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主旨講文章應宗五經，戒浮豔，忌文人輕薄。認為五經（見六經）是文章之原，各種文體均原於五經：詔命策檄原於《書》，序述論議原於《周易》，歌詠賦頌原於《詩》，祭祀哀誄原於《禮》，書奏箴銘原於《春秋》。強調文章的社會功用在於“敷顯仁義，發明功德”，亦可“陶冶性靈，從容諷諫”，但須有所約束。他批評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恃才傲物，雖有盛名而終招禍患，主張文人重操守，文章有“軌躅”。認為文章要遵古制，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兼備，“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不能背本逐末，輕內容而重詞藻。他批評南朝文風浮豔不實，穿鑿繁冗，“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他推崇沈約“文章當從三易”的主張：“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文章》）歎服時人對沈約文章的評價：“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呼籲“盛才重譽”之人倡導改革文風。文章對輕視文學嗤鄙詞賦的觀點亦有所批評，認為揚雄視詞賦為“雕蟲篆刻”的看法失之偏頗，違背孔子重視《詩》的社會功用的見解。《文章》對南朝文風流弊的批評切中要害，其關於文章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和社會功用的見解，與劉勰同調，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