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鴻溝

1990年，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出版的《權力的轉移》一書中，提出了信息富人、信息窮人、信息溝壑和數字鴻溝等概念，認為數字鴻溝是信息和電子技術方面的鴻溝，信息和電子技術造成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化。

1999年，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名為《在網絡中落伍：定義數字鴻溝》的報告中定義：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指的是一個在那些擁有信息時代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擁有者之間存在的鴻溝。數字鴻溝體現了當代信息技術領域中存在的差距現象。 ^[3]  這種差距，既存在於信息技術的開發領域，也存在於信息技術的應用領域，特別是由網絡技術產生的差距。數字鴻溝現象存在於國與國、地區與地區、產業與產業、社會階層與社會階層之間，已經滲透到人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當中，成為在信息時代突現出來的社會問題。《新媒體概論》石磊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隨後，數字鴻溝最早正式出現在美國的官方文件裏面--1999年7月份美國官方發佈的名為《填平數字鴻溝》的報告。2000年7月，世界經濟論壇組織（WEF）向8國集團首腦會議提交專題報告《從全球數字鴻溝到全球數字機遇》。當年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數字鴻溝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問題。 美國“全國城市聯盟”的技術計劃指導Keith Fulton認為，必須落實培訓和教育方面的投資，數字鴻溝並不僅僅指是否擁有計算機。歷史上發生過“工業革命”，但許多國家在工業革命中各行其道，許多國家落在後面。

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文件，數字鴻溝指由於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全球發展和應用，造成或拉大的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羣體之間的差距。它的產生，從世界範圍看，就是由於發達國家經濟水平及信息化程度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所形成的信息不對稱；從發展中國家看，就是由於地區、行業、所有制以及企業規模等差異，存在着的信息不對稱。

數字鴻溝是信息時代的全球問題。不僅是一個國家內部不同人羣對信息、技術擁有程度、應用程度和創新能力差異造成的社會分化問題，而且更為尖鋭的是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因信息產業、信息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信息時代的南北問題，其實質是信息時代的社會公正問題。它涉及當今世界經濟平等、對窮國扶貧和減免債務、打破壟斷和無條件轉讓技術等諸多重大問題。 ^[4] 

在同一國家內部也存在着數字鴻溝。發達國家的國內分化表現在：

（1）階層差異。據調查，美國年收入7.5萬美元的家庭87%擁有電腦，68%的家庭上網，而年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家庭中，只有7%有電腦，2%上網。

（2）種族差異。美國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家庭的電腦擁有率和上網率要比白人和亞裔低60%左右。

（3）行業差異。美國信息技術業工人的平均年薪比其他私營部門工人工資高85%，1992年至1998年，信息產業工人與其他行業工人的年平均工資差距擴大了1萬美元。

（4）年齡差異。英國使用因特網的人口中有50%以上屬於15~24歲羣體，而這部分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的15%，超過64歲的人口中每25人中只有1人上網。

（5）男女性別之間、城鄉之間及不同教育背景人羣的信息化差距也日益明顯。

在中國，研究資料表明，數字鴻溝造成的差別正在成為中國繼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三大差別”之後的“第四大差別”，其本身已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正在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網絡用户雖然持續增長，但其普及和應用主要發生在城市，網絡用户中只有0.3%是農民，城市普及率為農村普及的740倍。 ^[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我國的地形梯級分佈相似，我國不同地區使用數字技術的程度也呈梯級分佈，只不過方向剛好相反，表現為東部沿海城市數字化程度相對來説比較高，而中西部地區數字化程度較低。無論是實際上網人數，還是上網人數所佔人口比例，東部省區都大大超過中西部地區。

“數字鴻溝”一詞是聯合國和發達國家首先提出的，發展中國家接受了這一概念，將之作為南北對話的重要議題。但就情勢看，發達國家在此問題上較為主動。

主要原因在於：由於信息化發展水平的不同，發達國家對新科技革命及信息化的相關社會影響較為敏感，特別對國內"數字分化"有較強烈的感性認識及危機感。

南北“數字鴻溝”問題及南北差距的繼續拉大，使南方國家對北方國家的敵意和反感增加，對全球化的疑慮增多，這不利於西方推進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因而引起西方國家的擔憂。

發達國家國內傳統信息產品市場已經趨於飽和，大批信息技術和產品需要通過大規模擴散實現增值和升級，此時發達國家公司急需打開、創造和培育發展中國家的信息產品市場。正如美國思科公司總裁錢伯斯所説“所有參與因特網革命和消除‘數字鴻溝’的公司最終也會享受到消除‘數字鴻溝’後帶來的市場機遇”，可謂一語中的。

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數字鴻溝"問題縮小南北“數字鴻溝”，不是簡單的信息化建設問題，必然涉及縮小南北整體經濟差距、扶貧、減債、增加官方發展援助等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不解決南方國家的貧困化問題，使之擁有進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條件，“數字革命”只能是空談。“正在捱餓的窮人不可能靠數字蛋糕充飢”。

信息革命及信息化的高速發展所帶來“數字鴻溝”等問題是跨國界的，需要世界各國的平等參與、深入研討、協商處理和共同管理。在信息領域新遊戲規則的制訂方面，由少數幾個信息大國或國家集團説了算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不符合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潮流，也不符合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縮小和消除“數字鴻溝”的努力，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常數字鴻溝可以分為接入溝和使用溝，即第一道溝和第二道溝。

兩層可分為：1 國與國之間數字鴻溝（主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

2國內關於數字鴻溝的分化

三層可分為：1全球化 2階層化 3 民族化

2020年11月24日，根據中國政府網的消息，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部門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頻事項和服務場景，堅持傳統服務方式與智能化服務創新並行，切實解決老年人在運用智能技術方面遇到的突出困難。 ^[2] 

