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約翰二十三世

曾召開第二次梵蒂岡會議(the en:Second Vatican Council)，提倡清廉教會，逝世後遺體被防腐處理，安放於聖伯多祿大教堂水晶棺內。

1881年11月 25日，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安傑洛·龍卡利出生於意大利的索托伊爾蒙泰，一個距貝加莫地區的倫巴弟將近15公里的小村子。他的父親是個佃農，家庭比較貧窮，兄弟姐妹共13人，他排行第三，但是長子。11歲時，家裏就送他去教會學習，準備將來當一名牧師。由於他很小就離開家，長期置身於神學院和教堂這樣有影響力、文化程度較高的環境之牛，他對家鄉感到陌生。當他在神學院學習時，每逢假日便回去探望親人。但他住上3天之後就感到厭煩，而急於回到貝加莫讀書、祈禱，過那種平靜的生活。他認為那裏大家都彬彬有禮，而討厭小村子裏的閒言碎語、猜忌和嫉妒。

龍卡利不是個特別聰明的學生，但他非常用功，因此 1900年被選送到羅馬學習神學。他只在羅曼諾神學院唸了一年的書就被徵到一個常駐貝加莫的步兵連隊。1904年，他結束了軍營生活，回到羅馬。8月10日，他還不滿 23歲時便獲得牧師的職位。第二天，他在聖彼得大教堂第一次作彌撒。不久，他又進入羅曼諾神學院繼續學習。畢業時，他獲得教規博士學位。

當時在位的教皇是皮烏斯十世。他剛剛任命賈科莫·拉迪尼·泰德斯基為主教，接管貝加莫主教管區。由於龍卡利是來自貝加莫的牧師，教皇便讓他協助主持為泰德斯基就任聖職舉行的儀式。新主教是位意大利貴族，他很喜歡龍卡利這個年青的牧師，便要求他當秘書。

　回到貝加莫後，龍卡利不僅當秘書，還被派到該主教管區的神學院任教。在以後的9年裏，他一直是神學院的神學教授，並負責那些即將擔任聖職的學生的思想工作。同時，作為主教的得力助手，他獲得了大量的佈教經驗。龍卡利非常尊敬他的上司，因為泰德斯基被認為是意大利最進步的高級教士。1914年，泰德斯基主教去逝後，龍卡利為他寫了一篇充滿稱頌之辭的傳記，並把它交給泰德斯基的好友、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龍卡利牧師再次來到軍隊，而且還駐在貝加莫，先是在醫院裏當護士，後當部隊的隨軍牧師，軍銜為中尉。　戰爭結束後，教會派龍卡利先後承擔了多種工作。 1920年，教皇本尼迪克特想起了泰德斯基的傳記作者龍卡利，任命他負責支持國外傳教的意大利組織。這在教會里並不是個重要的職位，但龍卡利由此結識了歐洲宗教界的許多頭面人物，在羅馬教會內部也開始出名。龍卡利還兼作宗教史的研究，他對米蘭紅衣主教聖查爾斯·博羅莫的活動頗有研究，此人是16世紀反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人物。龍卡利在這方面的工作也使他小有名氣。由於從事這個專題的研究，他結識了圖書館員、米蘭人阿基萊·拉蒂。拉蒂後來成為教皇皮烏斯十一世。

皮烏斯十一世根據其經驗認為龍卡利善於同人打交道，便讓他擔任梵蒂岡的外交使節。1925年3月，龍卡利被任命為駐保加利亞的教皇視察員。在離開羅馬之前，按慣例他被授予大主教一職。他在保加利亞工作了10年。他的任務是在這個由東正教徒占人口多數的國家裏保護佔少數的羅馬天主教徒的利益。這是一項複雜艱鉅的工作。他常常感到孤獨和力不從心，但他還是盡其最大努力耐心地、策略地履行職責。他講話幽默，從不傷人。儘管如此，他還算不上是梵蒂岡的出色外交官，得不到重視。

