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原道

《原道》全篇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論“自然之道”。劉勰從天地萬物都有文采，説到人必然有“文”；所有萬物的文采，都不是人為的、外加的，而是客觀事物自然形成的。

第二部分從人類之“文”的起源，講到孔子的集人類文化之大成。人類文化起源於勞動，劉勰不可能認識到這點，而採用古代種種不可信的傳説，這是他的侷限。對孔子的作用也評價太高。

第三部分論“自然之道”和“聖”的關係。劉勰認為，古代聖人是根據“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來寫文章，“自然之道”是通過古代聖人的文章得到闡明的。只有這樣的文章，才能起到鼓動天下的巨大作用。

劉鹹炘對於本文的“闡説” ^[1]  如下：

以“麗天”、“理地”，明道之文，是以天地為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天地也。斯説也，超乎後世之以空虛為道者矣。

“實天地之心”，心字點出“文心”之所以名也。

彼時玄學正盛。老子云：“道法自然。”彥和之“原道”，蓋標自然為宗也。

“形立章成”，一氣摩蕩而宣五色也。“聲發文生”，一心運用而呈五音也。

“文言”者，文而言之，以推闡其義也。阮氏作《文言主》，即本此理。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即文言之義，非附會。

首標自然，次揭神理。明乎神理之宰無二，而流變之象多端。探原則歸統，逐末則失真也。

“符采復隱”，古文自有繁複處，故復其詞而隱其意也。

“鼓天下之動”，即風行地上之義也。

“旁通無滯”，義不偏畸也。“日用不匱”，言皆實理也。

劉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圖和“徵聖”、“宗經”的關係如何。

《原道》的最後一段已講到這個問題：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討論中，曾有人提出：“劉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這個意見是不錯的，論者正看到了劉勰寫《原道》篇的真正意圖。

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為劉勰論文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指萬事萬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規律，這是劉勰論證一切作品應有一定文采的理論根據。他不僅認為文采“與天地並生”，甚至斷言：“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採而何！”（《情采》）可見，文章應該有文采，在劉勰看來是天經地義的。劉勰論文而首標“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於此。

他雖然崇拜儒家聖人，卻認為聖人也必須本於“自然之道”，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説，從伏羲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這裏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聖人只有本於“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寫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

聖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動天下，劉勰認為，就因為他們的著作“乃道之文也”。這就表明，必須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產生巨大的藝術力量；而聖人的作用，只在於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發揮“自然之道”的作用。

所以説：“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這就是“自然之道”和聖人的關係。

對“道”和“聖”的關係，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聖人（主要指周、孔）的關係。

最近出現一種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聖（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經），聖（孔子）因文（儒家之經）而明道（佛道）。

”“道”不等於“佛道”，前已略及。這種“道聖”關係的新説，主要基於對“玄聖創典，素王述訓”的如下新解：

“玄聖”（佛）創《佛經》之典，孔子述“玄聖”所創之佛典為儒家之六經，故孔子之所述為“訓”。

此説的關鍵在於對“玄聖”的解釋，論者“肯定”是“指佛言而無疑”，實則大有可疑。其説主要根據有三：

一、宗炳的《答何衡陽書》、孫綽的《遊天台山賦》中説的“玄聖”是指“佛”；

二、《莊子》、《後漢書》、班固、何承天等雖用到“玄聖”，但“注家皆不得其確解”；

三、劉勰之前的宗炳、孫綽，劉勰之後唐初的法琳，均以“玄聖”專指佛，處於其間的劉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這些理由是很難成其為理由的。

宗、孫之文，“玄聖”指“佛”是不錯的，卻無法證明劉勰所説的“玄聖”也指“佛”。道理很簡單，“玄聖”二字與“佛”也好“儒”也好，都沒有必然聯繫，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遠古之聖。

僅以劉勰一家來看：《史傳》篇的“法孔題經，則文非玄聖”，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聖，炳耀仁孝”，豈能説使“仁孝”煥發光彩的“玄聖”是“佛”？

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聖創典”的“玄聖”卻並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詳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聖”尚各有所指，怎能據宗、孫的“玄聖”判定劉勰的“玄聖”必同指一物？

前面説過，佛入東土之後，為了宣傳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詞彙。怎能把宗、孫等借用道家與儒家早已運用的“玄聖”一詞，來反證儒道的概念源於佛家呢？

《莊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過“玄聖”，論者卻以為“注家皆不得其確解”。縱使不得確解，也不能證明“玄聖”即“佛”，何況並非未得確解。

成玄英注《莊子》的“玄聖、素王”為“老君、尼父是也”，“玄聖”指“老君”，“素王”指“尼父”。這怎是“泛指”，怎麼不確呢？

至於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聖”二字，説“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據了。

李善注《典引》：“玄聖，孔子也”；李賢注《後漢書》中所錄《典引》：“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這都是很明確的。

第三條理由就無待細辨了，論者自己所列《上白鳩頌》的作者何承天、《後漢書》的作者范曄，都是孫綽之後、與宗炳同時、略早於劉勰的人。范曄在《王充（等）傳論》中説的“玄聖御世”，是無法解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則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豈能頌佛為“玄聖”？“能不能説偏偏處於中間的劉勰”不用“玄聖”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聖創典”一句的“玄聖”所指何聖，要從劉勰的具體用意來定。他的原話本來講得很明確： 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 如把這幾句中的“玄聖”解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釋呢？要是不割斷上二句，則只能理解為“玄聖”指“風姓”，“素王”指“孔氏”，這就能順理成章，勿勞旁搜博證。要求旁證，也應於《原道》本篇求之： 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

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註腳嗎？

“風姓”即伏羲。相傳伏羲畫八卦，演而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釋，這就是“翼其終”了，“述訓”正指孔子的“翼其終”，“創典”則是伏羲的“畫其始”了。所以，“玄聖創典”不是佛主創典，而是伏羲創典。

如此，孔子要“述訓”的，也就不是什麼“《佛經》之典”，“聖”與“道”的關係，就不是儒家之聖和佛家之道的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