發展中國家中有一半人口未打過電話，整個非洲的電話線路加起來才抵得上一個紐約曼哈頓島的電話線長，芬蘭一國的電腦主機數量要多於整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發達國家平均每千人擁有300台電腦。而發展中國家僅為16台。

發達國家人口僅佔世界總人口的17%，但網絡用户卻佔世界總量的80%。發達國家平均6.8人有一人為網絡用户，而發展中國家平均440人才有一人上網。

全球90%的電子商務額被髮達國家壟斷。美歐發達國家對信息技術的投資佔全球信息技術總投資的75%。國際互聯網全部網頁中有81%是英文的，其他語種總共不到20%。

在全球信息產業中，中央處理器（CPU）的產量美國佔92%，系統軟件產量美國佔86%。美國lT產業投資佔全球總投資的41.5%。美國微軟公司的"視窗"（WINDOWS）系統佔據全球操作平台應用量的95%。

1999年美國因特網用户佔全球因特網用户總量的一半以上，電子信箱佔全球總量的58%，電子商務額佔全球總額的75%，商業網站佔全球總數的 90%。世界性大型數據庫近3000個，其中70%設在美國，全球共有13台頂級域名服務器，有10台設在美國。

據我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的測算，美國信息能力的總指數約為我國的11.6倍。

2002年4月22日，美國Nielsen//NetRatings發表了有關2002年第1季度全球家庭因特網用户人口的調查結果。結果顯示，中國的因特網人口為5660萬，在各國因特網人口中名列第二，在亞太地區名列第一。

據該公司稱，如果中國家庭因特網普及率能達到已超過50%的美國、韓國、新加坡等國家與地區的水平，中國將成為非常有潛力的市場。據中國信息產業部透露，申請上網的新用户正以每月5～6%的速度增長。因此，如果這一增長率繼續保持下去的話，3～4年後因特網就將普及到25%的家庭（該公司）。

另外，由於中國只有35.6%的家庭安裝了固定電話，因此該公司預測，如果安裝固定電話的家庭增加，因特網人口將進一步提高。中國網絡用户雖然持續增長，但其普及和應用主要發生在城市，網絡用户中只有百分之零點三是農民，城市普及率為農村普及的740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城鄉之間的差距也大於東部。信息產業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到2000年6月底，西部農村固定電話普及率將僅為1%。在青海，還有21%的鄉鎮和65%的行政村不通電話。全國最後20%不通電話的行政村，絕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區。中國互聯網用户的地域分佈很不平衡，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02年1月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其分佈是華東（36.0%）、華南（24.3%）、華北（17.7%）、西南（9.0%）、東北（8.4%）、西北（4.6%）。排在最前五位的省（直轄市）分別是：廣東（10.40%）、北京（9.80%）、上海（9.20%）、江蘇（8.00%）、浙江（6.60%），最後五位是：貴州（0.60%）、海南（0.50%）、寧夏（0.30%）、青海（0.20%）、西藏（0.10%）。

廣大農村地區的老年人經常被智能手機上的一個又一個小圖標搞得頭大。“鄉村老年人不太會用智能手機，一是怕操作複雜學不會，二是怕沒人教、被年輕人嫌棄。”這些都是現如今農村地區老年人所面臨的數字困境。 ^[11] 

有數據顯示：超八成受訪農村老年人反映曾因沉迷於玩手機而影響生活，近六成稱自己經常刷短視頻超過3小時，三成表示經常熬夜玩手機，四成農村老年人還經常因為玩手機忘記幹活。 ^[11] 

另一方面，鄉村老年人在網絡謠言、不明鏈接詐騙、變相強迫消費、網絡傳銷騙局、返利詐騙等方面遭遇的風險比例遠比城市老年人高很多。近六成受訪農村老年人表示曾遇到過謠言且輕信過謠言內容，這一比例在城市老年人中達四成左右。 ^[11] 

彌合城鄉數字鴻溝不平衡的問題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家庭等各方面共同努力，特別是政府更多支持農村數字素養建設。但同時也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公益志願服務力量在提升農村老年人數字素養方面的積極作用。 ^[11] 

2020年8月，一段“老人無健康碼乘地鐵受阻”的視頻在網上熱傳，引發公眾對於老年人遭遇“數字鴻溝”窘境的熱議。 ^[1] 

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64億人，“十四五”時期，這一數字將突破3億人，我國將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8]  老年人口數量最多，老齡化速度最快，應對人口老齡化任務最重——三個“最”字，勾勒出我國當下及未來一段時期人口結構的基本國情。 ^[9]  對此，工業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國家衞生健康委共同印發《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行動計劃(2021-2025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給出了階段性目標：到2025年，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科技支撐能力顯著增強，產品及服務供給能力明顯提升，試點示範建設成效日益凸顯，產業生態不斷優化完善，老年“數字鴻溝”逐步縮小，人民羣眾在健康及養老方面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穩步提升。 ^[10] 

2021年3月21日，在由上海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上海市養老服務條例》中，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將積極開展“長者智能技術運用能力提升行動”，聚焦涉及老年人生活、辦事的高頻事項，通過開展智能手機應用培訓和幫辦服務，幫助老年人提升運用智能技術的水平，主要包括就醫、出行、亮碼、掃碼、繳費、購物、文娛、安全等應用場景，讓更多老年人成功跨越“數字鴻溝” ^[7]  。

2023年5月27日，上海市老年遠程學習指導中心聯合主辦的“銀髮e學堂”揭牌儀式暨項目發佈會在上海開放大學中原校區舉行。 ^[13] 

聯合國秘書處公佈的資料認為，通過信息技術和知識來創造價值的“新經濟”是一種“富國現象”。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搭上了信息革命的頭班車，在"知識權力"集中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重組和全球壟斷獲取“先行優勢”，已經牢牢佔據了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至高點。

廣大發展中國家尚處於工業化階段，部分國家尚處於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時期，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到來，使發展中國家肩負雙重發展重任，部分國家不堪重負，已經被邊緣化。

