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

【瑪格麗特·米德】(1901—1984) 美國女文化人類學家。心理分析人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學習心理學．後轉為人類學。曾師從博厄斯。1929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美國人類學會會長、應用人類學協會會長．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哥倫比亞大學現代文化研究會主任等。長期從事以野蠻社會為對象的野外調查，主要研究區域為南太平洋地區．米德把心理學觀點引入人類學．側重研究了幼兒期育兒方式、青春期，社會文化與個性、性別與氣質等同題。她在研究中習慣於把心理因素與文化因素相聯繫．對“文化與人格理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曾積極參與“國民性研究一計劃。主要著作《薩摩亞人的青春期》(1928)，《在新幾內亞成長》(1930)，《三個野蠻社會的性與氣質》(1935)，《男性與女性》(1949)等。 ^[3]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獨闢蹊徑地在《文化與承諾》中，從整個人類文化史的考察出發，提出紛呈於當今世界的代與代之間的代溝導源於文化傳遞的差異，她強調了文化進化中的間斷性。 ^[2] 

從文化傳遞的方式出發，米德將整個人類的文化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前喻文化、並喻文化和後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輩主要向長輩學習；並喻文化，是指晚輩和長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人之間；而後喻文化則是指長輩反過來向晚輩學習。 前喻文化，即所謂“老年文化”，是數千年以前原始社會的基本特徵，事實上也是一切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徵。原始社會的生產工具十分簡陋，勞動主要靠人力進行，加之自然環境的險惡，使人們缺乏社會變革的必要的物質手段，因而整個社會的發展十分緩慢。人們從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設想自己的生活能和父輩、祖輩的生活有什麼不同，在他們眼裏生活的意義是既定的，前輩的過去就是他們的未來。從這裏出發，米德闡釋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點，即儘管有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微弱變化，但人們的生活道路是無以改變的。年輕一代的全部社會化都是在老一代的嚴格控制下進行的，並且完全沿襲着長輩的生活道路，他們當然也就“只能是長輩的肉體和精神的延續，只能是他們賴以生息的土地和傳統的產兒”。這樣的文化中就構成了前喻文化能夠得以保持的兩個基本條件：缺乏疑問和缺乏自我意識。這種文化的傳遞方式，當然也就排除了年輕一代對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溝產生的可能。誠如房龍在《寬容》中所説：“在無知的山谷裏，古老的東西總是受到尊敬。誰否認祖先的智慧，誰就會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 ^[2] 

我們再看並喻文化、它從根本上來説是一種過渡性質的文化，它肇始於前喻文化的崩潰之際。由於先前文化的中斷使年輕一代喪失了現成的行為楷模。既然前輩無法再向他們提供符合時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們只能根據自己切身的經歷創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環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為自己仿效的楷模，這就產生了文化傳遞的並喻方式。在並喻文化的形成過程中，釀就了最初的代際衝突。對於年輕代來説，在新的環境中，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不完全同於、甚至完全不同於他們的父輩、祖輩和其他年長者：而對於老一代來説，他們撫育後代的方式已經無法適應孩子們在新世界中的成長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況，充分證實了這種由於老一代不再能夠繼續引導青年前行而產生的代表新與舊兩種生活方式的兩代人之間矛盾與衝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夠儘快適應遷居國的文化，最為基本的途徑就是接受遷居國的教育。由於孩子們能夠較快地掌握遷居國的語言，往往可以反過來向父母介紹當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們所作的有關什麼是標準行為的解釋。但是，和年輕一代對新的行為方式的接受有一點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須面臨先前的行為方式的喪失。這種喪失是痛苦的，因為這意味着對先前生活的否定，簡言之，意味着對自身的否定。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輕一代產生齟齬牴觸。通過對前喻文化和並喻文化的描述，米德轉入了對後喻文化的剖析。

後喻文化是全書的華彩之章。它也是人們所稱的“青年文化”。這是一種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傳遞過程，即由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他們生活在世的前輩的過程。如果説在前喻文化（即傳統社會）中，社會化的對象是社會中尚未成年的個人，那麼，借用社會學的術語，後喻文化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反向社會化”。“在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來的是晚輩，而不再是他們的父輩和祖輩。”米德的後喻文化理論完全奠基於二次大戰以來迅猛的社會變遷之上。如果説二次大戰以後世界確實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所謂“信息時代”），那麼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時代已經到來的少數幾個天才人物之一。二次大戰以後，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使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電子技術、生物技術、激光和光導纖維為主的光通訊技術、海洋工程、空間開發，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在幾十年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無以逆轉的變化。未來再也不是今天的簡單延續，而是今天的發展之果。在這全新的歷史時代面前，年長者的經驗不可避免地喪失了傳喻的價值。人類已經將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拋在身後，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新時代中。這新生活的挑戰卻激發了年輕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代能像今天的年輕一代經歷這林林總總的變化，同樣也沒有任何一代能像他們這樣“瞭解、經歷和吸收在他們眼前發生的如此迅猛的社會變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