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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寶藏

(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的書籍)

鎖定
敦煌寶藏,又稱敦煌文獻、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指敦煌所出2至14世紀的古寫本及印本。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佔90%,這些圖書由於戰亂,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趙城金藏)。
中文名
敦煌寶藏
存放地點
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拼    音
dunhuangbaozang
釋    義
敦煌所出2至14世紀古寫本及印本
類    型
文物、藝術、史料
種    類
主要有卷軸裝經摺裝冊子

敦煌寶藏內容價值

敦煌遺書的年代上起東漢,下至元代(即2~14世紀)。其間,三國、兩晉、梁、陳、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北宋、沙州回鵑、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個朝代的文獻都有所保存,成為研究各個朝代歷史和文化的珍貴資料。其主要部分,更是傳統文獻寶庫中所佚缺者,價值尤為珍貴。 其中有紀年者近千件,現知最早的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的為宋鹹平五年(1002)。大部分漢文寫本寫於中唐至宋初。漢文遺書除95%以上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獻外,其餘為經、史、子、集、官私檔案、醫藥天文、詩詞俗講等。
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公元405年(西涼建初元年)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公元1002年(宋鹹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宗教文獻以佛教的經、律、論即“三藏”以及佛經目錄為主,其中大多有傳世本,也有一些未曾傳世的佛教文獻。漢文典籍經、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極為罕見的古寫本,可用於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書,如《隸古定尚書》、鄭玄《論語注》、皇侃《論語義疏》、劉向《説苑》第二十卷及屬於小學類的韻書、字書等。大量的官私檔案文書,是研究中古歷史、社會生活、風習民俗、寺院經濟等的第一手資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們對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現實生活中的運用,獲得了全新的認識。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檔案。大批户籍、計帳、手實文書的發現,反映出北魏至唐中葉實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關的户籍、賦役制度的實際情況。各種各樣的租佃、借貸契約,放良文等,使人們對中古時代的社會和階級關係認識得更加深切。
寺院文書反映着寺廟的生產和生活。各種社約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中古社會的民間社團、教團組織及其活動。張、曹二氏歸義軍政權時代的各種遺書,可瞭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鑿建與發展,敦煌同鄰近各民族的關係,以及敦煌和河西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種地誌、官私譜書也是稀世之珍。文學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傳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韋莊《秦婦吟》, 300餘首王梵志詩等,更有不曾傳世的地方性俗文學作品,如詩詞、賦、變文、講經文、押座文、俚曲、因緣、兒郎偉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歷算、醫藥術數價值極高。如《全天星圖》,是現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數最多的星圖。
醫藥文獻中則有久佚的醫書和醫方。敦煌遺書中還有用多種古代少數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闐文、龜茲文、突厥文、回鶻文、梵文、粟特文寫成的典籍和文件,對於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種語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總之,敦煌遺書以其內容廣博、彌足珍貴而聞名於世,推進了中世紀中國和中亞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字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國際上許多國家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和組織在從事敦煌遺書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紀國際上的一門顯學——“敦煌學”(嚴格意義上的“敦煌學” 還包括敦煌石窟藝術考古和研究 )。 [1] 

敦煌寶藏學術價值

世俗文獻約佔20%,數量雖少,但其學術價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種類除了傳統的經、史、子、集之外,還有大量地方文獻。以內容來分,有數學、地理、歷史、政治、貿易、哲學軍事、民族、民俗。音樂、舞蹈、文學、語言、音韻、名籍、賬冊、函狀、表啓、類書、書法、醫學、獸醫、工藝、體育、水利、翻譯、曲藝、占卜書等等,廣泛反映中古社會的各個方面,是研究中古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特別是數百件科技史文獻更是敦煌遺書中的珍品,其中與醫藥學有關的近百件,有醫療方1000多個;天文曆法方面的40多件;數學方面的約20件;水利、農業、化學等方面都有。
大量的“官私文書”也是世俗文獻中具有珍貴价值的史料。“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賬等;有與户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後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歷史面貌重新明朗;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籍賬方面,包括計賬、户籍、差科簿等有利於《西魏大統十三年計賬》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為唐前期雜色、搖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卷、社司轉帖、賬歷、書犢、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貸契、買賣契、僱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勞動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關係、高利貸經營方面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轉經歷、追福疏、諸色入破歷、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遺書中還有上萬卷吐蕃、回鵑、粟特(康居)、幹闐、龜茲、突厥、敍利亞、梵文等多種文字寫本。是研究這些民族歷史的珍貴資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學價值和國際意義。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