知識經濟的出現，使信息（知識）和人才成為生產函數中極為重要的內生變量，這客觀上弱化了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普通勞動力、土地和資源優勢，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和南南合作的潛力。知識和人才有其流動性和聚集效應，發展中國家知識創新體制落後、能力不足，而本國人才特別是高科技人才流失嚴重，遂在全球科技和人才競爭中處於下風。

信息技術和產業在發育初級需要高投入，揹負重債和財政困難的發展中國家無力承擔大規模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而普通民眾也無力支付高額教育和通訊費用，發展中國家在與信息秩序相關的規則制訂過程中幾無發言權和影響力。因此，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窮人被隔離在“數字鴻溝”另一邊。南北國家“數字鴻溝”問題，是南北經濟差距的產物，同時又加劇了這一差距，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的貧富差距自1973年以來已經達到創紀錄的水平，信息化進一步推動財富在信息技術所有者、企業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集聚，比爾·蓋茨等網絡鉅子富可敵國，無緣或不能掌握網絡技術的公民極易淪為赤貧或墮入社會底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實及趨勢，使社會不滿情緒上升，不穩定因素增多。

位於鴻溝的更不幸運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機會參與以信息為基礎的新經濟。在這種新經濟中，更多的工作與計算機相關。這同時意味着獲得較少的機會參與教育、培訓、娛樂、購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線得到的機會。

美國政府在其設立的"填平數字鴻溝"政府網站上指出了為所有美國人創造數字機會的重要意義：可獲得計算機和互聯網，並擁有使用這些技術的能力，對於充分地參與美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來説，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人們正在利用因特網，尋求商品和服務的最低價格；在家工作或者創業，利用遠程教學獲得新的技能，在健康方面基於更多的信息而作出更好的決定。

使用這些技術對於工作是越來越重要了，而在迅速增長的信息技術部門工作，更可獲得幾乎比其它部門高出80%的報酬。

創造性的運用技術，同樣可以在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方式上造成很大的區別。在一些課堂裏，教師使用因特網以跟上本專業的最新進展，和他們的同事交流授課計劃，更多的和家長溝通。學生們則可登錄國會圖書館，下載歷史事件的原始文件，可以通過互聯網，利用過去只有天文學專家才能使用的望遠鏡，探索宇宙奧秘；並且可以投身於更多的"邊做邊學"活動。學生們同時還創造了基於互聯網的可供其它學生利用的大量學習資源--例如有關瀕危物種，聲音的感知，美國法官制度探索等網站的建立等等。這些都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貧困者因此有雙重不利。他們無法及時獲取可以改善自身處境的工作信息，無緣電子商務以及尋求最低價所帶來的改善福利的良機。

經濟學家埃瑟·戴森認為，互聯網所帶來的最大改變，是改變了權力的分配。工業革命以來的兩個世紀裏，人類追求的都是經濟規模，比方説，大型工廠、大眾媒體。而互聯網的出現，開始讓世界朝另一個方向發展。互聯網是一種讓機會均等的新力量。

也就是説，未來的差別將在於能不能把握機會。以往沒有人或者很少人有機會，但是當人人都有機會時，就很容易看出，哪些人擁有必要的智商與自發的驅動力去善用這些機會。造成差別的不只是智商而已，還有個性和想象力。凡是把握機會採取行動的人，網絡可以提供給他們更多的力量。所以，一個人生來有多少財富、來自哪一個國家等等，這些因素在未來將越來越不重要，一個人的個性特徵，將成為他未來有沒有優勢的決定因素。

世界經濟論壇組織（WEF）2000年報告《從全球數字鴻溝到全球數字機遇》認為，我們應該更好的將注意力集中於"全球數字機遇"上。這將更有利於開展那些發展中國家抓住機遇的行動，因為那是我們真正面臨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向全球數字發展的轉換的機會。

技術進步，政策改革，在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的競爭，一起創造了一個所有國家都能從這場信息革命中獲得好處的境況。技術、速度、力量和可用性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增加，而費用卻在降低；過去只有大的組織獲得的能力可以被個人和小組織獲得。這為所有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加快經濟發展的機會。

例如：因特網和相關的技術與服務能極大地提高包括農業、製造業和服務部門在內的公司的生產力和競爭能力；能創造新的報酬優惠的工作機會，等等。而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已經從這當中獲得了好處。例如，小地方和個人企業家通過互聯網向國內外銷售當地的農產品和其他小商品。

但是，從實踐上來看，除非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取實質性的有利的措施，數字機遇不可能完全實現。首先，從教育和財政政策到電信管理，電子商務等等，新的國家戰略以及財政傾向應該建立起來。同時，國際社會應該承擔起支持者的重要角色。在提供技術，資本，商業專家，貿易利潤，技術援助以及其他相關方面作出努力。

縮小“數字鴻溝”，重要的是確保人們能夠平等地享用現代通信和網絡基礎設施，擁有大體平等的教育機會。在這方面，國際社會作出了一些努力。

1、“軟件銀行新興市場”項目。2000年2月，作為縮小全球互聯網發展的差距，國際金融組織與日本的軟件銀行合作，在100多個國家成立互聯網公司。該項目通過5個方法來縮小數字經濟的差別：

（1）覆蓋幾乎所有的新興市場--將近100個國家將逐漸參與這個舉措。在選定目標國家時，將着重考慮候選國家對互聯網發展的決心，適量的電話覆蓋率、廣播和電視系統，以及能夠使互聯網得以發展的足夠的設施和環境。

（2）與主要的互聯網和網站結構技術公司進行合作。

（3）在各個目標市場與當地的公司及創業者進行合作。

（4）提供所需的風險資金。

（5）使用"商業孵化器"的方式，來推動新公司的快速發展。

縮小數字鴻溝(5張)

