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涉學

近代以來，雖然對於文化的定義不斷變化但其總體來講，所謂文化是指具有歷史性和後天性，進而形成了集體或者特定團體可以通過學習掌握並獲得人類文明一切活動的複合體。由此導出所謂“文化體系論”的四個主要特徵：第一、整體與個體或全體與局部的聯繫。第二、文化內部和外部的共性與個性，比如説：以西方等外部視角來看東亞文明，中日韓三國的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同時其內部卻又有各自文化的獨特性。第三、文化內部個體或部分所具備的特有機能。第四、文化體系具有平衡回覆的功能。

具有以上四個特點的東亞文化體系，在其內部進行交流接觸時，便不單是從中心向周邊進行文化輸出的單系發展過程，而是在輸出的同時在於周邊文化接納與改造中產生新的載體後反作用於中心，形成中心→周邊，周邊→周邊、周邊→中心的閉合。比如唐本書籍流向日韓形成朝鮮本與和刻本後又迴流至中國。又如“哲學，經濟，電話，人民，共產黨，共和國”等近代日本漢字又反作用於中國進而被接受與運用等。正是基於這種文化流動並非單向性，而是在彼此共識的基礎上進行接觸，融合等一系列雙向互動的行為，所以這門學科被稱作文化交涉學，而非文化交流學。

以往的研究中，文化間的流動多以特定領域和特定的人、物、制度等單一事例進行研究分析，雖在語言，思想，宗教，文學，民族，歷史等各領域取得相當的成就，但由於缺乏對於整體性的把握，使得東亞文化間互動交涉的全貌上呈現一定的欠缺。而普通人文學的研究也過於基於研究自身擅長、熟悉領域，進而而忽視了與其他領域的接觸與探討，缺乏了研究的整體性和連貫性。

除此之外，較多的人文科學研究都是在設定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大前提下，以此為單位去研討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譬如中日、中韓、日韓交流史就是在以兩個國家為框架展開研究進行的，但對於這樣一個近現代才形成的國家民族概念，是否適用於東亞地區近世，中世甚至更久的交流史研究中尚待商榷。文化交涉學科設立之前，中日韓等國別的研究也被國家民族等概念所限制，超越這一框架的綜合性研究組織和領域也並未形成。

雖然東亞世界早已有東亞文化圈、漢字文化圈等的設定和認識，但是在對其進行研究時，依然沒有擺脱中心（中國）→周邊（日韓越等），文明→未開化這一思維模式。忽略了文明進化論中文化多線發展的思想，過度甚至刻意強調中國文化對於周邊的單方面影響，淡化了文化個體間雙向互動的特點與趨勢。從而使得在研究推進的同時其主觀性也被放大，對於文化交流的研究也趨於單調，難以全面把握文化傳播過程中的變化與影響。

而文化交涉學在吸收以往文化交流研究成果的同時，以更客觀全面的思維去延伸，對國家與地區間文化的研究並不採取單獨割裂的孤立研究方法。為使從國家、民族等傳統概念的限定中脱離出來，要求將東亞文化設定為相互接觸變遷後而產生的複合體，以人文學的不同角度對其重新闡釋，更進一步理解東亞文化的多樣性，發現與以往對於東亞世界認識的不同之處，更完整的展現東亞文化的全貌。基於從整體把握東亞文化的目的，2008年日本文部省在關西大學開設東亞文化研究科，進行文化交涉學的領域研究，並於2017年成立亞洲文化開放研究中心。使其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全球化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區域化合作更加明顯，東亞各國的相互依存度也進一步加強。儘管如此，各國間的摩擦也呈現出表面化與激烈化，這與各國間對於他國文化和立場的理解不成熟有着密切聯繫。對於不同文化體不能僅從本國和他國的優劣性與影響強弱來評價，而是要儘可能樹立從整體視角來把握理解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而文化交涉學的意義就是要從單一的一國文化主義中擺脱出來，將東亞地區界定為通過不斷的文化接觸而產生連鎖反應所構建起的複合體。以人文科學的各領域視角進行動態且複合的分析。更加有助於東亞各國間的理解與交流，客觀理性的分析他國對於本國文化的理解與認同性，為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與理解打下基礎。

目前全球範圍內開設文化交涉學學科的學校只有兩所均在日本。而其中日本關西大學是全球最早，也是唯一開設文化交涉學博士課程的院校。

日本關西大學東亞文化研究科.文化交涉學專攻 ^[1] 

日本上智大學文學研究科.文化交涉學專攻 ^[2] 

文化交涉學學科自設立以來，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與重視，先後兩次被選定為日本文部科學省的重點科研支持項目。

平成19年（2007）度當選日本文部科學省選定為全球COE項目 ^[4] 

平成29年（2017）度當選日本文部科學省私立大學研究ブランディング事業 ^[5] 

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6] 

東亞文化交涉學會 ^[7] 

關西大學亞洲文化研究中心 ^[8] 

《東亞文化交涉研究》 ^[9]  ，《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 ^[10]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