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車行為

在於團體利益同分，責任與成本卻由團體的每個成員承擔，這樣便會出搭便車的投機心理與行為。

南郭先生不會吹竽，卻能混在樂隊裏裝模作樣，拿到跟其他樂師一樣的報酬。生活中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美國經濟學家曼柯·奧爾遜將這種現象稱為“搭便車效應”。

“搭便車”的根源是一種投機心理，一方面，投機者抱着“就算我不做，總會有別人做”的想法碰運氣；另一方面，在集體行動中，一個人到底出了多少氣力往往難以考證，無形中給“搭便車”者提供了機會。

但是，搭便車的人多了，總體效率必然降低、甚至損害集體利益，出現所謂的“搭便車困境”。因此，安排任務時不妨針對個人、按勞分配，不給搭便車者提供機會。就像齊湣王那樣，讓樂師一個個獨奏，此時，習慣搭便車的南郭先生只能逃之夭夭了。

搭便車理論首先由美國經濟學家曼柯·奧爾遜於1965年發表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公共利益和團體理論》(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書中提出的。搭便車行為的產生，很大程度上與缺乏產權界定或產權配置的無效率有關。

搭便車問題是一種發生在公共財產上的問題。是指經濟中某個體消費的資源超出他的公允份額，或承擔的生產成本少於他應承擔的公允份額。指一些人需要某種公共財產，但事先宣稱自己並無需要，在別人付出代價去取得後，他們就可不勞而獲的享受成果。是常指宏觀經濟學中的公共品的消費問題。

在財政學上，免費搭車是指不承擔任何成本而消費或使用公共物品的行為，有這種行為的人或具有讓別人付錢而自己享受公共物品收益動機的人稱為免費搭車者。

有一個故事很好的説明了這個原理：有一個國王為了顯示自己的威信，決定在自己生日那天讓全部子民同一時刻高呼：“陛下萬歲”。他把時間定在了正午時刻。子民們也十分期望這一刻的到來，因為他們就能聽到世界最大的聲音。有一位智者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自己也呼喊的話，聽到別人聲音的效果將大打折扣。於是他決定在呼喊的時候保持沉默，只是靜靜的聽別人呼喊。他把這個發現告訴了自己最親密的人，想讓他也能享受到此種樂趣。結果，不到半天時間，這個消息傳遍了整個國家。正午時刻到了，大家翹首盼望着最大聲音的到來，但是迴應的卻是比平時更安靜的沉默。

故事中的臣民是一個利益的整體，只有他們共同努力才能創造出世界上最大的聲音。但是許多人同時懷有了這樣的思想：這麼多的人不缺我一個啊，我不呼喊其他人呼喊聲音仍然很大。大家就懷有了這樣的想法，最終就導致了一片沉默。這是一個最具有幽默性的結局，但這顯然不是最悲慘的結局。他們每個人都“享受”到了他們行動帶來的結果，因為都沒有呼喊，所以結果很公平。我們假想一下，如果有一半人呼喊了，而另一半人沒有呼喊。那麼結果可能會是，國王聽到了這個聲音，也許很不滿意，那麼他可能會處罰所有的國民，那麼，這對那些呼喊了的人是極其不公平的。他們呼喊了，但是他們還得承擔沒有呼喊人的罪過，這樣，將會影響到他們下次呼喊的積極性；而沒有呼喊者，他們的懲罰被呼喊者分擔以後變得輕了很多，他們會把這當成一種僥倖，甚至形成一種習慣。這樣，國王再想聽到世界上最大的聲音基本上不可能了。

免費搭車現象緣於公共物品生產和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免費搭車行為往往導致公共物品供應不足。 搭便車問題往往導致市場失靈，使市場無法達到效率。

搭便車行為妨礙市場的自動調節過程。因此，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能夠克服“搭便車”行為，這是各種意識形態的一箇中心問題。在諾思看來，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方式，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