2、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於2000年7月部長會議文件中，敦促各國政府把因特網和遠程通信的費用降至人們能夠承受的水平，向當地居民提供更多技術知識、創建更多公共接入點。文件還敦促各國政府開發使用本國語言、符合本國人民興趣的網站。經社理事會已成為一個特別工作小組，研究各國政府和私營部門確保所有社區在2005年以前都能接入因特網，並保證每個人在半天路程內可上網的計劃。

3、2000年7月本沖繩“八國首腦會議”通過《全球信息社會沖繩憲章》。文件提出了縮小國家間和國內民眾之間信息技術發展差距的一些原則性設想，決定成立一個高級別的特別工作小組（DOT FORCE）。特別工作小組的主要任務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制定相關的政策和規章制度，建設必需的網絡系統，改善電腦通訊連接設施，增加上網機會，降低費用，培訓人才，及鼓勵參與全球電子商務網絡。

4、2001年10月，上海APEC年會的部長級會議通過了《數字APEC戰略》，明確提出：各成員國要採取具體和聯合的行動實施數字戰略，並充分利用信息與通信技術革命，縮小數字鴻溝，迎接新經濟帶來的機遇。《戰略》包括三個部分：1、創造加強市場結構和機制建設的環境。2、創造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發展的環境。3、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和培養企業家精神。

5、2001年11月，在聯合國成立了解決“數字鴻溝”的顧問委員會的建議下，成立了由30多人組成的聯合國信息和通信技術工作組，我國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即是執行局成員之一。安南説，這一工作隊所面臨的嚴峻任務是如何在全球推廣新的科學技術，確保廣大貧困人口能夠從中受益，並使信息技術革命的成果能夠為實現促進發展這一戰略目標服務。

6、2002年3月18日～27日，國際電信聯盟（ITU）召開第三屆世界電信發展大會，本次會議以"數字鴻溝"為主要議題，引起了國際上的普遍關注。本屆ITU世界電信發展大會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國和地區的1500名政府高級官員、私營部門人士以及國際和地區性組織的代表，他們共同制訂一個旨在填平數字鴻溝的戰略計劃。必須解決數字鴻溝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美國 1998年美國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撥款達510億美元，其目的是：使每個8歲的兒童能獨立閲讀，12歲的學生能借助國際互聯網學習，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每一間教室、每一個圖書館和每一個兒童。2000年2月，美政府公佈“從數字鴻溝走向數字機遇”的報告，指出美國消除數字鴻溝的重點在於專業技術平民化、技能培訓和網絡內容實用化。在政府鼓勵下美國許多高技術公司已經在實施填平“數字鴻溝”的工程。

英國 2000年10月上旬，英國財政大臣布朗宣佈了一項“縮小數字差距”計劃。提出要為貧窮社區免費提供因特網接入點，免費提供信息技術培訓，為低收入家庭提供10萬台二手電腦。為了實現 "在5年內使每個英國家庭都能上網"的計劃，他頒佈了幾個重要措施：在全國建立超過700家的互聯網接入中心（IT access centers）；對那些願意為僱員租借計算機的公司提供税收優惠；培訓課程為網絡新手提供85%的折扣；提供10萬台整修過的計算機，以便低收入家庭低價購買或者租賃；在2002年之前，把互聯網接入英國所有的學校和圖書館等等。

法國為追趕世界信息產業前進的步伐，法國政府於1998年1月出台了大力發展網絡的計劃，決定投資60億法郎（1美元約合7.2法郎），鼓勵和扶持信息產業，使法國迅速與國際接軌，向着創造一個人人享有信息的社會大步邁進。政府認為，“網盲”就是未來社會的新文盲。併為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包括納税等活動在內的行政管理電子化；通過網絡向企業和個人發佈各種信息；向公眾免費提供各類可查閲數據和資料；為各類學校配備電腦，保證學生上網；多次降低電話費，對上網用户提供各種優惠；每年定期舉辦因特網節，向各階層人士普及因特網知識等。

承認數字鴻溝的存在，這是全世界共同的觀點。但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問題的實質在於全球化、信息化當中，民族國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佔據一定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時代裏，民族國家至少看來是存在的，因此，我們就必須考慮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否則，討論數字鴻溝問題的基礎便不存在了。

我非常同意朱厚澤前輩的觀點，信息文明有二重性。工業文明表現為英國化，信息文明表現為美國化，美國化的信息文明是向全球滲透的。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另一方面它的文明以惡的形式表現出來，這裏，好的文明肯定應該接納，我們當然應該儘快使自己的國家跨越數字鴻溝。同時，對文明擴散中以惡的形式的表現，我們可以坐下來談判，以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討價還價。

人們日益意識到，將來地理意義上的世界地圖將讓位於以知識等級劃分的世界地圖，國家之間的鴻溝將越來越大，越來越以知識衡量財富，從而造成社會衝突越來越大。因此，政府應採取各種辦法縮小這種差距。政府開始談數字鴻溝問題，但仍沒有提出具體的實施辦法。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時代的看法有錯位，仍是以物質產品的數量來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我們急需建立一套對各地信息化的指標進行衡量的體系。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網絡公司開始與國家有關行業資源結合並真正形成一種產業。但這方面其實國家並沒有意識地進行這種資源的積累和整合。

互聯網實際上就是一場實驗，當你在網上亂逛的時候，你的需求已被人瞭解和把握，這是最為可怕的，然而中國的產業部門是否已真正開始意識到這一點?網絡背後其實是國家利益重新劃分的過程。

談數字鴻溝不能忽視另外一個鴻溝，即權力鴻溝。中國的現實是怎樣的?實際上是數字資本主義和黑幫資本主義相互交錯其中,黑幫資本主義是更加觸目驚心地存在着的現象。權力的不公正是造成中國貧富鴻溝的實際原因，而不是數字鴻溝。就中國而言，數字鴻溝更多表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整體信息化狀態的差距。

