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辛與莎士比亞

《拉辛與莎士比亞》包括兩個部分內容：

第一部分寫於1823年，共分三章，分別是“為創作能使1823年觀眾感興趣的悲劇”“應該走拉辛的道路還是莎士比亞的道路”和“笑和浪漫主義”。

第二部分是1825年寫的，司湯達以古典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通信的形式，批駁法蘭西學士院對浪漫主義的攻擊。 ^[4] 

1822年7、8月間，英國潘萊劇團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亞戲劇，受到巴黎一部分觀眾和輿論界的惡意搗亂和攻擊，以致不得不停止演出。司湯達對此立即作出反應，寫出文章，這就是英國僑民辦的刊物《巴黎每月評論》同年十月號上發表的《拉辛與莎士比亞》，司湯達又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笑》，即本書第二章。第三章《浪漫主義》，應寫於此後1823年年初這一段時間，但這時《巴黎每月評論》已和另一英國刊物合併，於是司湯達將這新寫的一章連同前已發表的兩章合在一起以《拉辛與莎士比亞》為題自費出版。

浪漫主義和新的思潮日益猛烈衝擊着巴黎古典主義堡壘。法蘭西學院那部在當時享有極高權威的辭典也不能不對浪漫主義問題表明自己的態度，對浪漫主義這個新詞作出自己的解釋。法蘭西學院院士奧瑞在1824年4月24日就此向浪漫主義發起攻擊。將近一年後出版的《拉辛與莎士比亞》第二部分，便是對這位古典主義衞道士的回答。 ^[1] 

《拉辛與莎士比亞》共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為創作能使一八二三年觀眾感興趣的悲劇，應該走拉辛的道路，還是莎士比亞的道路?》主要討論三一律問題。在司湯達看來，“關於拉辛和莎士比亞的全部爭論，歸結起來就是：遵照地點整一律和時間整一律，是不是就能創作出使十九世紀觀眾深感興趣、使他們流淚、激動的劇本”。結論是不言而喻的。司湯達認定地點整一律和時間整一律只是法國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並斷言“這種整一律對於產生深刻的情緒和真正的戲劇效果，是完全不必要的。”不難發現，司湯達對三一律的看法完全來自約翰遜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雖然他對此隻字未提。他指出，地點整一律和時間整一律的理論前提，即所謂製造舞台效果的逼真幻想，本身就是錯誤的。“人們到劇院尋求的並不是完全的幻想，觀眾知道他們是坐在劇院裏，參與一件藝術作品的演出，並不是參加某一真實事件”。他甚至假設道，如果拉辛還生活在當今世界，他也不會按三一律寫作，而他按新規則創作出來的戲劇將會使觀眾淚如泉湧，而不是隻引起一點冷漠的反應。第二章《笑》是對法國喜劇的評論。在此，司湯達援引了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給“笑”所下的定義，即笑是由於出乎意料地看到我們比別人優越而產生的反應。在司湯達看來，一目瞭然和出乎意料是喜劇性的兩個基本條件，而懷有惡意的玩笑則會使喜劇的效果喪失殆盡。以此衡量，“莫里哀的喜劇浸透諷刺太多，以致往往不能提供愉快的笑的感受”，儘管拉哈潑、瑪爾蒙代等新古典主義批評家一再宣稱他是古今最偉大的喜劇家。司湯達肯定是最早使用“浪漫主義”這一術語的法國批評家，而且顯然受到意大利語拼寫方法的影響。不過，他對這一概念的解釋卻極為簡單。按他在第三章《浪漫主義》中的説法，“浪漫主義是為人民提供文學作品的藝術。這種文學作品符合當前人民的習慣和信仰，所以它們可能給人民以最大的愉快。”而“古典主義恰好相反。古典主義提供的文學是給他們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因此，凡是為當代人寫作的就是浪漫主義，不管那是什麼時代；凡是將當代人的道德習慣和宗教信仰棄置不顧，一味摹仿古人的就是古典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説，浪漫主義並不主張直接摹仿莎士比亞，“我們應該向這位偉大人物學習的是：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研究方法，和為我們同時代人創作他們所需要的悲劇的藝術。”多少令人感到驚異的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但丁和拉辛由於為同時代人寫作而被司湯達稱為“卓越的浪漫主義者”，而拜倫與席勒卻被認為缺乏浪漫主義精神。這種做法無異於亂上添亂，使得“浪漫主義”這一概念的內涵變得更加費解。

第二部分發表於1825年，是對法蘭西學院院士奧瑞的反浪漫主義言論所作的回答。從基本觀點上説，它與第一部分並無二致，只是言辭顯得更加激烈。司湯達繼續抨擊三一律和亞歷山大詩體，抨擊一味擬古的風氣，聲稱：“浪漫主義悲劇是用散文體寫的，劇中情節發展在觀眾看來經過幾個月，在一些不同的地點發生”，而亞歷山大詩體只配當作“一種掩飾愚蠢的遮羞布”。他認為：“一切偉大作家都是他們時代的浪漫主者。在他們死後一個世紀，不去睜開眼睛看，不去摹仿自然，而只知抄襲他們的人，就是古典主義者。

總之，掙脱沉重的鐐銬，為同時代人寫作，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愉快，這就是司湯達所理解的浪漫主義。 ^[7] 

《拉辛與莎士比亞》在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運動反對偽古典主義的鬥爭中發揮過較大的作用，為歐洲文學指出了現實主義的方向。又因涉及到王政復辟時期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學、藝術、美學等多方面問題，在歐洲文學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和重大的意義。 ^[3] 

司湯達（1783—1842），19世紀初法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説家。原名亨利·貝爾，生於法國東南部一個城市，祖上有幾代在本城法庭任法官，父親是王家的律師，具有濃厚的保王思想。他從小就受巴黎大革命的影響，傾向自由與革命，因此父子之間感情很不融洽。司湯達17歲離開家庭，在拿破崙軍隊裏當騎兵，不久升為軍官，參加了意大利和莫斯科的戰役。拿破崙帝國崩潰後，他從巴黎遷到意大利，在米蘭僑居了七年，研究意大利的文學藝術，寫出了《意大利繪畫史》。後又在意大利住了六年，然後休假回國。1842 年3月23日在大街上突患中風症，當晚即逝世。著有小説《紅與黑》《巴馬修道院》《意大利遺事》，文藝批評有《拉辛和莎士比亞》《意大利繪畫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