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偽經考

《新學偽經考》從各方面論證古文經為偽作。認為秦始皇焚書是為了愚民而非自愚，故所焚皆民間之書，並不包括官方藏書。而且，秦行藏書之禁僅4年，也不可能盡焚天下之書。所以，秦亡後“六經未嘗亡缺”。又認為《漢書》實為西漢末年學者劉韻所作，《漢書》所記河間獻王、魯恭王得先秦所遺古文經之事皆劉歆所編造。斷言古文經乃是劉歆出於幫助王莽纂奪漢朝政權的政治目的，利用其校書之權偽造出來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經，而是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服務的“新學偽經”。自“偽經”出，孔子的“微言大義”特別是關於“改制”的微言遂湮滅無聞，孔子的學説被歪曲，失去原貌。又斷言東漢儒學乃是“新學”而不是漢學；宋明理學家所尊之經亦多“偽經”，所傳皆劉歆之學，而非純正孔學。進而認為，中國自此以後二十餘朝之君主“鹹奉偽經為聖法”，均背離了孔子之道，於是造成中國長期的黑暗。《新學偽經考》以大量篇幅考證《左氏春秋》、《周官》、《逸禮》、《毛詩》、《爾雅》等古籍為偽作。

《新學偽經考》提出的一系列結論在思想界引起強烈震動，梁啓超曾把它的出版比做學術思想界突然颳起的一陣狂風。它的價值和影響主要在政治方面。從學術角度看，康有為所做的某些論證、考據，不少地方有主觀武斷的毛病，連其弟子梁啓超後來也曾批評該書“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不過，書中也有一些考辨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