當我們的經濟學家講“西部開發要網絡先行”的空話的時候，不解決制度問題，不正視中國黑幫資本主義的問題，西部開發將會成為一部分官僚瓜分國家資源的又一種説法。黑幫資本主義是在私有化進程中，一些人將公有財產直接轉換為個人財產結果。私有化仍是一次權力的瓜分，與普通百姓無緣。這個暴富階層與低層百姓之間的鴻溝正在加大。這將導致中國在現代社會面臨整合的危機。所以，要解決數字鴻溝，就不要以數字鴻溝為名，忽視了中國另外一個現實情況，那就是權力的鴻溝，因為它造成的不平等是更大的不平等。

我們看到數字資本主義也對權力鴻溝進行了衝擊和消解。數字資本主義是什麼?馬克思曾經説過一句話，叫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去年中關村曾有一牌子上寫“全世界計算機聯合起來，Internet一定要實現”，這句話其實道出了這樣一個現實：美國通過養老基金、退休基金形成羣體資本，再通過這種羣體資本向周邊國家投資。這樣全世界資產者通過數字化都聯合起來了，而無產者好像倒未聯合起來。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會變成福利國家，變成知識社會?就是因為把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平等的鴻溝降到最低限度。藍領工人已成為知識工作者，資本的形態也發生了變化，所謂數字資本主義是以一大幫羣體資本為背後支撐的。

以數字手段進行滲透的羣體資本主義表現在中國就是外資的進入、網絡的興起、電信市場的開放。這其中也帶來了一些新的規則。

面對數字鴻溝，我提出一個概念叫數字漩渦。這其中的關鍵是中國如何吸納全球的資金、技術形成數字漩渦，然後實現跟美國等國高科技領域的互動，而且尤其要發揮華人的力量。

政府做的八大網站，只是在新聞上提高競爭力，其實這是沒有抓到問題的實質。政府應該建立一種成熟的民間的投資體制，使整個中國的民間資源向高科技傾斜，做出一個比較高的門檻，這樣，當國外資本進入的時候，有談判的餘地。我們甚至可以採取官督民辦的形式，政府出讓資源給民間，民間採取一種有比較清晰產權的，有制度保障的體系來整合這種資源。

八國首腦會議結束後，以日本富士通和東芝為首的全球電子商務企業對話協會成員提出要為非洲50萬個偏遠村鎮提供數字接入等。這些公司勇於承擔解決數字鴻溝問題的重任其實還是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他們確信只有幫助大多數國家成為“網絡經濟和社會的正式參與者”，才能拓寬公司現有的市場規模。正如思科公司總裁錢伯斯所説，“所有參與因特網革命的公司都有機會去消除這場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數字鴻溝，同時它們也會最終享受到消除數字鴻溝後所帶來的市場機遇。”

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認真對待數字鴻溝的風險，積極通過改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來使每個人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革命所帶來的機遇。

一位世行高級官員曾經指出，低收入人羣和國家若想分享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革命所帶來的機遇，除了需要獲得相關的高質量教育外，更為主要的是還需擁有能確保平等享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在國內，網通最近業務十分繁忙，這説明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實達要專門關注硬件業，説明廠商們看到了基礎設施市場的美好前景。

由此可見，數字鴻溝實際上是一種創造財富能力的差距。中國如何抓住機會實施方法得當的技術融入，跳過這一差距，直接進入信息技術和電子商務領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果這種融入進行不當，我們就可能完全錯過機會。填平數字鴻溝：消除中國數字鴻溝的思考與對策

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文件，“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係指由於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全球發展和應用，造成或拉大的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羣體之間的差距。從發展中國家看，就是由於地區、行業、所有制以及企業規模等差異，存在着的信息不對稱。隨着新經濟時代的來臨，數字鴻溝成了世人關注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競相發展和提高信息技術水平，大力發展信息產業，以儘快提高國家信息能力，從而提高國家綜合國力，以便在21世紀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中國政府把發展信息產業提升到戰略地位加以考慮，提出在“十五”期間將大力發展信息產業，提高信息能力，消除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是我們在致力世界和平與發展、國家經濟持續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嚴峻事實。 “因特網的使用能力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國家、人羣在數字化經濟時代發展的差距，在這方面的差距將導致數字鴻溝”。先看南北差距，發達國家平均每千人擁有300台電腦，而發展中國家僅為16台。而發達國家人口僅佔世界總人口的17%，但網絡用户卻佔世界總量的80%。發達國家平均 68人有一人為網絡用户，而發展中國家平均440人才有一人上網。在因特網作為全球數字化經濟的載體正在全面地對社會經濟結構、組織結構、商業模式、管理行為和交易方式、管理體制等諸方面產生着深遠的影響的今天，全球90%的電子商務額被髮達國家壟斷，發展中國家只佔10%左右的份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與信息產業相關的活動的產值已經超過GDP的50%或接近50%，對GDP的增加值更是遠遠超過了第一和第二產業。

中國的數字鴻溝問題也十分嚴峻。從國際範圍來看，中國信息化水平很低。中國國家統計局1999年曾對世界28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包括髮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信息能力進行測算（見表1）。結果發現中國的信息能力指數與美、日、澳等信息發達國家間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國得分僅為6.17，僅為美國的 8.6%，日本的8.82%。中國信息化水平較低，將影響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並且不利於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與加強。

在信息化、數字化的新一輪“賽跑”中，南北方國家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賽跑”的結果也只能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