結束在保加利亞的工作之後，龍卡利被派往希臘擔任教皇代表，併兼任梵蒂岡駐土耳其大使。希臘是個東正教國家，而土耳其則是穆斯林國家。他的任務依然是在這兩個國家保護少數天主教徒的利益。在這期間，他住在伊斯坦布爾，但土耳其政府很少理睬他，梵蒂岡也幾乎把他忘掉。可是，在當地的外交使團中，他卻很有人緣，大家都認為他友好熱情。

龍卡利這兩任所去的國家對梵蒂岡來説都是無足輕重的。那時他已60來歲，他感到自己的前程也不過如此了。1944年底，羅馬教廷宣佈他為駐法國的羅馬教皇使節。他聽到這項任務時大吃一驚，心想會不會是教廷官員搞錯了。其實，這在當時並不是件美差，而是一項困難的工作。法國剛剛從德國法西斯的手中解放出來。在德國佔領期間，龍卡利的前任瓦萊裏曾同貝當將軍的傀儡政權密切合作過。擔任新政府領導人的反法西斯英雄戴高樂將軍明確地向梵蒂岡指出瓦萊裏是不受法國人民歡迎的人，要求立刻撤換他。那時，法國人民對那些曾同德國法西斯及法國傀儡合作過的人深惡痛絕，要對他們進行懲罰。由於瓦萊裏大主教同賣國政權的合作，法國人對梵蒂岡也極為不滿。在這樣的一種氣氛下到法國去工作，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羅馬教廷在挑選龍卡利來承擔這一使命的時候，考慮到雖然這位主教以前的政績平平，但他的性格很適合承擔這項艱鉅的任務。教廷要求龍卡利去法國後要盡力扭轉對梵蒂岡的敵對情緒，恢復教會的獨立性，並設法使一批被當作戰犯囚禁起來的德國神學院人員得以釋放。另外，在法國的年輕神職人員中出現了一股激進的潮流。他們的傾向使梵蒂岡的保守勢力感到擔憂，因此解決這個問題也成了龍卡利的任務。龍卡利到法國後絞盡腦汁，多方奔走，以其友好熱誠的態度和細緻的工作使承擔的任務勝利完成。羅馬教廷對此十分滿意，升任他為紅衣大主教。1953年1月，法國總統奧裏沃爾把紅衣大主教的象徵——一頂紅色的帽子授予他。

龍卡利在73歲高齡時當上了威尼斯的大主教，成為意大利主要的大主教之一。他當時認為這就是一生事業發展的頂點，怎麼也沒想到1958年10月9日教皇皮烏斯十二世逝世後他被選為羅馬教皇，即約翰二十三世。他當選的主要原因是他的高齡和年資使他成為可被各方面接受的人選。

龍卡利成為約翰二十三世教皇不久，便宣佈他將召集世界基督教大會。這是一個由教會所有主教參加的會議。這樣的會議已經有近1個世紀沒有召集了。他的目的是要使“教會趕上時代的發展”，更新教會的精神。可以説，他是自中世紀改革運動以來第一位直率地承認天主教會需要改革和革新的教皇。

4個世紀以前，基督教世界受到了改革運動的衝擊。從那時起，為了捍衞它的教條，天主教會一直強調它與新教的不同。甚至對於一些在改革運動出現之前尚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也採取越來越教條主義的態度，如瑪麗亞在教會中的作用，聖經的作用和教皇是否一貫正確等。直到20世紀50年代，天主教仍然強烈反對新教和“現代化”的主張。這股保守勢力的中堅便是羅馬教廷，它是天主教的最高統治機構。許多上了年紀的意大利人對現代社會是痛恨的，他們滿足於教會的現狀，對任何改革教會的企圖都仇視萬分。這些人對整個教會和羅馬教皇施加壓力，力求維護不斷被削弱的舊世界。這股保守勢力控制了所有的神學院、全部傳教活動和教會的立法程序。羅馬教廷通過由阿爾夫雷多·奧塔維耶尼領導的教廷辦公廳制止或騷擾那些天主教的開明學者，禁止他們出版書籍，也不許他們發表所禁的言論。，羅馬教廷在處理天主教事務方面的原則是“羅馬説什麼就是什麼”。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以教廷的意志為轉移。一些天主教學者深入地對聖經進行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其中有的看法甚至同教廷的斷言相背。他們還和新教學者合作研究，並採取了現代的批評手段。在歐洲，出現了一代新的教會思想家，他們對傳統的神學提出挑戰，尋求新的道路，試圖用科學的方法來解釋問題。約翰二十三世敏鋭地感到對教會進行改革的時機到了，因而提議召開世界基督教大會。

