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轉型

概觀 反思西方近代文化轉型走過的歷程和付出的代價，對於正處在矛盾選擇中的中國文化轉型具有獨特的價值與意義。代價論告訴我們，人類的任何一種價值選擇行為都必須有得有失，無代價的價值追求與創造是不存在的。

西方人對傳統文化的公開的、全面的挑戰肇始於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從那時起，這場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文化轉型運動走過了數百年的艱苦歷程。這期間支配了西方人頭腦達千年之久的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改造。痛苦、損失乃至失望、災難不可謂不多。轉型中逐步確立起來的現代文化在帶給人們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同時，也因自身的缺陷和極端化等弊端使得現代人付出了迷茫、失落甚至頹廢的精神代價。以致於今天無論是已實現轉型的先發國家還是正在進行這場變革的一些後發國家，都感受到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矛盾，感受到了不同領域的文化之間出現的“斷裂”或衝突。西方社會至今仍受到這些代價影響的痛苦折磨和糾纏。

近代西方的文化轉型中影響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文化思想運動有兩個：一是起源於歐洲南部的文藝復興以及隨後發展起來的啓蒙運動。另一個是起源於北德意志的宗教改革運動。它們從不同的方向上打擊了西歐傳統文化，動搖了中世紀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個體性和自立性等基本特徵的現代西方文化。以文藝復興為代表的文化轉型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眾多因素錯綜複雜、交互作用的結果。文化思想領域的大變革同經濟領域由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以及政治領域爭取民主、自由制度的革命，就其內在聯繫和影響而言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就他們的本質和趨勢來説是一致的。恩格斯曾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裏表現出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7頁。）文化轉型離不開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和進步，也離不開制度層面的支撐和鞏固。同時又有着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邏輯。

在文化轉型前的中世紀歐洲，基督教精神傳統是維繫整個社會的唯一穩定的社會文化力量。基督教文化控制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與行為、痛苦與歡樂，從出生到死亡，每一樣日常事務背後都站着教會，受着宗教文化的支配。宗教文化幾乎成了西方傳統文化的唯一代表。文藝復興運動高舉個人自由、人格崇高、世俗幸福的大旗向傳統文化的束縛發起了進攻。他們肯定個人的價值和生存意義，主張重視自我實現和個人的尊嚴，強調發揮人的秉賦和潛能。這些思想觀念正是商品生產和自由競爭在社會文化領域的表現。它使過去長期束縛人們的封建紐帶逐漸鬆弛，個人獲得了更多發展的機會，從而促進和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文藝復興所要“復興”的實際上並不是古希臘羅馬人的社會理想，而是近代歐洲市民階級自己的文化理想。文藝復興發展成後來的啓蒙運動是歐洲文化轉型歷程中的順理成章之事。他們所要給人們啓蒙的思想意識，作為一種文化追求就是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等這些基本價值，它們與商品交換的市場經濟運作模式和從其發展出的契約制的議會民主制是相互呼應和相互支持的。恩格斯盛讚它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進步的變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頁。）

繼文藝復興之後，被恩格斯稱之為“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宗教改革進一步推動了西方文化的轉型，意義極其深遠。宗教改革針對落後的宗教文化宣揚“信仰得求説”，認為人的信仰就是一切，人只要信仰，無需任何中介就可獲得上帝救贖的恩典。於是，人成了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主體，體現了個人自由這一時代精神。新教倫理公開為財富辯護，把財富看成是美德的基礎，宣揚自由競爭、平等參與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觀念。它們實際上是現實生活在精神文化領域的折射。宗教改革的思想激發了個人的創造性與獨立性，肯定了人生的價值。

代價 文化轉型過程中，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的觀點在歐洲得到了廣泛而深刻的傳播，後來又在世界其它地區蔓延。但是它們所取得的這一切成就和勝利也是有代價的。