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是造成南北國家間數字鴻溝的根本原因。國際政治經濟的不平等、不平衡秩序在知識經濟時代依然沒有改變。北方國家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繼續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利用對高科技的封鎖，使發展中國家很難找到實現“後發優勢”的技術平台，生產出高附加值的產品，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時長期處於不公正的、依附的和被剝削的境地。在這種境況下，通過信息技術和知識來創造價值的新經濟只能是一種“富國現象”。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搭上了信息革命的頭班車，在“知識權力”集中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產業重組和全球壟斷獲取“先行優勢”，已經牢牢佔據了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制高點。由於新興產業和高科技風險投資的高回報率，發達國家過剩資本轉向內部投資，刺激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繁榮。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尚處於工業化階段，部分國家尚處於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時期，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到來，使發展中國家肩負雙重發展重任，由於外匯拮据、知識和人才的匱乏，沒有能力推進信息技術的普及工作、提高因特網應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E-business)和電子社會(E-society)而被邊緣化。並且隨着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知識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窮人被隔離在數字鴻溝另一邊。所以，不解決南方國家的貧困化問題，使之擁有進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教育的基本條件，數字革命”只能是空談，消除數字鴻溝只能是現代神話，因為正在捱餓的窮人是不可能靠數字蛋糕充飢的。

一個國家內的不同階層、不同地區間存在着經濟水平之間的差異性是造成一個國家內部數字鴻溝的重要原因。在美國，貧富差距自1973年以來已經達到創紀錄的水平，信息化進一步推動財富在信息技術所有者、企業家和金融家中的高速聚集，比爾·蓋茨等網絡鉅子富可敵國，無緣或不能掌握網絡技術的公民極易淪為赤貧或墮入社會底層。位於鴻溝的不幸一方，就意味着更少的機會參與以信息為基礎的新經濟。在這種新經濟中，更多的工作與計算機相關。這同時意味着獲得較少機會參與教育、培訓、娛樂、購物和交流等可以在線得到的機會。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區間推進信息化經濟條件的巨大差異和不同地區居民之間接觸數字新媒體機會的嚴重不均。所以要消除一國內的數字鴻溝，必須和經濟發展聯繫起來，以消除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來縮小國內的數字鴻溝問題。

其他一些社會因素也會對數字鴻溝產生深遠影響。1998年，克林頓政府提出了“Closing Digital Divide”（消除數字鴻溝）的發展目標，試圖通過大眾媒介和其他手段來普及計算機和因特知識，改善低收入人羣的受教育條件。然而，後來對公眾利用電視媒介實際效果的研究卻發現，這方面的工作並不成功。因為克林頓政府普及計算機和因特網知識的努力，的確在低收入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羣體產生了傳播效果，但是對大眾傳媒中傳播的計算機、因特網知識接觸和利用最多的，還是那些相對富裕的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羣；以緩解受教育不平等為目的的大眾傳播活動，實際結果卻是擴大了兩者之間的數字鴻溝。造成數字鴻溝的社會因素包括：（1）傳播技能上的差異；（2）已有知識存儲量的差異；（3）社交範圍的差異；（4）信息的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的因素；（5）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 ^[6] 

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消除南北國家間的數字鴻溝將無法實現，因為新一輪的國際競爭將進一步穩固北方國家經濟、技術方面的優勢，在整體上擴大與南方國家間的數字鴻溝。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説，在縮小數字鴻溝方面並非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信息革命對那些基礎較好並針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採取具體的應對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來説，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他們完全可以抓住數字機遇，在信息革命中取得較大進步，實現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數字鴻溝的目標。中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對數字鴻溝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中共中央關於“十五”發展規劃的建議書開篇就明確指出：“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是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後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消除式發展”。中國消除或縮小數字鴻溝的具體對策，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要樹立正確的觀念，加強落實，理性消除數字鴻溝。

要理性消除數字鴻溝，須要做到以下幾點：（1）要加強核心技術的科研和開發。數字鴻溝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往往是由於核心技術的差距形成的，並且由於信息產業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國防、安全戰略地位，積極研究核心技術，尤其是計算機、通信和微電子技術領域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顯得尤為迫切。在具體實踐中要加大資金、人才投入，提供製度保障和促進，發揮“後發優勢”，形成集團整體推進，儘快追趕甚至超越國際領先技術。（2）要加強信息化推進制度建設。我國目前的制度建設與大力發展信息化之間具有相當的差距，只有技術領先，沒有制度保障和推進，信息化依然很難推進，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國有企業佔據最重要地位的大環境下，政府在推進信息化中的作用相較於國外，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推進信息化方面，政府需要從宏觀上加以引導，綜合規劃發展佈局，保持適度超前的發展戰略以及信息化制度的穩定性和統一性。（3）要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可信息化程度。信息化發展是國家的大政方針，是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推進信息化必須站在產業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調整多個產業的關係，全面、整體推進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另外，根據不同的地區的不同狀況分地區分階段逐步實施信息化推進戰略，避免盲目跟風，盲目發展。

第二，大力借鑑國際通行的政策，參考他國成功舉措，走中國特色的信息化之路。

第三、積極響應和參與國際組織為縮小和消除數字鴻溝方面的工作，併為建立國際信息新秩序而鬥爭。

問題是存在一道數字鴻溝。首先，這裏是否存在着一條溝？這是一個事實判斷；第二，怎麼會形成這條溝？原因在哪裏？這是科學分析；第三，這條溝對我們來説有什麼不好？這是價值考慮；第四，有沒有可能和辦法減少或者消除這條溝？這是對策考慮。這也許是我們這次會議“關注數字鴻溝：公眾理解信息技術高級論壇”所關注的問題所在。這裏既存在許多觀念概念上的理論問題，也有許多實踐層次和操作層面上的問題。

其實，早就有人擔擾，信息革命和信息化可能將帶來一個貧富嚴重兩級分化的世界，並將進一步拉大全球的南北差距，導致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社會不均現象。隨着數字化過程的加速，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已經並將會繼續加劇，馬太效應更加明顯、突出，這就是數字鴻溝，而且還在加大的數字鴻溝。?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實系主任邁克爾·德圖佐斯在他1997年著的《未來將是什麼：信息世界將怎樣改變我們的生活》(What will Be 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u will Change Our Lives)一書談到信息造成或貧富差距時説：“一個富有的國家有一攬子豐富的經濟商品和服務。因此，它高度重視信息和信息服務的價值，原因是有那麼多商品是由它們導致的。在美國、德國和日本，電腦硬件和軟件以及組織內部進行的信息處理大致構成GNP的10%。在孟加拉國，這個份額遠低於0.1%-相差 100倍。”

