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

1783年1月23日，司湯達生於法國格勒諾布爾城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他的本名叫亨利·貝爾。他早年喪母，父親是一個有錢的律師，信仰宗教，思想保守，他是由信奉伏爾泰的外祖父教養成人的。司湯達在家庭中受到束縛和壓抑，從小就憎惡他父親。他少時興趣廣泛，酷愛數學，雅各賓黨人數學老師格羅經常向他講述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指導他學習洛克等哲學家的唯物主義學説。這些為他世界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4] 

1796年，司湯達進入格勒諾布爾中心學校學習，期間曾獲美文獎和數學首獎。

1799年，司湯達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來到巴黎，原來準備投考著名的綜合工藝學校，但為革命的形勢所鼓舞，加入了拿破崙領導的軍隊，並通過表兄達呂在軍部謀到一個職務。1800年5月司湯達投奔拿破崙軍隊，參加了著名的馬倫哥戰役，並先後在米蘭兵站、騎兵部隊任過軍曹、少尉和副官。6月初入米蘭，9月23日被任命為第六龍騎兵少尉。之後辭去軍並在米蘭定居，開始練習寫作。

1806年至1814年期間，司湯達回到巴黎隨拿破崙的軍隊轉戰歐洲大陸，在1812年從莫斯科大撤退時，他擔任後勤軍官。

1814年拿破崙下台，波旁王朝復辟。資產階級的革命派遭受鎮壓，封建的王公貴族則彈冠相慶。在這種形勢下，司湯達覺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麼”，便離開祖國，僑居意大利的米蘭。 ^[1] 

1821年回到巴黎，依舊是波旁王朝的激烈反對者。七月革命後，司湯達仍然鬱郁不得志，在教皇管轄下意大利的一個海濱小城當領事。1842年3月23日，司湯達在巴黎中風死去。 ^[4] 

1817年司湯達使用筆名M。B。A。A在意大利發表了他的處女作《意大利繪畫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湯達這個筆名，發表了遊記《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

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敗，許多愛國者身陷囹圄時，司湯達被警察當局作為燒炭黨人的同情者而驅逐出境，之後回到巴黎。

1823年到1825年，他陸續發表了許多文論，並收錄在《拉欣和莎士比亞》中。此後，司湯達開始轉入小説創作。期間在巴黎出版了《羅西尼傳》。

1827年發表了《阿爾芒斯》，1828—1829年寫就《羅馬漫步》，1829年發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

1829年司湯達開始動筆寫他的代表作《紅與黑》，並於1830年脱稿。

1832年到1842年，是司湯達最困難的時期，經濟拮据，疾病纏身，環境惡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創作時期。他寫作了長篇小説《呂西安·婁萬》（又名《紅與白》），《巴馬修道院》，長篇自傳《亨利·勃呂拉傳》，還寫了十數篇短篇小説。

1833年，司湯達再次來到意大利後，在一個朋友家的藏書室裏，發現了一批“古代的手稿”。這些手稿真實地記錄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紀的一些重大的“社會新聞”。

司湯達在閲讀之後，大感興趣，認為它們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意大利歷史的有益補充”；它們描繪了“孕育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一代天才的風土人情”，便花重金購得抄錄權，請人仔細抄錄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邊，反覆閲讀，並以部分翻譯加部分創作的手法，將這些手稿改寫成短篇小説。

司湯達在世時，曾選出《艾蕾》《維多利婭·阿柯朗波尼》（或譯作《帕利亞諾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結集出版。在司湯達去世十二年後，他的表弟整理了根據他改寫的短篇小説，並加上描寫意大利人愛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結成一集，取名為《意大利軼事》出版。 ^[1] 

1842年3月22日傍晚司湯達在巴黎街上行走時突然患腦溢血，經搶救無效，於23日清晨2時去世。而當時他手頭上還有好幾部未完成的手稿。在司湯達的墓誌銘上寫着一段話：活過、愛過、寫過。 ^[1] 

司湯達早年喪母，父親是一個富裕的律師，信仰宗教，思想保守，敵視1789年革命。司湯達生活在冰火一般的資產階級家庭關係中，深受父親和姨母的壓制和束縛，從小就憎惡自己的家庭。他只敬愛自己的外祖父，這個年老的醫生是啓蒙思想的信仰者，在法國大革命前曾到菲爾奈去拜見伏爾泰。在外祖父的影響下，司湯達從小就培養了對啓蒙思想的愛好和對文學的興趣，他很早就閲讀了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的作品，對盧梭尤為崇敬，把他視為“思想最高尚、才能最偉大的人物”。 ^[5] 