一個擁擠的十字路口，由於沒有紅綠燈的控制，每輛車都急於通過路口，從而導致路口變得更加擁擠，每輛車都無法通過。設置一個紅綠燈的成本為50，000元，一年該路口通過100，000輛汽車，每輛汽車由於能夠順利的通過路口而節約的成本為10元。由於節約的成本1，000，000元大於50，000元，設置紅綠燈是有效率的。

市場會提供這個有效率的結果嗎，可能性比較小。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過市場交換獲得公共產品的利益這種機制失靈。對於紅綠燈提供者而言，他必須能夠把那些不付錢而享受紅綠燈的人排除在消費之外，否則他將無法彌補生產成本。而對於一個消費者而言，由於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公共產品一旦生產出來，每一個消費者都可以不支付就獲得消費的權力，每一個消費者都可以搭便車。消費者這種行為意味者生產公共產品的廠商很有可能得不到彌補生產成本的收益，在長期中，廠商不會提供這種物品，這使得公共物品很難由市場提供。

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可找到搭便車的例子，例如許多輪船公司不肯興建燈塔，他們可以獲得同樣的服務，此種搭便車問題會影響公共政策的順利制定及有效執行。

德國的高福利政策也是搭便車問題的例子，高收入者支付的高額税收對同樣享用高福利（醫療、教育）的低税收貢獻者來説是被後者“搭了順風車”。

商場的“買一贈一”是一種強制的搭便車行為，公司的高管們花股東的錢來幫自己謀取好處也是搭便車行為。

假設在一條街道有25名住户，並且本街道即將進行衞生設施改造，改造的費用為$2500。因此分攤到每個住户的改造費用為$100。雖然設施的改造 會使得所有住户都可以受益，但當費用是自願支付時，肯定會有一部分的住户拒絕交納。這部分住户盤算着其它住户會分擔改造費用，而此種衞生設施肯定會投入使用。

解決方法是使得25名相互獨立的住户作為一個整體支付這筆費用，即集體意志代表個人意志。在此情況下，住户可以通過投票決定是否進行設施改造。如果投票的結果認為應該進行改造，則所有住户都必須交納費用。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一些公共服務，如國防、公共治安等，就必須由政府組織提供。

當然，僅僅通過投票決定還沒能把問題解決。住户們還需要對費用的分攤比例進行討論，因為一種平均分配費用的原則又顯得無法公平的反映用户之間的差異。

為了迅速普及和推廣一個品牌，很多企業都選用與品牌相適應的明星來代言，這種“名人效應”從某一方面來講，也是一種“搭便車”。

TCL為了打造“ 國產手機第一品牌”的國際化形象，斥巨資1000萬元聘請“韓國第一美女”金喜善，併力邀國際級導演張藝謀擔綱廣告片的拍攝。金喜善美麗、高貴、大方，符合產品本身的特質，同時她的國際化背景和對中國年輕時尚羣體的巨大感召力也是TCL品牌可以搭便車的重要因素。在金喜善出演的TCL手機品牌形象的廣告中沒有一句台詞，金喜善只是利用自己的肢體語言和表情表達出她對TCL手機的喜愛和信賴。這部廣告片在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進行了投放，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TCL手機“中國手機新形象”的傳播語傳遍全國。應該説，邀請金喜善的策略對於迅速打響TCL手機品牌而言是正確而有效的。

在圖書市場上同樣存在搭便車的例子：比如，前幾年有一本《誰動了我的奶酪》暢銷，市面上立即出現了《我該動誰的奶酪》、《誰也不能動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風書；又如《絕對隱私》一書，跟風的“隱私”一片，脱得光光追着讓你看，哪有“隱私”可言。書倒都暢銷了，手法卻耐人尋味。

善於投機的企業總是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性坐收漁翁之利。同時也正是由於便車的便利性的存在，行業的先導者在大張旗鼓地進入某個領域的時候，也應該儘量減少投機者利用自己的宣傳聲勢所形成的便車的機會。“搭便車”與“反搭便車”的鬥爭就像一場貓與老鼠的戰爭，其中的妙義就在於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誰的手法更為天衣無縫，巧奪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