可以相信，不發達國家的狀況大致如孟加拉國相仿，有的甚至差距更大。這種差距大家都看到了。情況更糟的是，這些不發達國家在能夠考慮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之前，更需要解決基本的居住、生存和交通的基礎設施。對他們來説，奢望跳過工業階段，從農業階段直接躍入信息階段，簡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結論是：如果信息市場放任自流，便將增大富國和窮國、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也即是數字鴻溝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為不使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必須提出具體的倡議和計劃，能讓窮國更多地得益於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八國首腦會議通過《全球信息社會沖繩憲章》，提出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消除信息差距。可消除差距，富國和富人應當伸出援助之手，幫助窮國和窮人發展信息技術的，並從中受益。不重視這一點，貧富差距就將擴大，也將加劇鴻溝兩邊的人們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對和平與發展極不利。但是，消除數字鴻溝要完全靠富國和富人無償地支援窮國窮人也還有許多問題。例如，發達國家發明一種治療艾滋病藥物，需花5-7億美元，3-5年時間，從10000多種可能的藥物中最後得到一種藥效好的藥物，要投資商白白送給窮人，投資商本贏利的目的就達不到了。所以要全靠發達國家援助是很難的。數字技術的開發也有相同的情況。關鍵要靠窮國和窮人自己的努力。

首先，在中國組織機構的文化與實施信息與通信技術之間存在着一種潛在的矛盾。中國的組織機構模仿家庭模式，實行家長制，在具體操作上存在嚴重的權力分配不平等，叫“權力距離維度”(Power distance dimension)，由於信息與通信技術會增加透明度，從而會對高層人員構成威脅。這種文化上的積澱影響高層管理，對信息關注產生不同的態度。從而影響到文化內容的傳播。這裏存在着一個體制、機制以及文化環境的差異問題。

其次是缺乏技術工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存在雙重性，一邊無技能的勞動力大量過剩，一邊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嚴重缺乏。專業技術人員短缺不利於技術轉讓和技術擴散。由於我國追趕發達國家的願望十分強烈，引進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設備是國外最先進的，但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低，組織結構又不合理，難以真正發揮最新技術和設備的作用。

第三是組織結構制度和管理技能。“中國的組織機構中缺乏合格的有能力管理者，這仍然是在公司中促進和擴散信息與通信技術時所面臨的最大障礙。”引進的先進技術與組織內部低水平的管理技術之間非常不匹配。難怪王選教授多次強調：“中國現代化最缺乏的是管理現代化”。朱鎔基總理多次指出：“管理科學是興國之道”。這裏首先還有歷史的原因，我國經濟基礎差，起步晚(相當於一個小孩剛學步就要參加百米賽跑一樣難)。這裏所談的原因是當前阻礙着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數字鴻溝有消除或差距的縮短。克服阻礙需要作各個方面的努力，但有一個基礎性的方面是學習和創新。虞有澄在他的《我看英特爾》一書中的前言用的就“無盡的成長與學習”，結論是“學習——成功之道”。他的體會是：“永無止境的學習，追求技術創新的極限與勇於嘗試錯誤是多麼重要！”北大王選教授體會更深，他總結出一句言簡意賅的話是“高科技產業的基礎是在於學習和求變”。“學習與求變”就是“學習與創新”。(王選：虞有澄著《開創數字化未來》序三)，學習創新“是數字技術發展的基礎，而且也是知識經濟成長的基礎”。

2003年上半年，嚴重的全球性突發事件連續出現，國家與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差距繼續在擴大，發人深省。

伊拉克應對美英聯軍的戰爭，是一場很不對稱的非常規戰爭：美國步兵師的裝備全部數字化、信息化，具備很強的制空能力；而巴格達城外壕溝裏燃燒的石油，就像烏賊吐放的墨汁，成為臨陣脱逃的迷霧。

全球性的“SARS”病毒——另一場突如其來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世界衞生組織專家英格爾4、5月份全程考察北京、廣東等地的疫情後，認為我國公共衞生防疫體系存在着包括缺乏公共衞生專業化隊伍、疾病監測報告體系比較落後、數據分析遲緩和實驗室控制能力不足等主要問題。

第三個全球性突發事件是西太平洋島鏈中日本、菲律賓和印尼連續發生地震。尤其是5月26日18時仙台海域的7級地震，襲擊了半個日本。與1995年神户里氏7.2級地震，造成大約6400人喪生的災情相比，此次應對震情，日本幾乎每個縣都有自己的防災救災信息系統。這也證明日本在地震災害方面已經具備較高的應變能力。

誠如中央黨校戰略室段培君主任所説，這些突發事件，不僅讓我們從體制、機制的層面上進行反思，同樣也在深層的觀念上進行反思：知情權也是生存權。獲取、瞭解信息才能維持生存，只有知道實情，公眾才能“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4月20日是我國迎戰非典突發事件的轉折點。從當時國務院新聞辦的發佈會上，老百姓第一次從正規渠道得知當時北京“山雨欲來”的嚴重疫情。坦承失誤、吸取教訓，偉大的民族精神立刻展現出強大的凝聚力。中央、地方政府和羣眾羣防羣控，通過採取一系列的有力政策和措施，穩定了局面。

接二連三的全球性突發事件對人類絕不會僅僅是損失，至少是又一次暴露、一個警告、一個推動、一個契機。它們再一次證明了信息時代的嚴酷：誰掌握信息，誰就更加安全、富有；誰失去信息，跌進“數字鴻溝”，誰就更加貧窮、被動。

應變能力來自長期的科學積累和儲備。沒有基礎研究和基礎性數據作為應對突發事件的科學儲備，臨渴挖井，難免會延誤了事情。回顧1999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投資2000萬元，組建“中國高速互聯試驗網”，在北京設置了6個節點，並與國際第二代因特網互聯。如果能夠進一步與中國科學院100個所和教育部100所大學的節點溝通，就可以形成一個全國性跨部門的研究實驗平台，57位院士曾為此提過建議。