在司湯達的筆下，16世紀的意大利在社會面貌方面有三個特徵：經濟富裕、共和體制和反抗精神；16世紀的意大利人展示出追求自由的激情和追求愛情的激情；16世紀意大利在自然景物方面表現出靜謐安寧的氣質。 ^[6] 

意大利為司湯達提供了許多創作素材，但他關注最多的是16世紀的意大利。1833-1839年，他發現和收集了許多意大利16世紀的手抄本，這些手抄本大多記載的是歷代口頭相傳的故事，有16世紀的悲劇性紀事，決鬥挑戰書，毗鄰貴族間的議和協定，各種不同題材的回憶錄等等，用的文字是那不勒斯或羅馬的方言，故事結構非常簡略。《意大利遺事》中的多數中短篇小説是在這些手抄本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巴馬修道院》中故事的原型是發生在巧世紀末的《法爾奈斯望族創業史》。法布里斯入獄、公爵夫人設法營救他、越獄成功等場景可以在手抄本中找到原型。《巴馬修道院》中公爵夫人的原型是《法爾奈斯望族創業史》中的瓦諾莎夫人，她在當時的羅馬社交界居於女皇的地位，她那充滿新奇的閃耀着光彩的想法像一座可愛的火山一樣，迸發出空前未有的、最豐富最歡快的活力。 ^[6] 

司湯達運用了科學研究的方法來探討愛情，提出了一種新穎的愛情理論。如同給植物分類那樣，他把愛情分為四種類型：激情之愛、虛榮之愛、肉體之愛、趣味之愛。他用結晶這個詞來比喻愛情。他是這樣表述的：“將一根冬日脱葉的樹枝插進鹽礦荒涼的底層，二三個月之後再把它抽出來，上面就佈滿了閃閃發光的結晶，還沒有山雀爪那麼厚的最細小的樹枝都被數不清的鑽石點綴得光彩奪目，熠熠發光，原來的枝子已認不出來了。”他把愛情的產生分成七個階段，界線分明。他對美、醜、愛的相互關係解析得那樣清楚，對嫉妒、猜疑、羞怯等各種情感區分得那麼細緻，對各國社會環境對愛情的影響分析得那麼精辭，這些在他日後的創作中都得到了反映。他寫了多種多樣的愛情故事，社會內容不同，表現形式不間，結局也各不相同。

司湯達不只是分解愛情產生的過程，他對愛情本質的思考也非常深刻。他認為，愛情是人類特有的精神現象，“愛情是文明的奇蹟”。他把愛情視為一種激發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愛情在倫理學上是一切感情中最強烈的激情”。 ^[7] 

司湯達小説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多層次性，因而具有較強的現代性。例如《紅與黑》描寫了維裏耶、尚貝松、巴黎和監獄四個空間，在同一空間內根據需要處理心理時間和物理時間。

司湯達小説的另一藝術特色是深刻感受與冷峻分析的交融。聖伯夫曾指出司湯達“用兩三種思想來塑造他的人物”，這是其作冷峻分析特色的來源。當然，其主人公並非精心製作的機器人，而是有着偉大激情之人。例如小説《紅與黑》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描寫於連收到瑪蒂爾德的情書後複雜的內心活動與多變的行動，堪稱經典。這種風格背後寄託了司湯達的衝動、抱負、失望、憤怒和怨恨。

司湯達小説特別擅長心理描寫。他不是巴爾扎克式的“法國曆史的書記員”，而認為“描寫中世紀一個農奴的衣服和銅項圈，要比描寫人的心理活動來得容易”，梅里美則將司湯達稱為“人類心靈的觀察者”。司湯達以驚人的洞察力，發掘人物內心情感與理智波瀾壯闊的起伏，用心理獨自、囈語、夢境等手段揭示人物心靈宇宙的複雜性、多變性、偶然性、矛盾性與不確定性。小説結尾，於連死亡之前的遐想帶有意識流意味。主人公的心理活動還具有自我反思性：“既是在行動，又是在觀察自己的行動；既是在感覺，又是在觀察自己的感覺。”這些藝術風格，開創了文學表現的新領域。 ^[8] 

司湯達在《紅與黑》中表現了卓越的心理描寫的天才。他繼承了莎士比亞描繪“人的心靈的激盪和熱情的最精細的變化”的事業，以出色的心理小説《紅與黑》開創了歐洲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流派之一——批判現實主義的先河。司湯達亦被評論家們稱之為“偉大的心理作家”。司湯達的審美心理機制是內向型的。在哲學上，他接受的主要是孔狄亞克和愛爾維修的理論；在自然科學方面，他研究生理學，研究關於人的氣質的理論。尤其是對人的氣質的研究，引導他傾注於對人的慾望、情感產生之規律的研究，使他養成了熱衷於觀察人的心靈世界之奧秘的習慣，他曾立志做一個“人類靈魂的觀察者”。