首先，“它譭棄了曾一度被實質性傳統、基督教信仰以及對於祖先的孝敬、對家庭和其他機構中的權威的恭敬所佔據的大部分領域”，並“頭痛地發現了許多出乎意料的困難。”（注：《論傳統》E·希爾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第28頁。）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轉型時期帶給社會前述偉大進步和歷史價值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的精神危機，引起了人們的信仰迷茫和生存意義的失落。這種代價同社會轉型時期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變革的突飛猛進密不可分。以往一切都由上帝來裁決的人間事物現在則改由科學來裁定，將科學變成了現代人的上帝。但是科學卻無法解決人的生活的全部問題，尤其是生活的意義和信仰問題。人們將全部的文化和整個生活世界搭掛在科學上，其結果反倒是科學脱離了文化的制約，脱離了人們真正的生活世界。文明社會在控制外部世界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在人的本性、人的精神價值的發展上卻暴露出許多空檔。人們普遍需要的意義感、安全感和穩定感在被解放出來的自由的、驟變的社會中無法找到它的根基。於是許多人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和意義，產生了另一種強烈的願望即“與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種聯繫，以圖緩解動盪不安，即使這樣做要以失去個體自由為代價也罷”。（注：《對自由的恐懼》弗洛姆，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第25頁。）

另外，文化轉型將個體從宗教束縛下解脱出來後，卻又將他們置於了自身無法把握的撲朔迷離的市場中，於是出現了激烈的競爭、焦慮的心理、冷漠的人際關係、人失去自我控制等消極現象，迫使個人將外部的壓抑轉向在內心精神世界給予抵禦和自我安慰，造成生活的痛苦，導致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用存在主義者的話説，這時的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獄。“失去幸福，增加罪過感便是我們為前進而付出的代價。”（注：《弗洛伊德全集》第21卷，英文版，第134頁。 ）這種文化轉型導致的當初始料不及的代價隨着文化變革的持續，表現得愈加突出和尖鋭。

其次，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過程中還付出了慘重的人的代價。以宗教改革為例，這場運動的進行，新教統治地位的確立是以對異教徒的殘酷迫害和清洗為代價實現的。16、17世紀的歐洲正是由於新教的出現才使得宗教情緒變得異常激烈。這不僅表現在天主教對新教的迫害和鎮壓所引起的反抗上，而且表現在新教本身的不寬容上。宗教改革的宗旨是要純潔信仰、清除腐敗，它反對的是腐化了的教會和教階制度，而不是基督教教義和宗教本身。但它們確立自身力量的手段卻與中世紀的天主教幾乎無異，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國的國教（新教派別之一）在19世紀中葉以前從未停止過對非國教徒的歧視和迫害，一切非國教徒都不能擔任公職，他們甚至認為，引用《聖經》時要是弄錯了一個逗號都是足以判處死刑的。加爾文在瑞士所實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新教專政。他成立宗教法庭，監視市民的私下議論，對被懷疑有異教觀點的人或異教徒有權處以直至死刑的各種處罰。因此，如同許許多多的宗教派別一樣，宗教改革運動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以虔誠的異教徒的鮮血為代價實現的。

再次，近代西歐文化轉型中的代價還表現在它造成了西方商業文化的泛濫、享樂主義的流行。這是有悖於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者的初衷的。那種對財富金錢的無度貪慾、以金錢為標準衡量一切社會價值的做法本身並不是他們所追求的與市場經濟和當時的歷史趨勢相適應的所謂資本主義精神，也不是他們的目的所向。但是，後來的現實卻是，隨着財富的增長，他們的勤儉、憤怒、肉體的慾望，眼睛的慾望和對生活的渴望也成比例地增強。它是社會文化變革過程中因價值追求目標的內在矛盾所付出的代價。倡導人們勤儉、敬業、追求財富的積累，同時又要求世人節制貪慾。其衝突必不可免。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這種結構性矛盾和困惑至今仍困擾着處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的國家和個人。

最後，這種文化轉型在後來還產生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嚴重消極後果，即個人的主體性的失落。中世紀的宗教時代，人以自身外化的意識——神性作為理論基礎，以神的人化形象作為實踐基礎，闡釋人自己的生命存在，以此使自我意識獲得文化的支持。在近代以來，人的最終文化支持轉變成了工具理性和實踐層面上的技術張力。這種文化意識導致了人與物質世界的割裂，最後達到尖鋭對立的地步。“主體”在物質世界“人化”的過程中，雖然建設了一個工業文明，卻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變”現象，人自身由物質文明的膨脹而“物化”了，人逐漸成為自身物質改造活動的產品的奴隸和附屬品。人在建設工業文明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為自己戴上了“工業文明”的鐐銬，由征服者逐漸變成了被征服者的“俘虜”。這不能不説是一個寓意深刻的文化悲劇。“人性”也被迫扭曲自己曾經炫耀過的“主體性”去適應物質文明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