這一提議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教會史學家一貫認為每次這樣的大會都造成教會內部的混亂和動盪。教廷對這個決定很冷淡，認為在皮烏斯十二世時期教會發展順利，沒有任何必要進行改革。梵蒂岡有的主教甚至利用手中的權力拖延大會的召開，盼着教皇快死。如教廷中有人對教皇説：“我們不可能在1963年之前準備好這次大會。”約翰果斷地回答：“那好吧，大會就在1962年召開，”在籌備期間，教廷決定大會只能用拉丁文，不設同聲翻譯，試圖把那些不精通拉丁文的主教排除在外。在決定議題時，教廷站在自己的保守立場上進行取捨，根本不理睬按照教皇的要求由世界各地大主教提出的建議。

儘管保守勢力千方百計地阻止和破壞大會的召開，教皇約翰還是設法作了充分的準備。為了爭取基督教世界的團結，他特別熱情地接待了來訪的東正教、新教和英國國教會的領袖，邀請他們派觀察員出席梵蒂岡大會。為了使蘇聯東正教會也能派人蔘加，新成立的“促進基督教團結書記處”向蘇聯政府保證大會上決不發表反共言論。經過幾年的籌備，大會終於如期在1962年召開，但氣氛比較緊張。各地代表到達羅馬後都接到教皇私人秘書打來的問候電話，他的措詞十分謹慎。人們感到教皇與教廷的不和。那些思想開明的主教意識到教皇想進行一次大改革，他們也希望如此，但是都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弱。大會根據教皇的要求沒有提出新的教條，也沒有對異教和其他派別進行攻擊，而是就一些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教皇指出他希望看到“新的聖靈降臨”。他鼓勵代表們充分表述自己的意見，強調這是他們的“神聖自由權”。由於教皇的明確態度和人心思變的傾向，許多代表敢於在會上直率地講出自己的觀點。一位來自美國的主教説；“我們聽到了人們大膽地講出多年來人們私下裏所想到的東西。”

大會討論了從教會團結到大眾傳播的5個問題，主要議題是3個。第一個是作禮拜的形式。會議以1922票對11票通過了有關禮拜儀式改革的決議。其中規定各地主教可以自行決定是否部分地用其本國語言作彌撒。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一個大陸的主教會議將有權決定禮拜儀式的改革。傳統上，只有羅馬教廷才有這種權力。這一改變打破了羅馬教廷的集權統治，進一步使各地教會在安排傳教活動和管理神學院等方面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因此，這項決議成為天主教會改革的突破口。

第二個問題是啓示的源泉。由紅衣大主教奧塔維耶尼準備的決議草案強調有兩種不同的源泉：聖經和傳説 (基督及其信徒口頭傳下來的教條)。這是羅馬天主教的觀點。新教只承認一個源泉，即聖經。與會的進步分子認為這種爭執毫無意義，指出聖經和傳説是來自同一泉源的兩股溪流。辯論持續了將近兩個星期。1368票同意擱置奧塔維耶尼的決議草案，但此數達不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教皇約翰一直在辦公室裏通過閉路電視觀察討論進程。他最後裁決：繼續討論一項如此眾多的主教不同意的文件是無意義的，建議組織一個委員會來重寫。這個委員會由奧塔維耶尼和紅衣大主教比共同領導，後者是大會上進步分子的領袖、“促進基督教團結書記處”秘書長。