司湯達小説中的大多主人公都是他們所處時代典型的“邊緣人”。如《阿爾芒斯》中的奧克塔夫、《紅與黑》中的於連、《巴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他們三人都是英俊少年、富於才智、對女性都具有獨特的吸引力，但他們沉湎於自我，同時又對外界十分敏感，甚至敏感過度，不管他人是否真有窺探他們內心世界的企求，他們都會迅速做出反應，並立刻將自我包裹起來，像蝸牛的觸角，一碰到什麼東西，它便躲進堅硬的殼中。 ^[9] 

司湯達筆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激情浪漫美麗善良的，儘管她們性格各異出身不同，但都贏得了讀者的喜愛。她們在追求“激情之愛”的過程中，無論是《紅與黑》中性情柔弱的德·雷納爾夫人，還是性格傲慢的瑪蒂爾德小姐；無論是《阿爾芒斯》中温順柔和的阿爾芒斯，還是《法尼娜·法尼尼》中聰明勇敢的法尼娜，都躍動着飛蛾撲火般的悲壯美。在此司湯達為讀者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人慾包含了巨大的力量，雖然“它包藏在一個硬實、堅固的軀體中，可它在那裏仍然保持着它的威力。只要碰擊一下，炸藥就會粉碎它的外殼，把死亡和毀滅散佈在周圍。”因此司湯達筆下的這些女性形象成了愛情隆重的祭品，“為愛而生、為情而活”是她們永遠逃不出的宿命。 ^[10] 

司湯達是西歐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家。司湯達之所以在文學史上擁有很高的地位，不僅在於他創作上的成就，更在於他的創作思想具有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司湯達在19世紀20年代率先提出了文學的時代性問題，同時以其卓越的反映時代的傑作，在當時反對法國古典主義的文藝鬥爭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對於人們認識瞭解和研究那個時代也具有重要價值。 ^[11] 

因為《紅與黑》《拉辛與莎士比亞》等作品的深遠影響，司湯達在法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擁有了極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但在他生活的時代，他卻是創造過作品最差銷售記錄的作家——《論愛情》在十一年間只售出了七本。直到20世紀，他才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到了21世紀，法國甚至出現了專門研究他的“司湯達學”，還創辦了季刊《司湯達俱樂部》。在美國、德國、意大利等其他國家，關於他的研究機構和羣體也在不斷湧現。 ^[6] 

“他是1815年至1830年的復辟時代的傑出的描寫者，他在《紅與黑》中，通過一個即使躋身於世界文學最著名的典型人物之列也特別突出的藝術形象一一於連·索黑爾，極為深刻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他以對現實政治關係透徹的理解、對階級鬥爭規律明智的洞察、對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悲劇命運典型化的描寫取勝，從而使他在表現復辟時期的政治階級關係這個領域，處於可以與巴爾扎克相匹敵的地位。就全部創作整體來説，巴爾扎克宏偉的《人間喜劇》無疑超過了司湯達小説創作的總和，但就單個作品來説，《紅與黑》表現社會關係的深度，塑造人物形象典型化的高度，卻是巴爾扎克《人間喜劇》中任何一部小説所未能達到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法語翻譯家柳鳴九評）

“無論從作家的情緒生活，還是從他刻畫人物的手法來看，顯然有很多的浪漫氣質。”（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系教授許光華評） ^[6] 

“他的作品是寫給未來的書簡倒更確切一些”。（前蘇聯作家高爾基評） ^[8] 

司湯達“全神貫注心理學現象，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他是心理學家，而且只是心理學家”。“他把人物心靈的默默無聞的活動揭露無遺，把他們在內在的思想用語言表達出來。他的獨白決不是喬治·桑所常有的那種抒情的狂歌似的爆發，而是藉以開展沉思默想的一問一答——短小、精悍，雖然未免有些煩瑣。”（文藝評論家勃蘭兑斯評）

司湯達是留在哲學家的書房裏“研究心靈的機械結構，為了滿足想了解這種結構的好奇心，只作有關人的純粹哲學和道德研究，把人從自然中取出，放在一邊，只對他的情感方面作簡單的觀察”因而他筆下任一人物都是“完全裝配好的智慧和情感機器”。（法國作家左拉評） ^[6]