我國大約有180多個衞星與航空遙感應用機構和400多家地理信息系統公司，70多所高等院校設置了地理信息系統專業，逐步形成了一支初具規模的地球信息科學專業隊伍。經過3個五年計劃的整合，正在努力朝着以地球系統科學為指導，以並行計算、網格計算等信息科學新技術為依託的學科體系。

中國科學家的聰明才智和創新能力並不差。例如，在網絡向寬帶、綜合、數字與智能方向發展的，北京郵電大學李道本教授發明的移動通信碼分多址 CDMA 的方法，不但申請了中國和美國專利，而且成為國際標準化組織的備選方案。眾所周知，幾乎所有第三代移動通信系統都受控於美國高通公司的專利，唯獨LASCDMA系統能獨闢蹊徑，不受控制反而更優越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可能存在10年至20年的差距，但事在人為，李道本教授對網絡信息安全的努力説明：突破全球化信息的壟斷是很有可能的，跨越“數字鴻溝”、縮小差距是大有希望的！

數字鴻溝是一個信息技術的鴻溝或者信息技術普及的鴻溝。數字鴻溝的概念應該更深一些，它不僅僅是信息普及的問題，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國家新經濟發展中的鴻溝，是我們能不能趕上去的問題。第一個是想探索一下數字鴻溝後面有沒有規律性的東西。第二個問題，是想探討怎麼解決數字鴻溝的問題。我覺得數字鴻溝問題的背後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首先，我們覺得數字鴻溝是一種信息交流中間存在的鴻溝，或者説它是一個"比特流"的鴻溝。在信息交流這個範疇之內，它和我們的物質流是不同的。我們知道物質的流動符合從高密度到低密度這個方向。但是，信息交流要求交流的雙方的信息是對稱的。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之下，是沒法進行很好的交流的。

比如説，為什麼對牛彈琴不可能呢？因為人和牛沒法交流。只有兩個知識水平相近的人，他的交流力度才是最大的。因此我説信息交流必須在信息對稱的條件下才能進行，這是我們説的第一個規律。

第二個方面，我認為數字鴻溝是個經濟現象，它符合網絡經濟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律，而網絡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個"雙枴點現象"，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增長中，它有第一個臨界點，只有達到第一個臨界點，才可能有爆發性的增長。到第二個臨界點的時候，增長會開始緩慢下來。數字鴻溝存在這種現象，如果你達不到一個臨界點，我們的網絡產業或者網絡經濟就發展不起來，你想填平數字鴻溝，不可能有辦法。這是第二個規律。

第三個方面，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的鴻溝。我們在創新能力和學習能力上與先進國家之間存在問題，我們説它也是數字鴻溝。在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問題上存在一種"馬太效應"，學習越好的，越愛學習，創新越好的人，越追求創新。創新不好的地區，學習能力弱的人，也都不喜歡創新和學習。這種"馬太效應"非常明顯。

我們認為數字鴻溝後面有這三條基本性的規律。在解決數字鴻溝問題的時候，我們覺得也應該有一些辦法需要提出來請大家注意。我們簡單地把數字鴻溝分為三類，一個是國家間的數字鴻溝，一個是地區間的數字鴻溝，一個是人羣間的數字鴻溝。解決這三種鴻溝的辦法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認為消除國家間的數字鴻溝的辦法是應該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數字化起來，而不要急於去填平它。就像我們設立經濟特區一樣，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要消除國家間的鴻溝，首先應該擴大這個鴻溝。我認為這是個行之有效的辦法。為什麼？

我們知道，最近美國《商業週刊》在全球評選了9個將來最有希望誕生新經濟的城市，其中發展中國家評了兩個，一個是我們國家的蘇州，還有印度的"班加洛過"。他為什麼評選蘇州為中國將來新經濟的一個增長點呢？一個地區，特別發展中國家的地區，要成為新經濟的增長點，成為向國際標準靠攏的地區，可能有這麼幾個條件：第一，自然環境比較好，我們知道新經濟需要有好的自然風光，風光可留人；第二，需要法制環境比較健全的地方，不僅科技是生產力，法制環境也是生產力；第三，智力資源比較密集的地方。我們認為要解決國家間的數字鴻溝問題，首先應該培育出幾個這樣的地區來，由這些地區和國際接軌，才能減少國家間的數字鴻溝，這是我們第一個看法，就是讓一部分人，一個地區先數字化起來。

其次，解決地區間數字鴻溝問題的辦法，我們認為恐怕要靠政府的作用。因為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任何一種產業、一種新經濟產業的發展，都要在達到一個臨界點之後，才有可能進入爆發性的增長。

上午侯自強先生説到網通的發展，可是如果達不到一定的用户，網通也沒有辦法發展很快，這個臨界點或者臨界用户的數量，我們認為應該由政府來培育，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我們覺得在解決地區間數字鴻溝的時候，政府應該通過轉移致富，或其它一些財政方面的政策，幫助一些不發達地區發展網絡經濟。

第三，我們覺得解決人羣間的數字鴻溝，恐怕要靠科普和教育。這就是上午各位專家談的信息技術的普及與應用等各方面的問題。

總之，我認為數字鴻溝問題的解決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解決方式，而且不應該有統一的模式。它更多的是一個經濟現象，不是説政府引導引導就輕易能解決的。政府引導應該引導到比較恰當的地方，而且應該以市場經濟規律來引導，不是簡單地搞一個兩個計劃或搞一個兩個什麼指標就能完全消除。以後這些計劃和指標恐怕都會浪費。因為，信息技術發展特別快，五年的時間太長了，會發生很多事情，我們既要趕超，又要防止浪費，這是我們認識這個問題時需要注意的兩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