第三個問題是教會性質。由於前兩個問題的討論結果有利於進步分子。奧塔維耶尼不想讓大會繼續討論他寫的有關教會性質的決議草案，試圖立即休會。但是，進步分子不答應，他們要求討論，目的是使反對意見能紀錄在案以便供草案修改時用。奧塔維耶尼的草案強調維護教會君主政體的權威性。這一看法遭到多數代表的強烈反對，因而大會決定重寫決議。這樣就使天主教會在許多問題上採取更加靈活的態度，如政教關係、信仰自由等，也使世俗者可能對教會產生更大影響。

大會在促進教會內部團結和加強教會與現代社會聯繫方面取得了成功。教皇約翰非常高興，他認為這次會議使他“聽到了整個天主教世界的聲音”。為了進一步推動改革，他設立了由國務卿紅衣大主教奇科尼亞尼領導的新秘書處，執行大會作出的決議。

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不僅關心天主教會內部的事務，而且對整個世界的發展也非常關注。他曾會見了許多重要的人物，如他拜會了意大利總統，親切地接見了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的女婿。在美國總統肯尼迪夫人傑奎琳·肯尼迪訪問梵蒂岡之前，教皇約翰請教秘書如何稱呼總統夫人，秘書回答或者稱肯尼迪夫人或簡單地稱夫人。於是，他們回到私人書房，反覆地念誦：“肯尼迪夫人、夫人；肯尼迪夫人、夫人。”可是當肯尼迪夫人出現在會見廳的門口時，他卻伸出雙臂，大呼：“傑奎琳!”

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對普通人也非常友好。一次，他接見一批猶太人。見面時，他借用聖經裏的典故自我介紹説：“我是約瑟夫，你們的兄弟。”他經常在羅馬一帶旅行，同人民接觸，打破了教皇是“梵蒂岡的囚犯”的傳統。1962年聖誕節那天，他重病在身，仍訪問了梵蒂岡附近的一所兒童醫院。他走了一間又一間病房，幾乎同所有病兒進行了交談。當人們問到他的病情時，他説：“你們看，我現在很好。當然，我還不準備參加賽跑或其他競賽，但我感覺良好。”

約翰二十三世是最積極呼籲世界和平的教皇，他請求各國“傾聽來自世界各地、來自無辜的老老少少的呼聲，他們痛苦地向上天呼喊：和平，和平！”赫魯曉夫為他的精神所感動，在他80壽辰時向他表示祝壽，稱讚他為爭取和平所做的努力。當時，梵蒂岡許多人出於政治上的敵意勸教皇不要理睬赫魯曉夫的問候，而他卻坐下來，誠摯地寫信答覆：“謝謝你的看法，我願為俄國人民祝福，”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教皇約翰公開勸説美國和蘇聯的領導人要剋制和謹慎。他的態度得到肯尼迪總統和赫魯曉夫總理的讚揚。教皇約翰認為人類要想生存下去，東西方世界就必須和平共處。與其前任不同，他逐步地改變教會支持冷戰的作法。他的著名通諭“地球上的和平”是向全世界發出呼籲，在世界各地引起強烈反響，得到政治家和宗教界人士的普遍支持。

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一生謙虛謹慎。他不讓人們把他視為一個兼有外交家、政治家和學者風度的教皇，而説自己是一名“保衞真理和善行的牧羊人，”他強調教會是世人的僕役而不是主子。他對親屬也嚴格要求，從未利用自己的權勢去提攜任何家人。他當上教皇后曾寫信給弟弟，批評“這個世界只對掙錢感興趣”，希望弟弟和其他親屬能保持謙卑，不要追求榮耀和肥缺，不要因為他們同教皇的關係去謀取物質利益。他説：“當我死時，我希望人們能像贊揚皮烏斯十世那樣讚揚我：生時貧困，死時亦窮。”他在遺囑中贈給每個活着的家庭成員不到20美元的東西，因為他的全部家產不過如此。

他所開創的天主教新變化意義深遠，在位時期堪稱天主教會史中新時代的開端。他的革新精神和友好誠摯的態度為他贏得宗教界內外的普遍敬仰，他逝世時，當時的世界輿論認為他是世界上一位最受愛戴的人，是歷史上最得人心的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