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戒

皆知敵之仇²，而不知為益之尤³；皆知敵之害⁴，而不知為利之大⁵。

秦有六國⁶，兢兢以強⁷；六國既除⁸，訑訑乃亡⁹。晉敗楚鄢¹⁰，範文為患¹¹；厲之不圖¹²，舉國造怨¹³。孟孫惡臧¹⁴，孟死臧恤¹⁵，“藥石去矣¹⁶，吾亡無日¹⁷”。

智能知之¹⁸，猶卒以危¹⁹，矧今之人²⁰，曾不是思²¹。敵存而懼²²，敵去而舞²³，廢備自盈²⁴，只益為愈²⁵。敵存滅禍²⁶，敵去召過²⁷。有能知此²⁸，道大名播²⁹。懲病克壽³⁰，矜壯死暴³¹；縱慾不戒³²，匪愚伊耄³³。我作戒詩³⁴，思者無咎³⁵。 ^[1] 

人人都知道敵人的可恨，卻不知道敵人帶來的益處很大；人人都知道敵人的危害，卻不知道敵人帶來的好處也很大。

秦國有六國為敵，就兢兢業業使國家強盛起來；六國被消滅以後，秦國便驕傲自滿不久就亡國。晉軍大敗楚軍於鄢陵，範文子認為留下後患；晉厲公不圖上進驕侈亂政，引起全國怨聲沸騰。孟孫速平時憎恨臧孫紇，孟孫速死了臧孫紇很憂慮；孟孫速能像藥石一樣給我診治病痛，如今去世了，我離死期也不遠了。

聰明賢能的人懂得這個道理，最終還可能遇到危害；何況現在的人，竟然不去想想這個道理。敵人存在就害怕恐慌，敵人消滅就手舞足蹈，解除戒備自滿自足，這隻能更加招致禍害。敵人存在可以免除禍患，敵人消失反而會招致過失，有才能的人懂得這個道理，他的德行就光大名聲就遠揚。能防治疾病才能長壽，自恃強壯容易死於暴病；放縱嗜慾不加節制，不是傻瓜就是老糊塗。我寫下這篇《敵戒》，能思考其中道理的人就不會有災禍。 ^[1] 

此文是柳宗元於元和十四年（819年）所作，是作者針對當時時政有感而發所作的一篇哲理短文。唐憲宗執政前期，對藩鎮連續討伐，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一度出現“中興”現象。但是很快統治者便沉湎於已取得的成果，開始沉迷歡宴，崇尚奢靡，大興土木。柳宗元面對如此時局，心中充滿憂慮，因此寫此文，勸勉執政者要居安思危，勤勉慎行。果不出柳宗元所料，元和十五年（820年）唐憲宗便被宦官陳弘志所殺。 ^[2] 

關於這篇作品的文體，説法不一。《柳宗元集》把它列入吊贊箴戒類，《柳宗元詩文選注》則説它是一篇富有哲理的短文，可是從作品總體看，除開頭四句是雜言而外，其餘皆是四言詩句，作者最後也説“我作戒詩，思者無咎”，當以作者原意為是。

這篇作品，明確提出“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辯證觀點，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敵存而懼，敵去而舞”的形而上學觀點。對立與統一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對立，沒有統一，便沒有事物，這是認識客觀世界的一條重要規律。柳宗元早在一千多年前，能有這樣的真知灼見，難能可貴，充分表現了一位思想家、政治家的眼力、膽量和氣魄。

柳宗元的遠見卓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腦子裏苦思冥想出來的，他是總結深刻的歷史經驗教訓而得出的結論。秦滅六國，是中國戰國時代大的歷史事件，凡是偉大的思想家都重視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潛心研究，柳宗元亦如是。“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柳宗元從中得出“敵存滅禍，敵去召過”的結論，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據《左傳》載，晉楚鄢陵之戰，是春秋時代的五大戰役之一，晉軍在鄢陵打敗了楚軍。晉國大夫範文子認為“外寧必有內擾”，果不其然，一年後，由於晉厲公驕傲自滿胡作非為，晉國發生內亂。秦始皇奮六世之餘威，相繼滅了六國，統一四海，終為甕牖之子推翻。無論秦為外人所滅，或晉國禍起蕭牆，都説明敵之存滅對己之興亡的重要作用。高度概括的語言，濃縮豐富的歷史內容，有力地支持了論點。

孟孫與臧孫的事例，是春秋時代魯國三家（孟孫、臧孫、季孫）相互爭權奪利的典型事件。據《左傳》載：“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此文進一步強調“智”的重要性。臧孫“智能知之，猶卒以免”，警示一般人當居安思危，可是“今之人不是思”，令人憂慮，作者寄寓深沉的勸戒。

文章緊扣“戒”字，揭露今之人“不知”“不思”“不智”的弊病，針對性極強，富有雄辯的力量。開筆就一反世人知敵仇而不知敵利的俗見，撥塵去霧，令人耳新眼明。繼而結合歷史經驗教訓，引人沉思，縫裏藏針，滲透觀點，使人坐卧不寧。旋即筆鋒一轉，直斥“今之人不是思”“廢備自盈，祗益為愈”的時弊，藥入肌裏。最後大聲斥責“縱慾不戒，匪愚伊耄”的陋習，一氣呵成，氣勢千鈞。

文章之所以以詩的形式出現，是因為詩的語言凝鍊，句式整齊，節奏緊促，旋律諧美，利於表現觀點，富有戰鬥性，便於記誦，充分發揮“戒”文的作用。 ^[3] 

清·乾隆《唐宋文醇》：宗元放逐後，益肆力於古，而覺平生冒沒輕進之非，使一往不返，負累滋大，且將終其身不自知矣。然則宗元學問、文章光於千古者，擠之者之恩歟？述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義，作《敵戒》，明切警悚。《語》雲：“苟非其人，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斯言可謂“幾於道”已夫！ ^[5]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世稱“柳河東”。貞元九年（793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調藍田尉，升監察御史裏行。參加王叔文集團，“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永州司馬。十年後遷為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病死於任上。柳宗元與韓愈共同倡導了古文運動，並稱“韓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內容廣泛，風格多樣，其山水詩悽清冷淡，蘇軾譽為“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與韋應物並稱“韋柳”。有《柳河東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