售一空，第二版加印5000冊，也很快售完，這在學術著作中是比較少見的。1998年，新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延琪與潘志平主持、完成了自治區社科基金委託項目“關於泛突厥主義文化觀的批判與研究”，其成果以《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為題於2000年出版，這部著作文字簡潔，説理深刻，將“雙泛”研究推向嶄新的境界，在自治區第四屆社科評獎中榮獲二等獎。值得提出的是，上述兩部書都很快譯成維吾爾文，各印五千冊，發行至全疆，受到廣大維吾爾讀者的歡迎。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9·11”事件後國際局勢大動盪，從千年第一戰阿富汗戰爭到打擊伊拉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的費爾干納地區、克什米爾和車臣等地的民族宗教衝突遙相呼應，再加上美國、俄羅斯空軍的進駐，新疆周邊形勢複雜微妙，新疆的穩定與發展從來沒有如今天那樣受到周邊環境的強烈影響。自2000年起，中亞研究所啓動了“周邊環境與新疆穩定、發展”的年度系列報告工作，已進行了第四個年度。2001年，潘志平研究員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周邊環境與新疆穩定、發展”和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周邊民族宗教衝突與新疆穩定”。2003年1月出版的《中南亞的民族宗教衝突》就是上述課題研究的最新成果。

新疆國際問題專家的工作不僅得到自治區黨委的認可，也得到新疆企業界的贊助。新疆羚羊建築裝飾企業有限公司與中亞研究所聯手合作，成立天山文化工作室（原名中亞文化研究工作室），自2002年起，每年出資10萬元，支持若干課題的研究和出版《歐亞戰略叢書》，先擬定在以後的五個年度內，資助出版25部較高水準的國際問題學術專著。2003年，《歐亞戰略叢書》第一批五部書如期問世，這些是：《中亞的地緣政治文化》（潘志平著），《美國的歐亞戰略與中南亞五國》（王鳴野主編），《中亞的民族關係：歷史、現狀與前景》（潘志平主編），《印巴分立：克什米爾衝突的濫觴》（陳延琪著），《從千年第一戰談起》（石嵐著）。

2004年，《歐亞戰略叢書》第二批五部書也將出齊，這些是：《2003：走出陰霾》（潘志平主編），《“東突”問題：來自學者的報告》（潘志平、王鳴野、石嵐著），《車臣：俄羅斯的反恐戰爭》（陳延琪、胡紅萍著），《中亞國家的內政外交》（趙常慶著），《新疆宗教現狀考察報告》（馬品彥著）等。

這些新著的問世表明，新疆的國際問題研究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説，這方面的工作已步入國內學術這一領域研究的前沿。其可貴之處在於新的思考，即在新世紀、新千年，為人們瞭解和認識世界和周邊提供了新概念、新視角、新的形勢概括和新的學術觀點。

新概念：新著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南亞”概念的提出。以往我們將阿富汗歸之於西亞國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是一片貧瘠的土地、一個內陸山國、一座穆斯林的家園，其政治走向、經濟發展，怎麼説也是無足輕重的，在很長時間裏，它成為地緣政治的死角、“盲腸”，鮮為世人所關注。但近二十年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9·11”後的“反恐”戰爭在那裏打響，一下子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可阿富汗在地緣政治的位置問題，卻令國際問題專家有點尷尬：一向被認為是西亞國家的阿富汗，卻通過費爾幹納盆地和克什米爾谷地與傳統意義上的中亞和南亞關係更為密切、難解難分。事實上，再將亞洲的這一大片地方分割成中亞、西亞和南亞分別討論，真有點問題。因此，“中南亞”這一新概念的提出，是地緣政治形勢的發展和有關研究的深入的結果。它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中亞”和“南亞”的簡單相加，而是具體界定為：在我國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亞五國，包括車臣在內的高加索地區、伊朗、阿富汗、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和擁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中南亞的民族宗教衝突》一書對此有認真、嚴肅的學術論證，當然，它是否有生命力，還要學術界的認可，並經受歷史的考驗。

新視角：地緣政治的概念已為人們所熟知，新著在不斷地使用它的同時，還提出“地緣文化”的概念。並以此作為一種基本的分析方法，反覆論證的是：民族宗教衝突總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這就為讀者觀察國際問題提供了一個比較新穎的視角。就“中南亞”而言，新著在當代地緣政治的分析基礎上着力於地緣文化的分析：這是絲綢之路的要衝，東西文明在這裏碰撞；這是民族遷徙的走廊，多元文化在這裏融合；這是宗教傳承的勝境，這裏的伊斯蘭文化絢麗多彩。

這一深厚的歷史底藴決定，阿富汗經常處於中南亞地緣文化的樞紐，也正因為如此，它在一定條件下就有可能成為中南亞地緣政治的樞紐。明瞭這一點，就不會對阿富汗內戰強烈地影響到周邊的安全穩定，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這三個“主義”在中亞、阿富汗、克什米爾廣闊地域連成一片，而困惑迷惘。正是有了這樣比較深刻的地緣文化的分析，“中南亞”的概念就有了更加紮實的基礎。

新的形勢概括：近年，三個“主義”在新疆周邊肆虐，對此，新著高度概括為“四座火藥桶”（阿富汗、費爾干納、克什米爾和車臣）和恐怖的“雙月帶”（車臣——中亞——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爾）：三股勢力興風作浪，“四座火藥桶”遙相呼應，在中南亞地區形成恐怖“雙月帶”：這兩條月牙形的焦點在阿富汗和烏茲別克斯坦。其前沿在我南疆邊界正對面的費爾干納谷地。這樣的形勢概括，新穎、準確、形象，發人深醒。

新的學術觀點：中南亞的民族宗教衝突錯綜複雜，對它們的認識也需不斷地討論和深化。新著在認真展開研究的基礎上對許多問題有獨到的見解，提出一些富於啓迪的學術觀點。比如“瓦哈比”問題的討論。

新概念、新視角、新的形勢概括和新的學術觀點，主要體現其學術價值，而這些非經院式的研究成果，其現實意義也是積極的。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張秀明同志為“歐亞戰略叢書”作序，表達了自治區高層領導的評價。

中宣部為落實中央11號文件即將斥巨資以加強中亞研究學科建設。中亞研究所正在進行的重大研究課題是：《新疆周邊環境年度綜合報告》、《中國新疆與中亞的經濟合作》、《中亞國家投資環境年度報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